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的马仔：审判大汉奸

远在河内的汪精卫随即呼应，赞成日本的主张，于12月29日发表致蒋介石和国民党执监委的一封信，用电报形式发表，由此，称为“艳电”，因29日的韵目代日为“艳”而来。汪精卫的“艳电”主要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经济提携，共同防共。汪精卫将“艳电”稿交给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到香港，由顾孟余审阅后，再交林柏生在《南华日报》上发表。

顾孟余属于汪派核心骨干分子，曾经担任伪铁道部部长，1938年3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伪中宣部部长，但没有到任，长期滞留在港，因此，部长一职由副部长周佛海暂代。

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携电稿去见顾孟余。顾孟余看后认为：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此电绝不能发！陈公博表示发不发无所谓。而周佛海则主张立即见报，说不能因为一个部长的反对就不发，部长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当过部长。

就这样，汪精卫臭名昭著的“艳电”，终于通过林柏生拍板，在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发表。

由于顾孟余的反对，电稿推迟发表一天。这时，林柏生等不及了，力排众议，说：“汪先生此电是指定交给我发的，你们如果不同意，我也要负责发出，你们无权反对。”

“艳电”全文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政府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倭国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政府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倭国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倭国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倭国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倭国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倭国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倭国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倭国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倭国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汪精卫“艳电”发表后，传到重庆，可以想见，抗战之际，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不应该发表这种破坏国策、破坏抗战、媚日求和、助长敌人气焰的不当言论，激起了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群情激愤，一致声讨。

1939年1月2日，重庆及香港《大公报》上刊登了《中国国民党开除汪兆铭党籍决议文》。很快，军统头子戴笠亲赴香港，设法威胁汪精卫在港的追随者，防止他们继续从事破坏抗战的言行。戴笠亲自打电话要求和林柏生谈谈，威胁林柏生：“最近看到你写了很多和平论的东西，和重庆对立，可不可以到我们所属的阵营里来作宣传呢？攻击的文章可不可以停止呢？”(www.xing528.com)

林柏生已下定决心跟随汪精卫走与日和平的道路，认为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言论自由，港英当局对华人带枪限制极严，重庆特工即使有枪，也不敢乱来，即便开枪，动静太大，杀手亦难逃掉。因此，林柏生对戴笠的威胁置之不理。

港英当局对军统的活动也严加防范。1月17日，香港英国皇家警察厅政治部部长通知林柏生下午3点前去谈话。这天中午，陈璧君在九龙汉口道26号私宅请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吃饭。饭后，林柏生如约前往警察局。

下午3时整，林柏生与警察厅政治部部长会面。部长说：“我们得到线报，重庆特务想暗杀你！你要提高警惕，注意不要出事情。”并说：“防范暗杀，不能不讲究一点防御的方法。你要是写封信到警察厅来备案，我们可以允许你携带手枪防身。”

林柏生说自己不会打枪，因此也不需要配枪。

就在回去的途中，林柏生果然出事了，遭到两名大汉的突然袭击。那么，林柏生有没有被打死或打残呢？

幸亏林柏生头上戴着软质薄绒礼帽，被打而形成的伤口不深，但也住了数月的医院才痊愈，头上落了个大疤痕。这也算作是有功的资本和标志。就是这个“光荣”的疤痕，令他在汪精卫的“公馆派”中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和陈春圃等人，成为汪精卫集团投敌的八个“首义”分子之一。

再说那个被逮到的凶手陈林，被港方判处十五年监禁，但在监牢里被流氓打死了。军统由此摆脱了干系。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林柏生是什么来历，他跟汪精卫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为了汪精卫“艳电”的发表竟然死心塌地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林柏生，号石泉，1902年出生在广东信宜县一个南洋华侨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华侨出资办的岭南中学，1922年秋考入岭南大学。该校是一所开明、进步的学校，曾得到孙中山的大力支持。在校内，林柏生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思想十分激进，常在同学之中发表演说，讴歌革命，成为学校里一名激进的学生。

1923年初，孙中山重返广州就任大元帅，羊城的革命空气甚浓，岭南大学深受其影响闹起了学潮，林柏生亦积极参加罢课活动，但为校方所不容，被开除出校。林柏生离开岭南大学后，执教于广州执信中学，任训育主任。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次年7月又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林柏生由执信中学校长曾醒引荐，任汪精卫秘书，时年23岁。曾醒何许人也？她的丈夫是福州方家的方声濂，婚后不久病逝，曾醒因而守寡，并随方家的方君瑛、方声涛、方声洞兄妹赴日留学，后加入同盟会，曾随汪精卫等到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辛亥革命后随汪精卫、陈璧君一起留学法国，回国后第一个提出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的新学制，并一直沿用到现在。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由曾醒推荐，林柏生从此追随汪精卫，成为汪的亲信。

1925年9月，林柏生由汪精卫保荐，偕新婚妻子徐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著名的共产党人王明、张闻天等是同学；并与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被指定为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络人。一年之后，林柏生离苏返穗，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是汪精卫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

林柏生

1927年，汪精卫在与蒋介石争权夺利中失败，被迫“引退”并去了法国，林柏生亦随同前往。在旅法期间，林柏生创办《留欧通讯》杂志，这是他办刊物之始，成为汪派喉舌。

1929年冬，林柏生又被汪精卫调到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2月，又创办《南华日报》，自任社长。1929年至1931年间，汪精卫多次联合国民党内各反蒋派系与南京蒋介石集团争夺权力，林柏生不遗余力地为汪精卫的反蒋活动大造舆论，扩大其政治影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为了控制舆论，汪精卫创办《中华日报》，指定林柏生当社长。由此，林柏生也当上了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