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改变欧洲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平息后，联邦德国参与了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致使中德关系严重倒退，下降到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联邦德国在做法上与法国有所不同，它在对华施压的时候，留有一定的余地，不时向中方发出一些缓和的信号。

1989年8月的一天，我应约会见了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韩培德。韩培德大使说，他奉命向中方表示，联邦德国对保持同中国的良好关系有兴趣，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亦无意在国际上孤立中国。

9月下旬，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致电我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这虽是一份礼节性贺电，系国际通常做法，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明显是一个政治姿态。

然而，随后几年的事态发展表明，中德两国关系的恢复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而是走过了一段坎坷不平的路程。

在那段时间里，联邦德国驻华大使韩培德经常邀请我到他位于北京东直门外大街农展馆附近的大使官邸共进午餐。我一般带一位同事一起前往。我向他介绍我国国内情况，强调我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敦促德方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迈出步子。韩培德大使则着重向我介绍东欧局势和联邦德国在推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最新进展。当然，他是站在联邦德国的立场上来谈这些问题的。

从韩培德大使同我多次谈话看来，联邦德国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应对东欧剧变及其为德国统一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上。

我向韩培德大使介绍中方对东欧局势和德国统一问题的原则立场。我们尊重东欧各国人民自己所做的选择。我们主张德国统一问题应由两个德意志国家，根据两国人民的意愿，在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和欧洲和平稳定的前提下自行协商解决。

那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密切观察和跟踪研究德国统一问题的进展情况。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素以勤奋、智慧、组织纪律性强、做事认真严谨而著称于世。

公元前德国境内就居住着日耳曼人，公元9世纪，在东法兰克王国的基础上建立了早期封建国家。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德意志民族曾建立“神圣罗马帝国”，称霸欧洲，后来陷入长期的封建割据。19世纪中后期，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战胜奥地利和法国，于1871年建立了统一的德国。但是随着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其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迅速膨胀，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20世纪上半叶，它先是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战后希特勒上台，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遭到惨败。这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乃至全世界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如何彻底铲除这一战争策源地，就成为“二战”后处理德国问题最根本的出发点。

“二战”后形成的美、苏分治欧洲，北约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紧张对峙的格局，就是以德国分裂为基础的。德国的分裂已经延续了40多年。而这一格局被普遍认为是维持欧洲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前提。谁也没有怀疑过，德国的分裂是会长久持续下去的，不少人内心甚至希望德国的分裂是永久的。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全面抛弃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共领袖人物和苏共历史，在思想和政治上造成极大的混乱。自1989年夏天起，一场政治风暴来势凶猛，横扫东欧，东欧各国纷纷剧变，整个欧洲局势发生激烈的动荡。联邦德国乘东欧局势混乱之际，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推进同民主德国的统一，竟然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结束了战后长达45年的分裂状态，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局势的这一发展令人目瞪口呆，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德国分裂的结束，产生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从根本上摧毁了美、苏分治欧洲的基础。基础荡然无存，美、苏分治欧洲的格局也就随之彻底改变。

德国的统一对欧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情景，惊心动魄，至今仍一幕幕在我脑海里浮现，好像发生在不久前一样。

1989年春夏之交，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政局相继发生激变，对民主德国造成冲击。大批民主德国人逃往联邦德国，民主德国执政党和政府对局势逐渐失去控制，领导人相继更换。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在混乱中宣布开放东、西柏林之间的柏林墙和民主、联邦德国边界，使得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各政党主张推进德国统一的呼声不断出现，而且越来越高。11月17日，新任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发表声明，主张与联邦德国建立两个德国“条约共同体”。第二天，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提出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主张民主德国进行“根本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发展德国邦联结构，并通过消除欧洲分裂，使德国人民在自决情况下获得统一。当天，民主德国政府发言人迅速对此做出反应，认为科尔的计划不符合现实，德国统一问题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一个月后即12月19日至20日，科尔访问民主德国，同莫德罗举行会谈。双方商定两国将建立以经济合作为中心内容的条约共同体。民主德国方面答应从圣诞节起取消两国旅行签证，释放所有政治犯，打开东、西柏林之间的勃兰登堡门。科尔则允诺向民主德国提供100亿~150亿马克的财政和经济援助。

一个多月后即1990年2月1日，民主德国在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发生明显变化，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明确提出，德国统一已提上日程。他主张通过建立条约共同体、成立邦联、向邦联机构移交部分主权以及自由选举这四个阶段来建立邦联形式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他还主张通过签订对联邦德国和约来解决“二战”遗留问题，在形成邦联的过程中，两个德国实行“中立”。当日，科尔迅速对莫德罗提出的上述主张表示欢迎，但坚决拒绝统一后的德国实行“中立”。

2月4日，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改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该党主张建设一个具有邦联结构的联合、民主和人权的欧洲，在欧洲范围内解决德国统一问题。

2月7日，联邦德国政府向民主德国建议立即开始有关建立货币联盟和进行经济改革问题的谈判。

2月13—14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访问联邦德国。联邦德国方面表示将向民主德国提供近60亿马克的直接和间接贷款。双方决定成立专家委员会，研究建立两德货币经济联盟问题。

2月20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新议会由400名议员组成，任期四年，不设直接候选人。莫德罗在议会发表声明，主张德国统一后应实行非军事化。

3月18日，民主德国举行大选。主张尽快实现两德统一的基民盟、德社盟等组成的德国联盟获胜。这次选举结果对德国统一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4月12日，民主德国的德国联盟、自由民主联盟和社民党联合组成新政府，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出任总理。他正式提出民主德国将同联邦德国在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与联邦德国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

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对该法适用范围做出规定，明确该法“先在”联邦德国的12个州生效，并为德国其他部分加入联邦德国预留了空间，规定“本法在德国其他部分加入联邦共和国之后，也将在那里生效”。这就是说，民主德国新政府实际上主张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形式来实现统一。

4月24日，德梅齐埃总理访问联邦德国，决定两德从7月1日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经过不到20天的谈判，两国就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达成协议，并于5月18日由民主、联邦德国财政部长在波恩正式签署。这一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民主德国从此放弃经济主权，政治独立也开始丧失。

7月1日，两德货币、经济、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正式生效。民主德国马克作废，联邦德国马克成为民主德国流通货币。民主德国全面引进联邦德国的经济社会制度，联邦德国在金融、货币、财政和信贷等方面的法律规定适用于民主德国。同时，取消两德之间的边界。(www.xing528.com)

7月23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民主德国将根据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联邦德国。

8月31日，联邦德国内政部长和民主德国国务秘书签署两德第二个“国家条约”，即“统一条约”。这一条约规定，民主德国取消现有的14个行政专区，恢复1952年7月进行行政区域改革前的5个州建制，这5个州按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集体加入联邦德国，统一后使用联邦德国目前的国名、国旗、国歌，首都设在柏林。

9月20日前后，民主德国议会和联邦德国议会两院先后通过“统一条约”。

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德国实现统一。

东欧局势的剧变为德国统一创造了条件。而德国统一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形式实现，关键在于1990年3月18日的大选。在大选中，力主尽快实现统一、全面引进联邦德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民主德国基民盟、德社盟等组成的德国联盟得到联邦德国的全力支持，科尔曾六次去民主德国为其竞选助威。结果德国联盟在议会取得优势，它同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上台执政。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们上台后先于5月18日同联邦德国签署建立货币经济社会联盟的第一个“国家条约”，全面放弃民主德国的经济主权，采用联邦德国的经济制度，继而于8月31日同联邦德国签署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全面接受联邦德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加入了联邦德国。

1989年11月28日，科尔提出统一德国的十点计划后，苏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不是现实的问题”。12月6日，戈尔巴乔夫同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基辅会晤时强调“必须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现实”。但随着民主德国局势的变化，戈尔巴乔夫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特别是争取联邦德国的财政经济援助，在德国统一问题上迅速改变了立场。1990年1月29日至30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莫德罗访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戈尔巴乔夫表示，德国统一问题无疑已列入欧洲议事日程上。莫德罗访苏回国后，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变化，随即提出通过四个阶段建立邦联形式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方案。当年2月10日至11日，科尔访苏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戈尔巴乔夫表示，必须由德国人自己解决统一问题，包括统一的时间、速度、条件以及统一后的国家形式等，苏联将尊重德国人的决定。

这段时间，苏联仍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应实行中立。苏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于2月2日建议就德国统一问题在国际上举行公民投票。但到4月6日他访问美国时，不再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实行中立，但仍坚决反对德国统一后留在北约。戈尔巴乔夫4月10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赫德时仍坚持这一立场。

6月21日，联邦德国政府宣布为向苏联提供50亿德国马克银行贷款提供担保。7月15日至16日，科尔访苏，苏联方面则同意德国统一后立即取得完全的不加限制的主权，并可自由决定归属哪个联盟。换句话说，苏不再反对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

9月10日，联邦德国同苏联就解决德苏之间由于两德统一和民主德国引进联邦德国马克而产生的经济负担问题达成一致。根据协议，联邦德国同意向苏提供120亿德国马克以补偿苏军在德驻留费用和30亿德国马克的直接财政援助，民主德国向苏提供价值25亿德国马克的农产品等。

美国并不希望德国统一，但在德国统一的趋势不可阻挡时，它就顺水推舟，转而采取支持的态度。

在美国看来，以联邦德国兼并民主德国的方式实现德国的统一，符合美国瓦解华约、削弱苏联的战略目标，因此它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留在北约。1989年11月29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对科尔“十点计划”表示支持，同时提出，不应以中立换取统一，德国必须继续作为北约和欧共体的成员。

法英两国表面上支持德国统一，但实际上坚决反对，并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法国对德国统一提出先决条件，密特朗总统先后访问苏联基辅和民主德国，企图联合苏联和民主德国来牵制联邦德国，但未能奏效。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科尔提出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后的第二天就迅速表示，德国统一问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2月10日她又提出，德国统一问题应在欧安会三十五国范围内讨论和磋商，协商对象包括美、苏、英、法四大国，北约成员国和欧共体十二国，试图以此来加以阻挠和拖延。2月25日，她更明确表示，英国反对德国匆忙统一。

事后她在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一书中毫不掩饰她坚决反对德国统一的强硬立场。她认为，统一的德国是如此强大和具有压倒优势，以至于不会安分守己地置于一个欧洲新架构之中，这将使原已不稳定的欧洲大陆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她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她如何为阻止德国统一而竭尽全力，然而最终却发现英国已无能为力。她说，当时，她所推行的对德政策是旨在鼓励民主德国发展民主的同时拖延其与联邦德国的统一，但她不得不承认，她的这一政策遭到了“惨败”，这使她深感惋惜。她在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谈到她在80年代初会见戈尔巴乔夫后，敏锐地感到此人“值得信赖”，“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她据此向其他西方领导人发出信号。后来，戈尔巴乔夫当上了苏共总书记，苏联垮台了，这其中也有她的一份功劳。然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也正是戈尔巴乔夫的退让，导致了德国的统一，而这又使英国对德政策遭到失败。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就是生活本身。1996年我在担任驻英大使期间，有一次撒切尔夫人向我详细谈了这段历史，她对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放弃民主德国，把民主德国拱手相让，仍然不能理解。

鉴于民主德国局势的演变，联邦德国全力推进统一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而苏、美态度发生变化，英、法虽然反对德国统一，但已无可奈何。

1990年2月13日，苏美英法四国同民主、联邦德国外长制订出一个“二加四方案”，即先由两德商讨有关统一的法律、经济和政治问题；再由两德外长同四国外长讨论与德国统一有关的外部问题，包括德国统一后的联盟归属、四大国权利、柏林地位和战后边界问题。经过多次反复磋商和紧张的双边和多边会谈，1990年9月12日，“二加四”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这一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六点：一是确定德国现有边界的最终性并据此缔结德国波兰边界条约；二是德国申明奉行和平政策，保证不染指核和生化武器，在四年内把军队裁减至37万；三是规定苏军在1994年底前撤出民主德国地区，苏军撤出后，隶属北约的德国部队可进驻；四是美、英、法军“应德国邀请”在柏林保持现有驻军数量；五是统一后的德国可自由结盟；六是四大国结束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对内对外享有完全主权。

德国统一的最后一道障碍是要克服欧共体的抵制。欧共体其他国家对德国统一的态度同英、法相似，它们都惧怕德国统一。它们对“二加四”方案将自己排除在外非常不满，但是它们又不能不顾及今后同德国的关系。因而它们主张加速欧共体一体化建设，试图通过深化欧共体一体化对德国加以制约。

联邦德国为减少欧共体的阻挠，曾一再推迟同欧共体讨论德国统一问题。后来在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统一已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情况下才同意同欧共体进行讨论。联邦德国重申统一后留在北约，承认战后德国边界，并提出加速欧共体一体化建设来争取法国的赞成。

1990年4月28日的欧共体首脑会议表示，“无保留地”支持和赞成德国统一，批准分阶段接纳民主德国的计划。

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45年的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实现了重新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人口达8250万，面积为35.7万平方公里，国内生产总值1.5万亿美元，成为欧洲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政治版图，已经并将继续对欧洲局势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盟内部的主导力量，法国和英国的地位和作用随之下降。德、法、英三者的相互关系也因此发生变化。欧洲其他国家为此而相应调整自己的政策。法国总统密特朗预言说，欧洲从此将进入一个“不乏冲突、斗争和误解”的新纪元。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设想，今后英、法应该加强联合，以制衡德国的影响。她还提出，法国政治家们应该认识到，任何稳定的欧洲力量对比都需要有美国在欧洲的长久存在。我们看到，德国统一近20年后的2009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改变戴高乐将军在20世纪60年代所做出的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的决策，决定重返北约，向美国靠拢。法国这一重大政策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统一后的德国变得日益强大，法国已经深深感到仅仅依靠深化欧盟的一体化来牵制德国已远远不够，而需要采取新的战略，这就是借重美国，通过北约的机制来对德国加以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