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西之间接触的不断深化,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西方的政治制度,其中以王韬、郑观应、郭嵩焘、薛福成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成为早期维新派,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思想的萌芽。
王韬曾游历英、法、俄等国,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思想,主张减轻商税。更为重要的是,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是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较大。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据学者罗香林考证,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受王韬影响是极可能的事。王韬无疑是中国变法维新思想的先行者,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他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政论的最高成就。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热忱的爱国者。1870年至1880年,他写成了《易言》一书,书中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提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工商业,促使中国富强的具体措施。他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封建专制制度改造为“君民共主”政治制度,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度。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认为“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他否定中英《南京条约》中的协定关税条款,要求以国际公法为准绳,争国家之主权。(www.xing528.com)
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早在洋务运动期间就以“对洋务颇有见地”而闻名。1859年,郭嵩焘将多年来对西方事务的思考具疏上奏,认为要“制御远夷”,首先要了解外国情况,建议从广东、上海、恰克图、库伦等地选派通晓外国语言的人才入京转相传司,并在天津设局,仿制西式战舰以制夷。1875年,他将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1876年,郭嵩焘被任命为晚清第一位驻英大使,身在异域多次上书李鸿章,认为西方富强之根本在政治制度,然而不被李鸿章接纳。1877年8月,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翌年,即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思想开放的郭嵩焘由于与副使刘锡鸿矛盾重重,最后被召回,其出使日记《使西纪程》被焚毁,以后仕途没落,成了悲剧性的先觉者。
薛福成是从“师夷长技”到全面师法西方的思想演变者。1881年,薛福成署直隶宣化府,写下了《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提出了对未来北洋海军的构想,李鸿章就是根据他的设想来建立北洋海军的。1889年出任驻外使节,详细地研究了欧洲的政治、军事、教育、法律、财经等制度,开阔了视野。1875年,因读到新帝即位后向天下求言的诏书,兴奋异常,挥毫写下了《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万余言,其中提出应努力改善外交,将国际公法、中外条约刊发各州县。1892年,与英国就滇缅边界划分和通商条约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由于薛福成援引国际公约,刚柔并用,英国终于同意签订《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中国收回了滇边部分领土和权益。薛福成还以国际公法为依据,迫使英国政府同意中国在其属境内设立领事,这样,中国政府就在南洋、缅甸等处设立领事,保护当地华侨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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