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挑战、机遇与发展

香港回归祖国后不久，先是遇上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继而出现禽流感和“非典”疫情，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困难时期，到2003年下半年才逐渐复苏，随后连续四年多经济实现持续增长。2005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达到13820.5亿港元，首次超过1997年回归时的13445.5亿港元的水平；香港进出口总额则大大超过1997年的3.071万亿港元水平；同年年底，香港股市总市值则为1997年年底3.2026万亿港元的两倍多，达8.1799万亿港元；失业率从2003的8.6%下降到2006年年底的4.8%；香港特区政府2005年/2006年和2006年/2007年两个财政年度连续出现盈余，扭转了在此之前连续五个年度出现财政赤字的严峻局面，香港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自2008年起，香港又接连受到全球金融海啸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给予香港强有力的支持，再加上此时香港同祖国内地经贸关系更趋紧密，它受这次长达数年的危机冲击的程度得以大大减缓，香港银行体系完好无损。香港经济在2009年虽然下滑，但到2010年和2011年分别实现了6.8%和5%的增长。2011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达1.9507万亿港元，约合2429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46%；外贸总额达9161亿美元，为1997年的2.5倍；同年年底股市总市值达17.5万亿港元，为1997年底的五倍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地位不仅得到巩固，而且得到大大增强。

然而，我在香港工作的五年，正值香港经济处于困难的阶段。造成那几年香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周期性的影响，也有它内部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

香港系外向型经济。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1年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明显放缓，都对香港产生了重大冲击。当时香港对美国、日本和欧盟整体货物出口占香港出口总额的40%以上，世界主要市场进口需求减弱，直接影响到香港出口贸易。而进出口贸易的减少又波及航运、金融服务以及市场推广等相关服务业的需求。世界主要金融市场下挫，也带动香港股市大幅下滑，既影响在香港的投资和融资，也影响本地消费者信心。

房地产是香港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房地产业、金融和进出口贸易三大块占本地生产总值的85%以上，香港银行贷款的60%都与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有关。回归前港英当局奉行“高地价、高工资、高通胀”政策，导致楼价飙升。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房地产业泡沫一下子破灭，楼价大跌，累及金融、证券及其他相关行业。房地产业泡沫破裂使私人住宅市场市值缩水约2万亿港元，2000年楼宇价格与1997年高峰相比暴跌约60%。据统计，约有20万户中产阶级变成“负资产”，被迫进行个人债务重组，地产商也减少了投资，严重抑制了投资和消费。卖地收入一直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现在也严重萎缩，直接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高失业率与职位空缺并存。发展知识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匮乏，而低技术劳工严重过剩，他们也难以向其他领域转移。据普查资料显示，香港15岁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专科以上教育的为16.4%，与周边发达城市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

营商成本偏高，生产要素价格调整困难。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的营商成本有所下调，但与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仍明显偏高。香港的劳动工资水平比新加坡和台湾高20%，写字楼租金仅次于东京，香港的集装箱处理费用比我国内地港口高30%~40%，空运货物处理费为世界之最。这些因素直接削弱了香港的竞争力。香港金融服务业后勤部门纷纷内迁，汇丰、渣打、恒生、东亚等外资、华资银行的会计结算中心或电脑支援系统，陆续迁往我国内地的深圳、广州等地。

外部的周期性影响与内部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交织在一起，拖慢了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增加了转型的困难；而内部经济结构转型的缓慢，又加剧了外部因素的负面影响。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以后，很快意识到香港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推动香港经济转型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

首先是明确香港的定位和经济转型的方向。董建华行政长官在2001年施政报告中提出，香港的定位是背靠内地，面向全球，作为我国一个主要城市和亚洲的国际都会，提供高增值的服务。关于香港的前进方向，就是在原有基础上巩固自己的强项，同时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推动新的增长。财政司长梁锦松在2002/2003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中提出，香港应发展的主要领域是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支援服务。

特区政府主张积极发展物流业，支持中小企业，提倡科技创新。在2001年的施政报告中，董建华提出成立物流发展督导委员会和物流发展局，负责制订香港发展物流的政策和整体计划。

香港中小企业是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其数量平均占各行业的98%以上，吸收的就业人数较多、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较大。特区政府专门设立了基金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了缓解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提出建造8.5万个单位的房屋政策。

高素质人才是香港经济转型和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为使香港拥有充足的人才，特区政府在加强教育和引进人才两个方面做了工作，并提出要在学校要加强母语教育。

科技创新不仅对提升香港现有优势行业具有推动作用，而且对发展新兴工业也具有重大意义。特区政府采取多项措施支持创新科技的发展，包括建立基金、设立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和应用科技研究院，推动工业界运用高科技提升产品附加值，支持企业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兴建“数码港”和科学园，完善香港的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设立“创业板”，为高科技企业增加了融资渠道。

董建华和特区政府提出的上述设想和政策为香港经济转型指出了方向，并且为推动这些设想和政策的落实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特区政府提出的政策主张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但是由于香港刚回归祖国不久，经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有些人把经济和民生问题政治化，不断制造事端，动辄示威游行，甚至采取过激行动，政治斗争接连不断。特区政府不得不分散精力，加以应对。特别是过去港英时期推行的市场主导、政府对经济活动采取积极的不干预主义，在不少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影响很大。其实，欧美国家政府在经济上不外乎实行干预和自由主义这两种基本政策，它们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两手或交替使用，各有侧重，或同时并用。但有的人却把港英统治时一段时期推行的积极不干预奉为圣明，对董建华新的施政理念，有的暗中进行消极抵制，有的公开口诛笔伐，几乎每项重大政策都引起无休止的争论。结果，董建华推行新政遇到重重阻力，步履维艰。

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如何恢复和发展经济，采取什么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这是由香港自己决定的事。与此同时，为了帮助香港克服困难，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给予了全力支持。

在香港回归祖国当天，钱其琛副总理代表中央政府将净值1971亿港元的土地基金移交给特区政府，增加了特区的财政储备，增强了市场对港元的信心。在亚洲金融风暴袭来的时候，国际炒家狙击港元，香港金融体系面临威胁。中央政府多次郑重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坚决支持维护港元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中央做出人民币不贬值这一决定，其重要考虑之一，就是为了维护港元的稳定。1998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特区政府最终动用上千亿港元干预股市成功击退炒家，稳定了香港金融市场。

内地在香港的企业是香港经济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亚洲金融危机后，内地在港企业纷纷把注意力转向内地，来内地发展业务急剧增多，这对发展壮大这些企业的实力是有利的，但也对香港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中联办及时将这一情况向中央反映，中央领导十分重视，态度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引导和鼓励这些企业继续立足香港，增加对香港的投资。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就着手研究并于2001年6月正式启动了建立内地同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的进程。2003年中央有关部门同香港签订了协议，在此之后又签订了8份补充协议。这些协议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便利化等。自这些协议生效以来，香港原产地的产品进入内地享受零关税待遇，内地对香港采取了30多项有关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对香港经济起了拉动作用。

自2001年12月起，内地取消了赴港旅游配额，并于2003年7月开始实施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政策，内地以个人身份赴港旅游的游客逐年上升。2006年内地访港游客达1359万人次，占当年访港游客总数的53.8%。2012年内地访港游客上升到3491万人次，占整体访港游客的72%。这对活跃香港的酒店餐饮和零售业以及增加香港的就业都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后来，中央政府又在支持广东同香港进行跨境基建合作和加强内地同香港金融合作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2009年初，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把粤港合作确定为国家政策。2010年4月，广东同香港正式签订《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达成共识，要建设以香港金融体系为龙头的金融合作区，把粤港打造成世界级的新经济区域和城市群。这将使双方从过去简单的“前店后厂”的制造业合作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面合作转变。为了加强内地同香港的金融合作，推动内地金融改革和发展，并为香港金融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中央政府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鼓励内地有条件的企业到香港上市筹资；二是允许香港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这些措施对于巩固和加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香港岛最核心地段中环的高楼大厦中间，矗立着一幢形似直角三角形的独特高大建筑，直冲云霄。这是当时港岛最高的一幢建筑，是由世界著名华裔设计大师贝聿铭亲自设计的，建成后广受赞誉，成为港岛一幢标志性建筑。从这幢大厦的第70层观景台可以全方位俯瞰整个港岛和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这幢大楼就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部所在地，而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是内地在香港最大的一家金融机构，可谓“龙头老大”。

我国内地在香港的企业除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之外，还有一大批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企业。既有中央有关部委所属的大型骨干企业，也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香港设立的地方窗口公司。前者包括隶属外经贸部的华润集团、交通部管辖下的招商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属下的香港中国旅行社、建设部属下的中国海外等；后者包括北京市直接领导的北京控股、上海市所属的上海实业集团、广东省领导的粤海集团、深圳市所属的深业集团等。这些企业都是经过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至1999年底，企业总数约有2000家，总资产约为1.7万亿港元。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从经济实力看，这些企业都是我国内地在海外的一支最大的国有企业群体。

这些企业经营的范围很广，涉及香港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许多领域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资银行吸纳存款和发放贷款约占当地的20%左右；中资航运、保险、旅游业约占当地同行业业务量的25%左右；建筑业约占15%；中资企业提供鸡、肉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量占当地总供应量的70%以上；在香港注册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约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25%。这些中资企业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约9万个。

在港中资企业不仅是香港经济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为祖国内地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招商、中银、华润、中旅、中保等企业为冲破西方对我国的经济封锁禁运，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开拓香港市场和国际市场，有力地支持了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港中资企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它们为内地引进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它们还在内地开展了许多重大的项目，例如：招商局集团投资深圳蛇口工业区，中旅集团投资建立深圳华侨城，华润投资电厂项目，中信和上实投资上海和江苏的大量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重大项目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些原来在港从事外贸进出口代理业务的中资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步开始在内地投资实业，自己开拓货源，努力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然而，1997年下半年，当人们还继续沉浸在香港回归祖国带来的兴奋和喜悦的时候，亚洲金融风暴突然袭来，香港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内地在港企业也未能幸免，纷纷陷入了困境。

香港银行界纷纷全面收紧对中资企业的信贷，大举追讨债务。中资银行由于收不回放出的贷款，坏账骤增，不得不加撇坏账，增加拨备。而一些负债率较多的在港非金融类企业很快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这些企业有的在建立之初投入资金就不多；有的风险意识不足，凭借其政府背景，在八九十年代利用向银行借贷，大肆扩张；也有的用借来的钱按其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投入内地基础设施建设，自身长期处于负债运营状态；有的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投资后没有回报，却继续盲目发展；有的内部管理不严，监管不力，下面设立一层又一层的子公司、孙子公司，下面究竟有多少“子子孙孙”竟是一笔糊涂账，个别企业内部管理混乱，甚至滋生腐败。而内地主管部门和投资主体鞭长莫及，对其在港企业的投资、经营、财务等状况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管。当亚洲金融风暴突然袭来之时，不少企业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上述这些长时间隐藏着的深层次问题就陆续浮出水面，暴露出来。

通过与在港中资企业负责人的接触和往来，我增加了对他们的了解。这些企业负责人在外界看来是多么风光，其实，他们像各行各业担负一定责任的同志一样，也有自己的酸甜苦辣。他们肩负的担子并不比我们这些在政府行政部门工作的同志轻松。他们掌握着巨额国有资产，这些资产都是祖国人民的血汗钱。世界经济形势变幻莫测，科技进步又日新月异，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国有资产的安全运行和保值增值，这并不容易。作为大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他们不仅要有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要有国际视野，有胆有识，而且要有坚定的意志，抵制住各种诱惑。在香港这样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稍有不慎，就会坠入陷阱。在这样的环境里，许多中资企业负责人没有辜负上级部门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很好地履行了职责，完成了任务，但有些人却不慎失足落水，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后弄得身败名裂。(www.xing528.com)

联系和协助管理在港中资企业是中联办的职责之一。中联办同内地在港中资企业的关系是“联系和协助管理”。内地投资主体对在港中资企业负有主要管理责任，我们中联办对它们只是负责联系和协助管理，这就是我们职责的定位。我们中联办先是由乌兰木伦同志，后来由刘山在同志分管经济工作。他们两位都曾担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熟悉经济工作。他们经常深入在港中资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对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中资企业的影响、中资企业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及时向北京做了汇报。

中央对在港中资企业非常重视和关心。1998年，国家计委和港澳办组织专门小组对在港21家重点中资企业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朱镕基总理多次亲自听取在港中资企业状况的汇报，主持制定帮助在港中资企业摆脱困难的方针和政策。

国务院根据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关于政企分开的决定，组织实施了对在港中资企业的清理整顿工作和党政机关同在港企业脱钩的工作，并且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帮助在港中资企业渡过难关。

中央对在港中资企业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做法。

首先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清理整顿。要求各个企业清产核资，摸清家底；实行内地常派驻港员工的正常轮换，调整领导班子；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案件；撤销未经批准而长期经营混乱的企业，调整有关企业的不合理项目等。

其次是推动企业改革，建章立制。将在港企业同它原先所隶属的内地党政机关完全脱钩，使企业能自主经营；理顺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关系；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管理，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各项规章制度。

此外，还采取破产、重组、变卖资产、注资等一系列措施帮助企业缓解困难，渡过难关。

在中央的关心和指导下，经过内地投资主体及其在港企业历时几年的共同努力，在港中资企业的清理整顿和企业改革工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此同时，企业也逐渐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原来经营稳健的中银、华润、中保、中信、上海实业等集团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一度受债务困扰的招商、中旅、中航、有色控股、光大等集团基本走出了困境，航天科技、三湘、越秀、深业等公司的债务问题得到了缓解，粤海等公司的重组工作也基本完成。

后来，在港中资企业又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不仅完全摆脱了困境，重新走上更加健康扎实的轨道上来，而且企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与2008年开始的至今尚未完全结束的国际金融危机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然而驻港中资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却远远低于亚洲金融风暴，驻港中资企业经过前些年的治理和改革，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得到了切实的增强，这不能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7年和2012年，我和乌兰木伦、刘山在同志都两次应邀去香港参加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和15周年的活动。我们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驻港中资企业在亚洲金融风暴后走过的那段艰难的历程，同时也兴奋地看到中资企业这些年来的迅猛发展。

如今，在港中资企业与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到2012年上半年，它们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加，已从1999年的约2000家，猛增五成，达3000多家；而且资产质量明显改善，资产规模迅速扩大，资产总量已从约1.7万亿港元增长到约10万亿港元。中资企业在银行、保险、旅游、建筑、航运等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继续得到巩固和扩大；在香港股市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截至2012年5月底，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已增加到697家，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的45.9%，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比重已从1999年的约25%升到58.7%。驻港中资企业不仅为香港的繁荣稳定，而且为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做出越来越重要的贡献。

我在香港工作期间，在同许多香港政界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的交谈中，对方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是香港经济地位的变化和今后发展的方向。他们看到香港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而内地沿海城市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上海金融业的发展，担心香港在经济上被边缘化，被上海所取代。2002年9月我离港回北京后，有些香港朋友继续同我保持联系，在谈话中他们也不时提到类似的问题，流露出他们的焦虑和担忧。

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根据。我国内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已经并将继续对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贸关系、香港的经济地位与作用以及香港自身经济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过去三十多年，香港同欧、美、日、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相比，经济增长是不错的，它不仅高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而且远远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经济体的平均增长速度。但与祖国内地相比，相形之下，它的经济增长则显得比较缓慢。

经过多年的此消彼长，香港的经济总量在祖国内地整体经济中的分量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1990年香港本地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内地的21%，1997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6.7%，随后一路下滑，2001年为13.1%，2011年为3.2%，2014年为2.8%。短短24年，香港经济总量从相当于内地的21%，骤然下降到不足3%。香港回归祖国时，它的经济总量远远超过内地任何一个省和直辖市，它是佼佼者。然而随后十来年，内地有些省、直辖市后来居上，纷纷赶上和超越了香港。广东省经济总量2009年为香港的1.7倍，2014年为香港的3.7倍。2009年上海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香港，到2014年则相当于香港的1.3倍。

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主要依赖于内地的转口贸易。过去，内地对海外贸易大部分通过香港转口。但随着内地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内地大型港口建设的进展和港口远洋航线的增加，有相当部分的进出口由内地港口直接进行，不再需要经过香港。内地同台湾地区的贸易原先大多经香港转口，随着内地同台湾地区直接通航、通邮、通商等“三通”的实现，内地同台湾地区的贸易也不再绕道香港。这样，内地经香港转口贸易的比重自然就大幅下降。1997年，内地经香港转口的进出口贸易占内地对外贸易总额的44%，到2001年，这一比重下降到31%，2014年进一步下降到11.4%。

香港过去几乎是我国吸收外资和融资的唯一渠道。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外资全都通过香港进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的扩展，我国内地企业去伦敦、纽约等地上市，我国企业在国际上融资渠道增多，有些外国资本也不再通过香港，而是直接来内地投资。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至1995年底，我国内地累计实际吸收外资1350亿美元，其中来自或通过香港进入内地的外资为778亿美元，占57.6%。从改革开放起至2000年底，我国内地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486亿美元，其中来自或通过香港进入内地的外资为1700亿美元，约占50%。从改革开放起至2008年底，我国内地总共累计实际吸收境外直接投资为7893亿美元，其中来自或通过香港进入内地的外资约3000亿美元，约占38%。自1978年至2014年底，我国内地累计实际利用外资1.42万亿美元，其中来自或通过香港进入内地的外资为7459亿美元，约占52%。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不再通过香港而是直接来中国内地投资的外资的比重近些年来虽有波动，但总的来说是有所上升的。香港已由我国内地吸收外资和融资的唯一渠道变为主要渠道。

面对这种形势，有些人对香港经济发展前景丧失信心。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悲观，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香港仍然有它独特的优势，还是大有可为的。我向香港朋友谈了我的看法。

第一，香港的经济基础是稳固的。香港实行简单、低税率的税收制度；港币可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香港，不受限制；贸易自由，没有关税壁垒，除对烟、酒、汽油征税外，其他商品进出口都不征税；香港现代服务业发达；香港具有完善的市场规则、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国际营销网络。这些都是大型跨国公司选择香港作为地区总部的重要原因。在相当长时间里，香港这一独特优势是我国内地城市所难以取代的。

第二，虽然经过香港转口的进出口贸易占国家总体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在下降，但由于国家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总量不断扩大，“蛋糕越做越大”，经过香港转口的进出口贸易的绝对值不但没有减少，而是不断增加。

第三，香港仍是内地吸收外资和融资的主要渠道。至2013年底，香港认可机构对内地的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贷款总额达2.276万亿港元。据证交所统计，1993—2014年在港中资企业在香港股市集资达4000亿美元，内地国有企业2014年在香港股市集资1950亿港元。

我同内地许多省市领导同志接触时，经常询问了解在他们省市引进外资中，香港处于什么位置，了解的结果有些出乎我的预料，不仅在广东引进外资中占第一位的是香港，而且在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河南、河北、湖南等许多省市，引进外资累计数占第一位的还是来自或通过香港。

第四，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为香港带来巨大的机遇。我国改革开放经过建立经济特区和加入世贸组织这两个阶段后，现在正开始第三个阶段，即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的开放战略。这“一带一路”战略涉及65个国家。这一战略构想正逐步落实。我国正加快同有关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互联互通，设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支持和鼓励有实力的内地企业走出国门去海外投资发展，推动优势产业和过剩产能“走出去”。香港对内地和国际市场都比较熟悉，有国际经营的经验，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国家新一轮开放战略将为香港提供新的重大机遇。

第五，香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可以发挥它独特的作用。早在2004年中央就指定香港作为第一个开展人民币业务的离岸市场。至2015年初，境外人民币存款余额约有2万亿元，其中在香港的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超过1万亿元。目前香港已成为境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2014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同香港股票交易所的“沪港通”开始落实，国际投资者可在港交所购买基本上不对外开放的上海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内地投资者也可在上海证交所买入香港上市的股票；以后还要落实“深港通”。这些重大举措既有利于支持和配合内地人民币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又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主要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上海同香港不是对手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国家发展的大战略中，双方都有发挥自身作用的广阔空间。按照规划，上海将于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后，不会削弱更不会取香港而代之。香港还可以继续发挥它的独特作用。中国这么大，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也是需要的，正如美国除纽约外，还有芝加哥，欧洲除伦敦外，还有法兰克福、苏黎世一样。

香港过去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现在和将来，它还将继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香港仍将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连接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以及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渠道。香港在经济上不会被边缘化，只要香港把自己的独特优势充分发挥好，不断加强和深化同内地的合作，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当然，决定香港经济未来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香港能否加快自身经济转型，把自己的发展放在国家大战略中去考虑，积极主动配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近年来，随着香港经济的较快增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的巩固和提升，香港朋友原先这方面的担忧已有所减少，这是令人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