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地处西南一隅，远离当时的政治漩涡中心，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及其相关的政治历史事件，不可能都对四川地区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四川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国内政治变化的总趋势。
明王朝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起家，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又一个封建王朝。他在位31年，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在因革元朝统治制度的基础之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措施，使秦始皇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正因为朱元璋出身农民，来自民间，因此，他也深知农民的疾苦，了解社会的弊端及其对封建政权的危害。因而在他即位之初就推行“各安其生”的政策，严惩贪污，澄清吏治，被治罪的各级官吏多至数万人，长期以来官场之积弊多少得到了抑制，官场作风也为之一变，总的来看，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作用是积极的。
图3-5 今日遗存的三台县古城墙及东南城门
据统计，《明史·循吏传》有目及附见者共约120人，“宣德以前六十余年间得百人以上，正统至嘉靖百三十余年间得十余人，隆、万五十余年间仅两人，天、崇两朝则无一人”[17]。四川也不例外。
图3-6 今日遗存的洪武龙州城通远门
洪武时，定远（今武胜县）知县高斗南与岳池知县王佐因故被逮，“其耆民奔走阙下，具列善政以闻。太祖嘉之，赐袭衣宝钞遣还，并赐耆民道路费”[18]。永乐时，胡寿安知新繁，“尝自种蔬一圃，以供日用，人呼为菜知县。及满秩去，囊箧罄然，惟书籍布衣而已”[19]。成化、弘治两朝，地方官仍旧比较注意“抚循休息”。成都知府鲁永清，“决讼如流，门外架屋如椽，锅灶皆备，讼者至，寓居之，一见即决，未尝再炊，有鲁不解担之谣”[20]。田铎知蓬州，“州东南有江洲八十二顷，为豪右所据，铎悉以还民。建大小二十四桥，又凿三溪山以便行者”[21]。这些现象正是朱元璋采取严惩贪官污吏、澄清吏治等措施的具体体现。所以明代前期洪武、永乐、宣德之际，是明代政治最清明的时期；政局亦日趋稳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世称“承平”。
明中期后，宦官专政日益严重，政治愈益腐败。正德年间，由于明武宗的荒嬉，朝政益加腐败。在他即位之初，就倚重内宦刘瑾，从而招致了宗室安化王起事。刘瑾伏诛以后，武宗则更加荒淫无度，上行下效，官员勒索不已，中饱私囊，民间则负担繁重，各地农民先后起义反抗。四川保宁（今阆中）人刘烈于正德三年（1508）就率众起义，河北、江西等地亦发生数起农民起义。嘉靖后，“阁权始重”，但官场亦多腐败，“嘉、隆以后，资格既重甲科，县令多以廉卓被征，梯取台省，而龚、黄之治，或未之觏焉”[22]。万历三十四年（1606），四川巡抚乔璧星奏称，“蜀中州县正官，率多科贡”，盖因“起家甲榜者，视善地为固有”，于是“穷陬僻壤”的地方长官就只好由“科贡”充任了[23]。直到崇祯十一年（1638），还有记载指出：“蜀道险阻，宦者裹足，州县不啻百余，而甲科落落辰星。”当然，甲科不一定都是人才，但在讲究资格这种风气的支配下，某些办事干练的基层官员在谋求升迁的时候，往往对边远省区不屑一顾；惟其如此，所以四川州县官员出缺，也往往无人递补，只好暂时委员代理，良莠不分，夤缘为奸，而“民生脂膏”，就“大半耗竭于署印之手”了[24]。(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比较正直的官吏，又形格势禁，难有作为。隆庆时，严清巡抚四川，因其“久宦川中”，深知其弊，故而“痛绝强宗悍吏”，便遭到反对派的造谣中伤，终于“解官听调”。四川内江人、时为大学士的赵贞吉为其上疏辩护，指出：“臣蜀人，深知（严）清约己爱人，省事任怨，今蜀地荒民流，方倚清如父母，奈何弃之？任事臣欲为国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论者不察，动以深文求之。顷海瑞既去，若清复罢，是任事之臣皆不免弹击，惟全躯保位为得计矣。”[25]这就一语道破了明代政治状况不断恶化的症结所在。
与此同时，四川不少州县官员也大讲排场，“登堂则盛供张，入室则侈器用”[26]，所需皆无偿取于民间，而且各地都有“故事”和“陋规”。嘉靖时，苍溪“有蚕桑之利，岁献令若干，曰样丝”[27]。安居（今铜梁境）“司粮务者岁有例金”，里甲年年“循例以献”[28]。沉重的剥削和经常性的水旱天灾，驱使农民流亡道路，“朝廷虽屡发帑银，有司但以补充额赋，不佐百姓之急”[29]。流民无计谋生，被迫铤而走险。依照明代的司法程序，各省死罪重犯均呈送中央刑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审录，其中有可矜疑者，另行奏请定夺。《明世宗实录》保留了嘉靖朝法司奏报矜疑案件的部分数字，试列表如下：
表3-4 嘉靖朝法司奏报矜疑案件统计表
资料来源：《明世宗实录》卷392、467、516、541。嘉靖三十七年（1558）云南数字，包括贵州在内。
图3-7 明代定远县署示意图（根据万历《合州志》绘制）
矜疑案件的数量长期居于全国之首，证实了正统年间官方报告中“情实可悯”的说法，毫无疑问，这是刑狱太滥的反映。而且，所谓矜疑，并非死罪的全部，这又说明，四川重大刑事案件的数量还超过了上表显示的数字。刑案的增多，实际上意味着官民关系的紧张和社会冲突的加剧，这是明代四川政治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州县政权的办事机构一般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办事人员即六房书吏。他们介于官民之间，是一股特殊的政治势力。这些书吏凭借经办具体事务的机会，把持官府，包揽词讼，而且鱼肉乡里，欺压善良，成为一大社会灾难。万历十年（1582），重庆巴县丈量田土，当时该县分为上四乡与下四乡，上乡人瞿旦，“为佐史，给事县廷中”，公然串通其他书吏，大肆飞洒税粮，下乡虚田竟多达1128顷。事后，下乡民众上告，复查时，瞿旦纠合数百人，“各执纸旗，大书激变，并至府门鼓噪”[30]。又如明末，四川州县奉命削减书吏工食，以充辽饷，而书吏同样凭借手中的权力，在催征钱粮时擅自私扣。他们“或甲也而扣乙之粮，又扣丙之条，又扣本身之应输者，恣意影射侵渔，计所干没，反倍于东事未起之前”[31]。有的地区，私扣还进一步发展成了公开的勒索，从而导致了崇祯末年大规模的川中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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