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经济研究所：求学治国的奋斗

1917年1月12日我出生在江苏省阜宁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里。1932年考入江苏镇江高中师范之前，我在江苏省盐城县中学习。当时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由于我长期生活在农村，从小便目睹和接触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所遭受的压迫及几千年沿袭不变的传统农业耕种方法和经营方式带给他们的贫穷。1931年长江发大水，苏北经济破产，农民颠沛流离，而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农民的不满情绪，在盐城县中附近的沼泽地肆意枪杀无辜。这深深地刺激了我，除了对贫苦大众的同情以外，更多的是一种困惑和忧虑。在我进入镇江高中师范时，恰逢中国乡村建设派的曹漱逸先生主持校政。他常邀请乡村建设派的一些著名人士如复旦大学的邰爽秋等到学校进行演讲，他们所宣传复兴中国首先要复兴农村、拯救农民的思想，对我青年时代前期的影响较大。在镇江高中学习期间，我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了读书会，活动主要是围绕研讨由陈翰笙、钱俊瑞等写作的有关中国农村研究论著，由此也激发了我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和中国社会的兴趣。在当时，读书会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一次，我们在镇江北固山进行交流各自写作的文章时，遭到了特务盯梢，并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把我们逮捕，关押在江苏省政府。不明不白地被扣押了一个星期，我们便以绝食抗议，后经校长担保才获释放。

1935年高中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江苏宝应县省立芦村小学和南京实验小学当了两年小学教师。由于到农村教书的方便条件，我进一步接触到中国农村的实际，对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兴趣更加浓厚。

1937年夏我考入了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后转入农业经济系。浙大素以治学严谨、追求真理的求实学风而闻名。在这里，我受到严格的基础训练，学习到了系统的农业经济理论。就在1937年我大学生活开始的这一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侵入江浙一带，浙江大学被迫内迁，辗转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最后到达贵州。这时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要边迁移边学习，但我还是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尽我所能支持抗日。我搞过进步文艺，还曾担任了浙江大学进步文艺团体“黑白文艺社”的第一任社长。那时，一般是白天上课，晚上到农村组织歌咏、演戏，慰问抗日伤员。一年级时我还将在全校“会文”中获得第一而得到的20元法币奖金作了抗日捐献。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是多方阻挠的。他们一面规劝学生“安心读书，不要受人利用”；一面又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那时我参加了浙江大学的“讨汪”、“倒孔”运动。讨汪运动是针对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重庆公开投降日本的；倒孔运动是针对1941年太平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前期，由于孔祥熙置广大旅港文化界、学术界进步人士的生命于不顾，而用飞机将其洋狗运回重庆引起的。但由于当时“倒孔”的矛头是指向蒋介石的，国民党当局便在浙大制造了“假传单事件”。我和其他几名学生便因在住所被查出所谓共党传单而被捕了。我们先是被关在遵义警备司令部，后又被押解到重庆，这期间先后有半年之久。这半年内，浙大师友们的声援和营救，使我至今难忘，他们包括著名学者苏步青、蔡邦华、梁庆椿等教授，特别是当时的校长竺可桢为了我们几名被捕学生到处奔走，最后找出了国民党制造假传单的真凭实据，迫使他们将我们释放。当年竺可桢校长带领我由重庆回贵州时，曾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好学生，作为校长我有责任保护你们的安全。”每每忆及此，我仍激动不已。这份真挚的感情在以后的岁月里也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不断前进。

1942年我大学毕业，随后考入西南联大研究院设在重庆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开始攻读研究生。当时前方战士抗日正紧，莘莘学子偏向西南一隅，西南联大的校歌唱出了此时全体师生抗日救国的精神。歌词为：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

绝缴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茄吹，弦颂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www.xing528.com)

便一成立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联大　中文系　罗庸次词　张清常曲）

正是在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激励下，我发愤攻读。

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当时是国内仅有的少数经济研究机构之一，有着求实的治学方法，而且重视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其编有中国物价、生活费、进出口贸易等指数，还搞了大量的经济调查诸如全国华商纱厂、天津工业、高阳土布、东北移民等调查。在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当时的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和其他负责人如方显廷、李卓敏、吴大业等都主张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并提倡中国实现工业化。他们还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改编为中国化的教材。受他们的熏陶，我渐渐接受了倡导中国工业化的思想。虽然无论是先前我所热衷的农业经济理论，还是在南开经济所接受的工业化思想，在当时的中国都行不通，但它们对于我的影响是莫大的，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十分关注中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注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习期间，西方的一些经济著作开拓了我的眼界，特别是考林·克拉克（Colin Clark）的《经济进步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Progress）中关于经济结构与进步关系的理论，从历史上分析一系列国家经济进步过程中经济结构变化，提出了把产业部门划分为初级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我还对许多经济问题，无论是经济理论亦或现实的经济现象，都抱有很浓厚的兴趣，也先后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比如评介西方金融货币学说的、讨论工业化理论的、剖析当时国民党政府汇价政策的等等，但我更多的热情是投注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上。我在吴大业和叶谦吉教授的指导下，选定《经济进步和经济变动中的农业与工业》作为硕士论文的题目。在这篇论文中我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周期过程中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并探索了落后国家包括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经过分析和论证我认为，农业是基础，但不能以农立国，而必须实现工业化。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凭借着对于经济学术研究的一片执着之情和初生牛犊的无畏之勇，我以研究所得的观点在《大公报》上对著名学者钱穆先生“以农立国”的主张，提出了质疑，进行了反驳。这件事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也可以说是我在跨入经济学研究生涯时较为关键的一步。

滕维藻教授和原天津市委副书记李建国同志亲切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