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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地方志编修潮,成果《昌国州图志》等明代风气盛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此基础上,元明两代掀起了编修地方志的高潮。大德二年编成《昌国州图志》七卷。提出了地方志求实传信、保存文献之原则。多记当代事,是迄今保存的少有几部元地方志之一。正因有正确之方志观、历史观,故所到之处,辄修方志。以上地方志著作,系元代蜀籍士人针对全国范围而编修的。由蜀人所编的四川地方志,当推至正中费著的《成都府志》。到了明代,编修地方志成为一时风气。

元明两代地方志编修潮,成果《昌国州图志》等明代风气盛

元明时期,统一的中央王朝利用强盛的国力,通过编修全国性的《一统志》,为推进全国性的地方志的编修工程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在此基础上,元明两代掀起了编修地方志的高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在历史上原本史家辈出的四川,也在地方志的编纂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元代以地方志著述知名的四川史家中,值得提到的有:

虞应龙(生卒不详),字柏心,仁寿人,宋末累官至雷州。“其至雷也,考图牒,访耆老,顾瞻山川,惄如有怀。”[48]入元,寓居湖广行省。虞应龙以他杰出的地志之才,为“理会”元朝大一统的“地理勾当”,经过“数年用工,将古今书史传纪所载天下地理建置、郡县沿革、事迹、源泉、山川、人物及圣贤赋咏,分类编述,自成一书”,取名为《统同志》,上献朝廷,“以发扬圣朝混一海宇之圣”[49]。适逢此时,元朝为了显示“尺地一民,尽入版籍”的国家盛况,正准备“为书以明一统”[50]。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朝“以编地理书”,征虞应龙入秘书监,与修大一统志,至元二十七年(1290)授秘书少监。次年,书成,凡755卷,名曰《大一统志》。虞应龙认为,此书“比前代地理书似为详备,然得失是非,安敢自断”?因此,他主张继续“网络遗逸,证其同异”,使之更加完备。经过十余年努力,至大德七年(1303),这一卷帙浩繁的官修地理志书终于完成,全书共600册,计1300卷。从此《一统志》的命名流传于世,为明、清二朝所吸取。虞应龙在编纂《大一统志》中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郭应木(生卒不详),字居仁,资州人,至大四年(1311)摄官宝安(今广东东莞),主持纂修《宝安志》。志成,应木应邀为之作序。今《宝安志》已毁,但郭序幸存。他在序中指出:“后之观吾志者,将指而议之日,某也仁,某也暴,某也廉,某也贪,某也才,某也阘葺,书之者灿然,闻之者足以戒,是吾志之有取也。”[51]这段议论颇有见地,把地方志的功能和作用阐述得十分透辟,对后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冯福京(生卒不详,《四库全书总目》作冯复京),潼川人。历庆元路副教授,元贞乙未(1295)累迁昌国州(今浙江定海)判官。大德二年(1298)编成《昌国州图志》七卷。他在《序》中说:“乃趣学官捃摭旧载,芟其芜,黜其不实,定为传信之书,使州之阙文者于何补,以俟掌建邦之六典者采焉。”提出了地方志求实传信、保存文献之原则。凡叙州、叙赋、叙山、叙水、叙物产、叙官、叙人、叙祠八门。多记当代事,是迄今保存的少有几部元地方志之一。如其中叙赋一门,载有当时的户口、田粮、食盐、酒课、茶课、税课等,为了解元代昌国州的地方经济保存了宝贵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刊削浮词,简而有法,不在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下。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福京判乐清(今浙江乐清县)县事。次年,纂《乐清县志》,他在序中提出了纂修书是守土职司之责。他说:“则夫舆地之间,所司之务,土壤之物,宜与夫革命以来,所损所益之大政令,皆当刊入志书,以备天子史官之采录,乃臣子职分之当,而或者以为兆期会薄书之所急,则不敬莫大乎是。”正因有正确之方志观、历史观,故所到之处,辄修方志。同时鉴于宋代以来,方志收入事务之杂滥旁涉,特别收录无关于地方诗文,徒充篇幅,所以他提出了著名的方志收录原则:即“事不关于风教,物不系于钱谷,诗不发于性情,文不提于义理,皆一切不取,定为传信之书,庶非无益之作”。这些原则,对于我们今天修志仍然具有指导和参考作用。

另如《马政志》4卷,陈讲撰。讲字子学,遂宁人。此书第一为茶马,记以茶易马之制;第二为盐马,记纳马中盐之制;第三为牧马,记各寺、苑、监畜牧之制;第四为点马,记各军卫稽核马匹之制。作者关心时务,嘉靖初,以御史巡视陕西马政,并致力于明代茶马制度的清理与整顿,掌握了不少实况,因而书中所记,也颇有参考价值。

以上地方志著作,系元代蜀籍士人针对全国范围而编修的。由蜀人所编的四川地方志,当推至正中费著的《成都府志》。据费著至正三年(1343)撰写的序云:“全蜀郡志无虑数十家,惟成都志有文类,兵余版毁莫存。蜀宪官佐搜访百至,得一二写本,乃参稽订正,仅就编帙。凡郡邑、沿革,与夫人物、风俗,亦概可考焉。遂鸠工镌梓,以广其传。”[52]然而遗憾的是,今天不仅无缘见到这数十家全蜀郡县志,就连费著所编写的这部《成都府志》,除了这个自序外,全书也无存。

到了明代,编修地方志成为一时风气。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有明一代四川编印有《四川总志》《四川通志》《成都志》《叙州府志》[53]《涪州志》《嘉州志》《夔州府志》等14种。另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载,有明一代四川还编印有《重庆郡志》《叙州府志》《内江县志》《大足县志》《雅州府志》《大竹县志》《安乡县志》《岷峨志》《蜀志补罅》等16种。

编纂省志,在明代已成通例,而总括一省之志书,四川则称之为“总志”。明代先后凡四修,其书皆存,今略述梗概如下:

正德《四川志》37卷,正德十三年(戊寅,1518)熊相纂。相,字尚弼,江西高安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历官御史,有能名”,居乡所到好评,“凡百公事,有利地方者力任不辞”[54]。高安属瑞州府。正德六年(1511),熊相还编辑过《瑞州府志》,而在四川,“戊寅志居体要,犹之椎轮也”[55]。创始之功,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嘉靖《四川总志》16卷,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刘大谟纂,王元正、杨慎、杨名等修,周复俊、崔廷槐重编。大谟字远夫,河南仪封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户部主事,改御史,巡按辽东……谪陕西隆德县典史,迁四川布政司参政,会番夷作乱,奉旨剿平之,起拜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致仕归。再起巡抚四川,驱驰蜀道,遘病,卒于官”[56]。今按:刘于嘉靖十九年(1540)再入蜀,次年即开局修志。人物部分由王元正负责。元正字舜卿,陕西周至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翰林院检讨。“武宗幸宣大,述《五子之歌》以讽。以议大礼,谪戍茂州”[57],乃“构别业于城南,讲学二十余年,多所成就”[58]。杨名,字实卿,遂宁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因劾吏部尚书,下诏狱,释归后,便居家不出,著书自娱[59]。嘉靖二十年(1541)春,杨慎又自云南戍所回成都,于是受聘主持艺文志的编撰工作。后人述评:“辛丑志出三先生手,而艺文独属杨太史用修,增华加丽,令洛阳纸贵。”[60]全书整体结构:卷1为帝王纪、藩封志、监守志,卷2为名宦志,卷3~15为郡县志,卷16为经略志;其中,郡县为目18,经略为目8;杨慎所辑艺文64卷,另有单行刻本,题曰《全蜀艺文志》[61]。(www.xing528.com)

图11-6 正德《四川志》书影

万历《四川总志》34卷,万历七年(己卯,1579)虞怀忠修,郭棐纂。棐,字笃周,广东番禺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万历初,曾知夔州,“课农养士,建高、夔二书院”[62]。五年,又任四川提学,当时“巡抚黄冈王公,巡按义乌虞公,相与协心抒猷,以康黎庶,既标鸿业,爰考稗乘……乃檄叙州府同知魏朴如、成都府推官游朴……开局于濂洛大儒祠,搜摭故实,旁采艺文,凡诸郡邑,各以牒上”[63],经5月而书成。万历己卯志仍以郡县、经略两部分为主干,前者列子目22,后者列子目21,同嘉靖辛丑志比较,包罗更广,视其内容,亦颇有增详。

万历《四川总志》27卷,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吴之皞修,杜应芳纂。之皞字北阳,湖广黄陂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霍山知县,霍荒僻多盗,茶税繁重,民多流亡,之皞力请蠲茶税三之一,逋赋十之五……擢御史,巡按四川,知奢酋欲蠢动,密与督抚谋之……升大理少卿,以疏劾魏忠贤罢归”[64]。据其《增补四川总序》称,此次重修任务主要是:“于前人物、职官、科甲、经略等志”,多有增补;“若平播创设,征南善后,皆宜缀入;惟艺文虽只字必仍,纤误必考,乃杜君更出新裁,补续新艺若干卷,俾成全书。”这就说明,己未志增补的重点在艺文,而此项工作又主要是由杜应芳来完成的。

图11-7 嘉靖《四川总志序》影印本书影应芳字怀鹤,湖广黄冈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授礼部主事,出为河间知府。时福藩之国,蜀邑供亿需五万金,应芳上议,得省三万,后三王之国,视为例……旋督学四川,无敢以片牍干者”[65]。杨慎《全蜀艺文志》基本上不收明人作品,而杜氏辑《补续全蜀艺文志》56卷,大量收录了洪武至万历年间四川采木、平播、征都掌等方面的文献材料,从关心当代史实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是很有意义的。其书仍另行单刻。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全书58卷,成于天启元年(1621),知府冯任修、潼川府廪生张世雍等纂。张世雍应召参与万历《四川总志》之修,独自完成“梓州一志”。在此基础上,“复取志中编年纪事有关于治道之大者,辑而录之。自周迄明,上下四千余年间,凡世代之兴废,政事之淑匿,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沿革”,莫不了如指掌。该书是万历《四川总志》后的第一部府志,意在倡导各府州志之修,正所谓“以成都安蜀,以蜀安天下。兹编也,是列国之小史,而中原之鸿猷也”[66]。另有明□□编《成都志余□卷》,录抄本,仅存“成都纪”、“艺文志”、“外纪”;蒙文通题识云:“纪蜀事终于明泰昌庚申”,重庆图书馆收藏[67]

遗憾的是,明代四川府州县方志,目前可以考知者,仅有22种[68],实际上当然不止这个数字。明代府州县志的编辑体例大体是:“首绘图而嗣以谱,城池、疆域、山川、形胜之概备焉”;次及“地道”,“星野分而天道稽焉”;再及“制度、礼俗、神人之典,罔不举焉”;“据往开来,名宦、人物、节义所攸重焉”[69]等等。

图11-8 天启《成都府志》抄本书影

由此可见,总志通观全局,撮其大要;府州县志,具体而微。但在反映基层社会风土人情的时候,府州县志往往能够提供一些总志无法包罗而又非常典型的细节描述,可惜明代府县志书流传较少,这方面的特色也只有在清代的府县志中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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