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传递中原地区途径小结

良渚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300—4300年，而中原地区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距今4400—1900年，两者之间有过短暂的交错，但更多的倒像是一种文明权杖的交接。在上文中我们列举了陶寺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这些因素在中原其他龙山文化中也能见到，但在中原地区早期华夏文明中，陶寺文化是表现最突出的，同时良渚文化因素在这里也表现得更为突出。

与陶寺文化大致同时的中原龙山文化还有不少，如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等。从陶寺到二里头，并非一脉相承，而且中原龙山文化之间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整合，才最终形成较为一统的二里头文化。

良渚文化因素在陶寺文化以及其他中原龙山文化中的存在是客观的，那么地处东南的良渚文化是如何将文明的火炬传播到中原地区的呢？这是本节探讨的重点。并且从时间上来说，本节主要探讨的是良渚文化时期的文化传播。

在探讨良渚文化因素是如何传播到中原地区前，应该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文化格局。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过程中，公元前3000年与公元前2500年是两个关键的节点。

公元前3000年左右，良渚文化正在崛起，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系统已开始营建。而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却在走向衰落，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当时天下的形势按赵辉分析，是各地方文明崛起的时代，如具有大型宗教遗址和贵族墓地的红山文化，以大型聚落遗址、贵族墓地和发达的攻玉技术为特征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等等。而中原地区原先强大的仰韶文化却分崩离析，进入一种相对虚空状态。“由于中原文化和周围几个地方文明实力对比的差距、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文化之间的交流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早先主要是仰韶文化对外施加影响，这时则变成由各个地方文明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了。”“中原地区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在此之前就已开始，这个趋势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而下图所表现的这种文化间的交流关系，看起来更加一目了然（图4-1）。

图4-1 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

（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

1.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 2.仰韶 文化晚期—庙底沟二期文化 3.四川盆 地新石器文化 4.屈家岭—石家河早期 文化 5.良渚文化 6.大汶口文化晚期7.中原文化区开始出现

在诸多对中原地区施加影响的周边文化中，当然是水平越高的文化施加的影响越大。正如俞伟超所言：“水总是从高处向低处流。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也总是文化高的会更多地影响文化低的”，“在4000—5000年以前的我国的文明曙光时代，以东方的龙山和东南的良渚文化的光芒最亮，同时期黄河中游的龙山阶段诸文化，其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度”。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不断向外进行文化辐射，而中原地区此时正处于海纳百川、广泛吸收融合诸家之长的阶段，这样一来，良渚文化的很多因素便逐渐汇入中原。这是良渚文化向中原地区传播的历史大背景。

公元前2500年作为另一个重要的节点一方面在于周边地区文化因素汇入中原地区在加速，看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中原地区终于崛起了一个非常发达的区域文化，即晋南的陶寺文化。陶寺文化中融合了大量的外来因素，而良渚文化因素只是其中之一。在中原华夏文明形成的过程中，陶寺文化可以视为早期的杰出代表。

以上只是从大势上讲述了良渚文化向中原地区传播的历史背景，而同时对中原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以及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上述文化相比，良渚文化偏于东南，与中原相隔遥远，因此具体传播路线的探讨似乎更有学术价值。

良渚文化在环太湖地区崛起之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除了东边的东海，北边已越过长江直达苏北，西北到宁镇地区，南到宁绍平原，这些地区已逐渐成为良渚文化的分布区。然后良渚文化的因素进一步向外辐射，北达山东北部，西北挺进中原并进一步深入到大西北的甘青地区，西达长江中上游，南面从浙南直抵广东。朔知在《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一文中绘有一张良渚文化因素传播示意图（图4-2），从这张示意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良渚文化对外影响有多大。

图4-2 良渚文化因素传播示意图

（朔知：《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

1.绍兴 2.余姚 3.慈湖 4.名山后 5.孙家山 6.塔山7.久山湖 8.山崖尾 9.下林塘 10.新洲 11.筑卫城 12.拾年山 13.靖安 14.德安 15.山背 16.岱子坪 17.石峡 18.田墘 19.封开 20.太岗寺 21.昝庙 22.烟袋山 23.山根许 24.青墩 25.陆庄 26.三里墩 27.花厅 28.大墩子 29.野店 30.尹家城 31.大汶口 32.凌阳河 33.呈子 34.三里河35.杨家圈 36.薛家岗 37.陶寺 38.延安

玉琮是良渚文化最典型的器物，是良渚文化因素的集中体现。宋建统计了全国各地发现的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列出了14处，北至新沂花厅，西北至陕西延安，南至广东海丰与封开一线。宋建的文章发表于1992年，在此之后，环太湖地区之外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如1997年发掘的浙江遂昌好川墓地，2011—2015年南京博物院发掘的江苏兴化、东台交界的蒋庄遗址等等。而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的具有良渚文化风格的玉器或与陶寺文化有关。韩建业认为“齐家文化从甘肃东部扩展至甘肃中西部、青海东部和宁夏南部，璧、琮、多孔石刀等玉石器当与陶寺文化的影响有关”。这样借助于陶寺文化的中介，良渚文化的玉琮一直深入到大西北。

而往南，除了较早发现玉琮的粤北石峡文化外，新出玉琮的地点已进一步在珠江三角洲拓展，直达南海沿岸。据邓聪等学者的统计研究，广东境内有五个地点出土良渚玉琮，即石峡、床板岭、禄美村、田墘三舵及甘草岭遗址（图4-3）。其中石峡遗址出土玉琮数量最多，在年代上跨越了良渚文化早晚阶段。而从石峡南下珠江三角洲，从新近甘草岭遗址出土的玉琮看，上面有简化的神人形象，特别是神人眼睛位置与良渚文化后期玉琮完全一致。由此可见，良渚玉琮南传已扺达南海沿岸，反映出良渚玉器强大的辐射能力，已覆盖数以千公里之外的范围。

图4-3 长江下游良渚玉琮向南中国海沿岸扩散

（邓聪等：《良渚文化玉器向南界限初探——珠江三角洲考古新发现的琮、镯、钺》）

尽管良渚文化对外的影响是辐射式的，但本节的重点在于探讨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因素是如何传播到中原地区乃至陶寺文化中的，因此我们探讨的重点是良渚文化向北方与西北方的传播。

良渚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向是北方。丁品在《良渚古国范围及其与周邻文化交往的主要特征》一文中分析认为，“良渚古国对外交往的重心在北侧，即与北侧同时期古文化交往是良渚古国对外交往的最主要内容，亦是最主要特征。”宋建通过比较后认为，良渚文化北侧的花厅与南方的广东石峡文化虽都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但影响的层次不一样。“江苏新沂花厅出土良渚文化玉器数量多、种类全，而且伴出了多种良渚文化陶器，不能认为仅是一般的文化因素交流，如看作是一支良渚文化人群的远距离迁徙则较恰当。”而“石峡文化玉器种类虽多，但最具良渚文化特征的还是琮和锥形器。与花厅明显不同的是，石峡文化陶器风格富有当地特色，所占比例很高，而良渚风格的陶器很少”。因此良渚文化对外传播与影响的重心在北不在南。良渚文化的北进客观上促使了良渚文化的诸多优秀元素为后来的中原文明所继承，而这正是良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之处。

从考古资料来看，良渚文化的北进有迹可寻。在良渚文化的北面，介于太湖文化区与海岱文化区之间，其实还有一个江淮文化区。江淮地区的史前文化足可自成体系，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龙虬庄文化是其杰出的代表。然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江淮地区的土著文化因素逐渐衰退，从而成为海岱与太湖两大区域文化展现你进我退、此消彼长的拉锯式交流的舞台。高蒙河形象地称之为“漩涡地带”。也就是说，当良渚文化强势北进的时候，江淮地区已没有一个较强的土著文化进行阻挡，这使得良渚文化的北进得以一帆风顺，直指海岱地区。

从前文所附良渚文化因素传播示意图（图4-2），可以大致看出良渚文化的北上路线。栾丰实在分析良渚文化的北进时，认为自南而北可以划分为四个区域，即江淮北部、苏北、鲁南和鲁北地区。笔者以为，自江淮北部以至于苏北的花厅遗址，是良渚文化强势北进的结果，尤其是花厅遗址，对于研究良渚文化的北进至关重要。而鲁南和鲁北地区，只是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而已，其重要性不可与前两个区域同日而语。

然而从环太湖地区到江淮北部毕竟还有一段距离，况且还要越过宽阔的长江。因此江淮北部已是良渚文化北进的第二站，相比较而言，越江北上的第一站才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在这里站稳脚跟，才能北进江淮。

从江南到江北，古来一直不容易，而在良渚文化时期更是如此。要想弄清良渚文化的北进，如何渡江乃至从哪里渡江，这是第一步。要想了解良渚文化的第一步是如何走的，必须回到良渚文化所处的时代，了解当时的海岸线。

根据古地理的研究，在距今6500年前后，苏北地区的海岸线大致北起连云港东，经灌云—灌南—阜宁羊寨—盐城龙岗—大岗—东台西，南至海安沙冈，折向西经泰县、泰州、扬州一线。上述海岸线形成之后，虽有反复，但变化并不大。图4-4是大汶口文化花厅时期的海岸线，大约距今4500年，也是良渚文化北上的高峰期。当时的海岸线，大致自连云港—阜宁—盐城—东台至海安，再折向西，连接扬泰古沙冈。如果将这条海岸线与6500年前的海岸线相比，我们发现变化并不大，只是稍稍向东向南推进了一些，陆地的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这种情况也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也就是说，上图的海岸线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的海岸线。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长江口与现在大相径庭，从扬州往下，逐渐江海相连，因此从长江下游北上，已不是渡江的问题，而是渡海，其难度远远大于现在。从古海岸线及考古材料来看，良渚文化渡海北上最初的地点就在海安青墩，这里才是第一站，是大本营，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才能继续向北深入。

图4-4 大汶口文化花厅时期海岸线

（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

良渚文化时期，从苏北地区的海岸线看，海安恰好是一个转折点，直到龙山文化时期仍是如此，隔海与太湖地区相望。海安青墩遗址位于江淮东部里下河平原东南，里下河平原地区地势低洼，海拔低，区域内水网密布、河荡相连。实际上早在崧泽文化时期，其势力就已经越江北上扺达海安青墩。江淮东部原始文化从第二期的后段开始出现了太湖地区崧泽文化因素，这在青墩遗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学者对青墩遗存的分析后认为，青墩第二期遗存与龙虬庄遗址二期差异较大。陶器中的折腹釜形鼎、罐形鼎、盆形鼎、粗圈足豆、细柄、柄部外撇呈阶梯状豆、觚、圆角近方形钻孔石钺、长条形石锛、玉璧、环、璜等器在崧泽文化遗址中较为常见。

江淮东部地区文化进入到第三期，青墩遗址中出现了较多良渚文化因素，如陶器中的黑皮陶贯耳壶、敛口钵形豆、石器中的有肩扁平穿孔石斧、有段石锛，以及采集到的琮、璧、瑗、镯、坠等玉器。因此到了这一时期青墩很可能已经成为良渚文化分布区。

作为良渚文化越江北上的第一个站点，青墩遗址并非孤立无援，实际上以青墩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遗址群。就现在的考古资料看，至少形成了青墩—开庄—蒋庄这样一个三角形的遗址群（图4-5）。因此良渚文化在江北的这个站点根基是牢固的，甚至可以视为良渚文化江北的一个类型。从长江南岸到青墩，最佳的渡江点似乎应在江阴。郝明华认为，崧泽文化北上，就是从江阴渡江，至海安青墩，再继续北上。笔者对这一观点深表赞同，不仅在崧泽文化时期，即便到后来的良渚文化时期乃至龙山时代甚至商周时期，从江南的环太湖地区渡江北上，江阴无疑是最佳地点。江阴一带一直是良渚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尤其是到了良渚文化晚期，武进寺墩遗址更是异军突起。此外重要的遗址还有江阴高城墩等。这里北距青墩几乎是直线距离。考虑到当时长江下游江海相连，并且直到商周时期仍是如此，从江阴渡江北上实际上就是渡过一个宽阔的海湾，直线距离无疑是最佳选择。良渚文化时期驾驭舟楫能力应该早已不成问题，但能否在海上乘风破浪尚未可知。笔者以为我们可能大大低估了良渚先民的航海能力，实际上良渚文化先民北上，除非从宁镇地区渡江，否则都是航海。结合上图所示的海岸浅，良渚先民渡江后最初的一系列遗址点，其实都在海边。先是海安，然后是阜宁，而这两个地点，当年可都是面朝大海的。因此良渚先民的北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沿着海岸线北上，一路安营扎寨，直到在陆庄打下坚实的根基后，再往西北走，进入陆地，扺达苏北的花厅。这种北上模式到后来春秋战国时期依然为吴越所继承。夫差北上争霸，不惜劳民伤财开凿邗沟，依靠的依然是水路；而勾践更是渡海北上，长期以山东琅玡为都。这一切也许都是源于良渚文化的传统。

图4-5 青墩-开庄-蒋庄遗址位置图

（南京博物院：《江苏兴化、东台市蒋庄遗址良渚文化遗存》）

海安作为良渚先民渡江北上的第一站，可以说根基牢固，至少形成了青墩—开庄—蒋庄这样一个三角形的遗址群。开庄遗址位于青墩遗址以西的东台市溱东镇开庄村，面积约27000多平方米，1995年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发掘资料推断，开庄遗址可以分早晚两期，其中晚期和良渚文化早中期或者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相当，两期之间前后衔接。晚期遗物中除含有一定的大汶口文化因素之外，良渚文化因素占有较大的比重。如B型盘、DⅠ式罐、鬶足和鬶流等均具有较多的良渚文化因素，这说明开庄遗存最后以良渚文化因素为主。开庄遗存的文化因素表明，早在良渚文化的早中期，良渚文化就在这里与大汶口文化展开了较量，最终占据上风，成为良渚文化北上的大本营。

蒋庄遗址在青墩遗址西北，位于江苏省兴化、东台两市交界处。遗址分为东、西两区，西区有良渚文化、汉代及唐宋时期遗存，以良渚文化遗存为主，堆积厚度多达到2米，面积近2万平方米。南京博物院于2011年10月至2015年12月，先后两次在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及具有学术目的的后续主动性发掘。总发掘面积3500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西区。两次发掘主要是对西区良渚文化聚落进行了较大面积的揭露，目前已清理良渚文化墓葬284座、房址8座、灰坑100余座以及水井、灰沟等，出土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遗物近1200件。

蒋庄遗址西区良渚文化墓地为一处公共墓地，有着持续而稳定的使用过程。墓葬间等级分化严重，随葬玉璧、玉琮的较高等级墓葬主要集中于墓地南部，且排列有序。平民墓主要位于墓地中北部。不同等级墓葬间随葬品的差异，体现了社会分层现象。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葬式多样，一次葬与二次葬并行，二次葬十分普遍。大多数墓葬人骨保存较好，不仅可以鉴定出性别、年龄，还可见个体特殊的骨骼损伤和埋葬特征。多座墓葬发现有多个头骨，如M66、M158等。此外有多种外力损伤现象，表明良渚文化时期聚落间可能存在战争或暴力冲突。

蒋庄遗址的发掘诚如报告所说，意义重大。这是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并经大规模发掘的良渚文化聚落，蒋庄良渚文化墓地是在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等玉礼器且文化面貌单纯的等级较高的良渚文化墓地。这一发现突破了以往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北不过长江的传统观点，对全面、深入研究良渚文明与良渚社会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聚落考古的空白。

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已清理墓葬284座，为良渚文化核心区之外已知发现数量最多、埋葬最密集的良渚文化墓地。葬式、葬俗丰富多样，部分人骨及葬具保存较好，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骨骸最完整和丰富的良渚文化墓地资料，对研究良渚文化的埋葬习俗、社会组织关系与人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蒋庄遗址地处长江以北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是良渚文化北上的重要通道。其远离良渚文化核心区，出土的各类陶鼎鼎足各异，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显示出这类遗存可能属于良渚文化的又一地方类型，是北上的良渚文化与本地文化因素融合后的产物。该区域内时代相同、文化面貌相近的遗址还有海安青墩、东台开庄等。该遗址的发掘，对构建江淮东部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良渚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以及北方大汶口文化的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朱晓汀对蒋庄良渚文化墓葬发掘所得到的人骨进行了多方面的系统研究。研究表明蒋庄良渚文化人群应归属于蒙古大人种范畴。据目前所发表的资料，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人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古中原类型、古华南类型，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人骨具有独具一格的体质特征。对我国东部地区的人骨材料进行梳理，认为中国东部的仰韶、大汶口、良渚文化分布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是非常相近的，都属于“古中原类型”，三者在同属于一个古人种类型的前提之下，存在一定的差异。朱晓汀将与良渚文化相关的新石器时代各组与跨入青铜时代的各组进行聚类分析后发现，良渚文化居民与某些青铜时代颅骨组具有非常相近的形态距离，因而认为良渚文化在向周边扩散的过程中，人群也存在着向周边扩散迁徙的趋势，良渚文化的北进应该是伴有基因交流的。由此可知，良渚文化的北进，并非只是文化因素的传播，而是良渚先民北上的结果。无论是北迁还是北征，总之，良渚先民向北方进发了，海安只是第一站。

从青墩—开庄—蒋庄这个大本营再向北就是江淮北部地区。这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没有山河阻隔，而江淮又处于高蒙河所说的“漩涡地带”，当良渚文化强势北进的时候，江淮地区已没有一个较强的土著文化进行阻挡，这使得良渚文化的北进得以一帆风顺，下一步直抵阜宁，在阜宁形成了第二个据点，并形成了良渚文化的遗址群。

从海安到阜宁，或许并非陆路一条线，可能还有水路。栾丰实在论述大汶口文化与崧泽、良渚文化的关系时认为南北两地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条是陆地通道。淮河以南应在今大运河以东，淮河以北则有东西两路。东线沿沂、沭河谷，西线在泗河东侧”。“另一条是水路，又可以分为两条支线。一条如《尚书·禹贡》所言： ‘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花厅、刘林、大墩子、沙河、野店等具有南方文化因素的遗址，均距离沂河和泗河较近。另一条水上通道是沿着海边直接北上，在日照和胶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水陆并进，兼有浮海而上，一旦过了长江，南北交通线路不是问题。但从海安到阜宁其实没那么复杂，陆路可以一路向北，沿海而行，经盐城至阜宁，道路畅通，没有大的地形阻碍。而海路倒是值得关注，沿海而上，海安与阜宁都在海边，随时可以登陆，不一定非到日照和胶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

江淮北部地区，主要包括淮河（即今之废黄河）以南的射阳河流域等。经调查，在此区域内的阜宁、宝应一带，发现多处良渚文化遗址。据南京博物院对北距废黄河约4公里的阜宁陆庄遗址的发掘，在水相和陆相交替堆积层之上，发现确凿的良渚文化的文化层和遗迹。70年代初，曾在陆庄征集到一批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玉锥形器、玉饰、石钺等玉石器。1995年的发掘，出土有“T”字形足鼎、矮颈捏流袋足鬶、高柄豆、贯耳罐、实足盉、圈足盘、厚胎篮纹缸等。据发掘者分析，其与草鞋山二层、广富林墓葬、寺墩上文化层等良渚遗存基本一致。此外在阜宁周边的涟水三里墩还采集到具有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和贯耳壸、豆等陶器。

阜宁地区除陆庄遗址外，还正式发掘了东园遗址。东园遗址位于江苏省阜宁县南部约9公里，北依施庄镇东园村，东距范公堤4公里，西北距古淮河24公里。东园遗址出土器物种类较多，同一器类并无明显的差异，应属于时代相近的遗存。M8所出贯耳壶属于良渚文化典型器，其类型风格应属于良渚文化早期。东园遗址从文化因素看，其中有少量来自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如东园遗址出土的陶鬶、陶杯，但主要因素与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早期相当一致，既保留了崧泽文化的遗风，如小口壶、釜、曲腹壶等，又出现了新文化独有的贯耳壶、圈足盘、鱼鳍形鼎足等，应属于良渚文化早期。当然东园遗址的良渚早期文化与典型良渚文化有一定差异，表现在器物组合及器形方面存在一些差别，如贯耳壶（M8：1）

的形制不同于苏南、浙北所出的贯耳壶，其颈长与腹长之比近于1：1。又如曲腹壶等遗物崧泽文化的遗风较浓，应是良渚文化的本地化所致。(www.xing528.com)

陆庄遗址与东园遗址在射阳河流域有一定的代表性，应是良渚先民较大规模的由南向北迁徙所遗留下来的，再加上周边地区的一系列遗址，又形成了一个良渚文化的遗址群，成为良渚先民北进的第二个据点（图4-5）。阜宁射阳河流域一带能够成为良渚先民北上后的第二个据点绝非偶然，其原因至少有三。一是从海安到阜宁，陆路一马平川，而射阳河流域亦可提供足以生存的栖息地；二是阜宁面朝大海，从海路北上也非常方便，水陆并进更可以相互关照；三是射阳河流域在淮河以南，倘若北进受阻，大汶口人反击，淮河至少是一个屏障。此处进可攻，退可守，是较为理想的据点。

在阜宁站稳脚跟后，良渚先民的下一步是渡过淮河，继续北上，扺达苏北花厅，进入大汶口文化的势力范围。

苏北地区包括江苏省的淮河北岸至苏鲁交界一带，地处泗、沂、沭诸河之下游。此区为大汶口文化的南部分布区。经过发掘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不多，主要有新沂花厅、邳县大墩子、沭阳万北等。大墩子上层墓葬和万北第三期文化属大汶口文化中期前段，出土遗物中有较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如大墩子遗址的四系罐、双鼻壶、筒形圈足杯、玉璜和有段石锛等。万北三期仅见1座大汶口文化墓葬（M17），共出11件陶器，在已发表的9件中，有瓦棱纹圈足壶、似双鼻壶（颈中部以上残）和折盘豆等3件具有良渚早期风格。4件石器中有1件为良渚型有段石锛。当然苏北地区与良渚文化关系最密切的遗址当首推新沂花厅。

花厅遗址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18公里，马陵山丘陵南端高地上。整个遗址分为居址和墓地两部分，总面积达50余万平方米。1952年冬，南京博物院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以后的1953、1987和1989年，南京博物院又先后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累计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历年来新沂花厅共发掘墓葬87座，出土石器、玉器、骨角牙器、陶器等近2000件。

花厅墓地分南、北两区，北区墓地是发掘的重点，先后共发现墓葬62座，其中大墓10座，8座带人殉。10座大墓彼此相邻，自成一片，场面开阔，颇为壮观。北区墓地中发现大汶口和良渚“文化两合现象”。其中大汶口文化因素有：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头向大多朝东。墓内盛行猪犬齿和猪下颌随葬，有的墓内还埋猪、狗；有的墓主手握獐牙勾形器；随葬陶器中以大汶口文化陶器群为主体，如凿足鼎、深盘大镂孔圈足豆、背壶、长嘴盉、大口缸、红陶鬶、镂孔器座、弦纹罐、无鼻壶、高圈足豆等等。这些都是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因素。

花厅北区墓地良渚文化因素也特别突出，主要表现在随葬陶器与玉器上。陶器中M18出土的阔把杯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形，近直口，一侧有流，短颈，窄肩，近直腹，矮圈足，与流口相对的一侧有宽带状把手（图4-6：1）。这种阔把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甚多，如上海福泉山与武进寺墩墓地。贯耳壶与双鼻壶在M18中都有出土，发掘报告统称为贯耳壶。实际上耳在口沿外侧的称双鼻壶为宜，两者应分别命名。M18出土的贯耳壶贯耳在器腹上部，口径较大，器体粗矮，系良渚文化独特的器形（图4-6：5）。双鼻壶造型一般为长颈鼓腹圈足，口沿外有双鼻，有的带盖。双鼻壶在良渚文化中也颇为常见，且演变序列清楚。花厅北区墓地出土不同时期的双鼻壶，演变规律与良渚文化完全相同（图4-6：2、3、4）。浅盘豆数量较多，平折沿，大斜壁，浅盘圈足，圈足有粗有细，这种器形在良渚文化吴县张陵山、青浦福泉遗址均有发现（图4-6：6）。此外花厅少数豆柄上有三角形与圆形镂孔组合成的纹饰，也常见于崧泽文化晚期与良渚文化（图4-6：7）。此外瓦足鼎及鼎足表面流行竖线划纹的作风与良渚文化完全相同（图4-6：8）。

图4-6 花厅北区墓地出土良渚文化风格陶器与玉器

1.阔把杯（M18：35） 2.双鼻壶（M19：12） 3.双鼻壶（M36：32） 4.双 鼻壶（M18：46） 5.贯耳壶（M18：38） 6.豆（M4：33） 7.豆（M50：49） 8. 鼎（M18：29） 9.玉琮（M50：9） 10.玉琮（M18：13） 11.冠状饰（M42：1） 12.玉项饰与琮形管（M16：5）

花厅北区墓地出土了良渚文化最具特征的玉琮，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更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突出标志（图4-6：9、10）。此外琮形锥状器、冠状饰（图4-6：11）、琮形管与玉项饰（图4-6：12）、玉璜等均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玉器相同。此外，八座大墓带人殉的现象，在良渚文化福泉山、张陵山、赵陵山等多处墓地也有发现，而不见于大汶口文化花厅以外的其他墓地。

花厅墓地中大量良渚文化因素的出现反映了良渚文化的强势北进，然而关于花厅墓地的性质，学术界至今还存在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花厅墓地属大汶口文化系统，但受到了来自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如栾丰实认为花厅墓地的文化面貌比较复杂，它主要包含三种互相有区别的文化因素，在以陶器为主的出土遗物上则表现为甲、乙、丙三个小的组群。甲组器物群广泛存在于鲁南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之中，这一组器物群构成了花厅墓地文化要素的主体，在花厅遗存中占据明显优势。同时相关葬俗也与大汶口文化完全一致，因此可以确认花厅墓地属于海岱系统的大汶口文化。以丙组器物为代表的文化因素，是长江下游两岸良渚文化北渐的结果，其器类与数量之多、文化渗透面之广是前所未见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花厅墓地属于来自南方的良渚人的墓葬，墓主人是征战途中“异乡战死的英雄”。持此论者以严文明为代表。他认为：“花厅的情况不过是两个文化发生碰撞的又一次证明。这次是良渚文化一支武装力量北上远征，打败原住花厅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并实行占领。作战中自己一方阵亡的战士不可能运回老家，只有就地安葬。他们不用大汶口文化居民原有的墓地（南区），而在其北约600米的北区另设墓地。为了缅怀这些在异乡战死的英雄，特地给他们随葬了最能反映本族特色的玉器和陶器等物品，同时也随葬一些原属大汶口文化的战利品，甚至把敌方未能逃走的妇女儿童同猪狗一起殉葬！”

严文明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如陈剩勇认为：“花厅墓地人殉并非是大汶口文化固有的习俗，而应是良渚文化北上的产物，是‘太湖酋邦’在征服海岱地区异族的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控制异族的野蛮手段。”徐坚也认为：“花厅墓地反映了良渚文化人北上征服大汶口文化居民，以少治多，改变其精神生活而在物质生活顺其旧俗。这批资料不仅对研究中国史前时期文化演进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思路，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上无疑也具有标尺价值。”朔知认为：“花厅出土的良渚文化器物基本上都是三期六段左右时的形制，其大墓的墓主应该是良渚文化的显贵阶层。严文明认为将花厅北区墓地视为良渚文化一支远征队伍在此地的遗留，是极为可能的。良渚人及其显贵人物在千里之外的异域出现，很可能是良渚文化逐鹿中原的结果，苏北淮海地区未发现龙山文化早期遗存，却有中晚期遗存，也应与这一事件有关。”

对于花厅墓地的资料，有的学者称之为“南北文化耦合现象”，也有学者称之为“文化两合现象”。笔者以为，对于花厅墓地的资料，无论怎样解释，皆与良渚文化的北进有关，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良渚先民北上，其主要原因至今仍有争议，避海侵、洪水也罢，逐鹿中原也罢，总之，良渚先民的确是北上了，即便不是举族北迁，至少也是其中的一支，并在花厅遗址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根据中国科技大学结构分析开放实验室等部门利用岩相和X射线定量法，测试花厅遗址中的大汶口和良渚文化陶器残片，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特征的陶器产自各自不同的地区。可见花厅墓地所见的良渚风格陶器，当然还有玉器，当是良渚先民北进时自故土携来，而并非大汶口人的仿制品。

良渚文化的北进，自江淮的阜宁以至于苏北的新沂花厅，路线清晰，遗存丰富。然而自花厅向北，良渚文化的因素则逐渐减弱，再也找不到一个集中的分布地点。尽管栾丰实列举出鲁南、鲁北地区所能见到的良渚文化因素，但毕竟这些因素只是零星的分布，视为受良渚文化的影响不错，但这恐怕已是间接的影响，非花厅遗址可比。因此，笔者以为，良渚先民北进，到达花厅以后，当是遭遇挫折与失败，而无力继续北上。毕竟这里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势力范围，无论是大汶口文化还是龙山文化，海岱地区的文化序列传承完整，势力强大，几乎没有中断或衰微过，这是史前其他五大考古学文化区无法比拟的。即便进入到夏王朝时期，中原已成为中心，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依然是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亦即文献上所说的东夷文化，从而形成夷夏东西的格局。对于这一长盛不衰的区域文化，良渚文化无法深入其腹地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即便是后来强大的夏商王朝也很难做到。西周时期武王伐纣决战唯甲子朝，但周公东征用了三年。最终海岱地区通过分封与礼乐融入华夏文明，而并非被征服。后来春秋时期吴越强盛时都曾北上逐鹿中原，也都以失败而告终。或许，在吴越之前，良渚先民早已做过了同样的尝试，其结果也同样悲壮。然而良渚文化北进的失败并非毫无意义，相反笔者认为意义深远，尤其是对于后来中华文明的形成意义深远。良渚文化的北进，将文明的火种带到了中原地区，并最终融入到中原地区。这种文化间的直接碰撞，远比间接的和平的文化传播来的深入彻底。其后中原地区华夏文明中之所以有那么多良渚文化的因素，当与良渚文化的北进密切相关。

良渚文化的北进虽至花厅之后遭遇挫折，但文化因素的传播却仍在继续，而并非止步不前，只不过其影响力已大打折扣。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花厅已远离太湖地区，由此向北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的核心区，良渚文化想继续北进困难重重，但如果折而向西，便可直接挺进中原。在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鼎盛时期，恰是中原文化相对低潮的一个阶段，四方因素齐汇中原。良渚文化的北上，到了花厅以后，在北上受阻的情况下完全有可能折而向西，乘虚而入，将良渚文化的因素传播到中原地区，并一直向西北传播，不仅扺达晋南的陶寺，还进一步影响到大西北的延安、石峁与齐家文化。

综上所述，良渚文化向外传播的主力是在北方。良渚先民向北推进，先越江渡海至海安青墩，再北上江淮阜宁，再向西北扺达新沂花厅，最后西进中原（图4-7）。图4-7为良渚文化北上示意图，图中标示的是北上的主要线路，除了图上的箭头外，还应该有水路，或沿海而上，或溯河而上。这一路留下了大量良渚文化的遗存，北上线路清晰可辨。

图4-7 良渚文化北上示意图

良渚文化向中原地区传播还有一条线路值得关注，那就是从太湖地区向西北的宁镇地区发展，然后再渡江北上，挺进中原。这条线路虽然不是主力，但从现存的考古资料来看，也是有迹可寻。

受良渚文化的影响，位于太湖地区以西的宁镇地区也出土了一批具有良渚文化风格的玉器。但是良渚文化玉器传播的重心似乎偏重于北方，宁镇地区虽然与太湖地区相邻，但受到的影响并不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玉器出土于江宁昝庙遗址。

昝庙遗址位于南京城以南约50公里处，即江宁区禄口街道陶东社区昝庙村，为一处典型的台形遗址。南京市文管会、南京市博物馆于1975年和1979年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掘面积总计135平方米，发现了一小批墓葬，获得一批遗物和各层的陶片标本。另外还陆续收集到不少石器、玉器、陶器等器物。有的系成组出土，并可确知为遗址下层的遗物。

昝庙遗址的文化堆积平均厚约3. 5米左右，自然分层一般为7层。根据各层所出遗物及陶片标本的整理情况分析，遗址的文化堆积可以大体分上、中、下三个大的文化层，其中上层和中层为湖熟文化层，下层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昝庙遗址具有良渚文化风格的玉器一部分为发掘出土，在遗址的下文化层发现了四座墓葬，共出土玉、石、陶器14件。此外还有采集品，可确知为遗址下层的遗物，当为下层墓葬中的随葬品。在随葬的玉器中，有玉璧、玉璜及玉梳背等。其中一件雕琢有兽面纹的玉梳背具有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风格。

玉璧与玉璜在良渚文化玉器中极为常见，但这两种玉器毕竟不是良渚文化独有的，在其他文化中也很常见，如本地区较早的凌家滩文化。而玉梳背则不同，这是良渚文化独特的一种玉礼器，再加上雕琢的兽面纹，构成了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风格。昝庙遗址出土的玉梳背整体呈倒梯形，上宽7. 2、下宽6. 4、厚0. 4厘米。上面雕琢有良渚文化风格的兽面纹，背面近上缘处有两个上下贯通的桥形钮，下端分三段，各有一孔（图4-8：1）。

图4-8 昝庙及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梳背饰

1.昝庙 2.草鞋山M199 3.反山M16 4.瑶山M2

玉梳背饰最早见于报道的是陈左夫，他在1957年公布了一件地下出土的玉梳背饰，此后长期未见报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良渚文化张陵山遗址、寺墩遗址、福泉山遗址陆续出土玉梳背，特别是反山、瑶山遗址发掘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关注。由于这种玉饰通常见于墓主人头部位置，于是依其形制多称为“冠状饰”。1999年海盐周家浜遗址发现了一件完整的玉背象牙梳，整器通高10. 8厘米，由玉梳背与象牙梳身镶嵌组合而成。其中玉梳背饰形同“冠状饰”，素面，顶宽6. 4厘米，嵌于象牙梳的顶端，以两枚横向销钉固定。这一发现解决了一直悬而未决的“冠状饰”的用途与定名问题。由于良渚文化梳子的材质多为木头等有机质，因此朽蚀殆尽之后，只见玉质梳背。玉梳背出土时其下方往往发现成片的朱砂痕和小玉粒，可见带玉梳背的梳子制作得很精美，不仅髹朱漆，有的还镶嵌小玉饰。

良渚文化玉器中，有一批风格独特的器物，如玉琮、三叉形器、玉梳背饰、锥形器、半圆形饰等，足以自成一体，呈现出与其他文化完全不同的面貌。作为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玉饰之一，玉梳背往往随葬于规模较大且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当中。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多限于大墓及少数中型墓，而且通常每墓只随葬一件。就纹饰而言，玉梳背饰多为素面，但有些带兽面纹，少数带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因此玉梳背饰在良渚文化中应该有等级差别。反山、瑶山出土的带有完整神人兽面纹的玉梳背应代表了最高等级（图4-8：3、4），而江宁昝庙遗址出土的玉梳背具有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风格，兽面纹的出现表明其等级虽比不上带有完整神人兽面纹的，但比普通的素面玉梳背饰等级要高。

明确了昝庙遗址出土的玉梳背饰具有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风格之后，下面我们将探讨昝庙所处的宁镇地区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朔知认为，良渚文化一、二期时与周边文化交流不多，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流具有双向性。但从二期较晚时起，良渚文化向四周进行了大规模渗透，三期时达到高潮，波及整个长江下游和华南、苏北、山东、华北等地，其中浙东所受影响最大。就宁镇地区而言，由于受到本土文化的阻挡，良渚文化对此产生的影响较弱，而避过宁镇向北的扩展却显得较为活跃。

关于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本土文化，魏正瑾认为，除了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外，江宁昝庙遗址出土的材料至关重要。他将昝庙遗址的材料分为两大类，一类以昝庙下层地层及墓葬为代表，另一类是昝庙遗址采集到的一批特点鲜明的成组器物。再加上年代更早的南京北阴阳营西区墓葬的材料，魏正瑾认为这三类遗存代表了宁镇地区原始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或者称为三期文化。即第Ⅰ期，北阴阳营期，以北阴阳营第四层西区葬地遗物为代表；第Ⅱ期，昝庙期，以昝庙下文化层及其墓葬出土遗物及太岗寺有关采集遗物为代表；第Ⅲ期，材料缺乏，仅见昝庙采集的墓葬遗物，未见地层材料，或可暂称为昝庙二期。魏文发表于1983年，此后本地区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还有1989年发掘的高淳朝墩头遗址、1997年发掘的高淳薛城遗址。从本土文化的角度看，宁镇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的确可以自成体系，具有本地区特有的文化面貌，如石器中盛行精致的横宽形多孔石刀，炊器始终以鼎为主，角状把手极有特色，豆的数量很多，豆盘下部垂有凸棱，豆把上端常见凸起，豆、罐等器形盛行侈口小圆唇作风等等。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尽管宁镇地区这种本土文化特色保持得较好，但也不断受到周边文化的冲击。

1997年发掘的高淳薛城遗址，虽然发掘面积不大，但收获重大，意义非凡，其早期年代约相当于马家浜文化中、晚期，这也是目前南京地区发掘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早在薛城遗址早期，即受到了马家浜文化的影响，到了北阴阴营文化时期，宁镇地区本土特色的文化面貌占主导地位，代表性地层有北阴阳营遗址第四层堆积及薛城遗址上层堆积。良渚文化崛起之后，对宁镇地区的影响加强，江宁昝庙遗址出土的遗物表现得最为突出，此外还有高淳朝墩头等遗址。

值得关注的是，宁镇地区并非只受到太湖地区文化的影响，北方文化对这一地区也有过渗透与交流，尤其是新石器时代最晚期阶段。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和江浦牛头岗遗址的下层堆积体现了较强的北方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北方龙山文化中有一个王油坊类型，地处鲁豫皖交界地带，栾丰实认为，这支文化应属于海岱龙山文化系统。王油坊类型曾向东南方长途迁徙，影响到宁镇地区。据徐峰研究，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的南徙之旅呈现东西两途，其中西线直指宁镇地区，即禹会—牛头岗—江宁点将台和高淳朝墩头。张敏认为，点将台文化中大致有三组文化遗存：甲组宁镇地区晚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乙组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遗存、丙组岳石文化尹家城类型遗存。甲组遗存发源于本地，乙组与丙组则均属北来文化因素。

由此可见，宁镇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除了保持本土文化特色外，主要还受到北方及太湖地区诸文化的影响，这与本地区地处南北交接之地的地理因素有关，从而成为一个多种文化交流、渗透、融合的交汇地区。

除了前面介绍的玉梳背外，昝庙遗址采集出土的一批遗物同样具有较为典型的良渚文化风格。具体而言，玉器中有玉璧（图4-9：2），石器中有有柄石刀（图4-9：3），尤其是陶器中的双鼻壶，乃是良渚文化陶器中的典型器物（图4-9：4）。因此昝庙遗址在昝庙二期阶段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如前所述，昝庙二期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对应良渚文化亦当为良渚晚期。在良渚文化晚期，或许有一支良渚先民出于某种原因向西迁徙，来到了江宁的昝庙，并最终定居于此，因此留下了具有典型良渚文化风格的器物。

图4-9 昝庙遗址出土的良渚文化风格器物

1.玉梳背饰 2.玉璧 3.有柄石刀 4.双鼻壹

良渚先民到达宁镇地区后，再北上渡江就容易的多，因为这里有多处江面较窄，不像当时的长江下游江海相连。从良渚文化玉琮的出土地点来看，安徽定远山根许正处于从宁镇地区向中原地区传播的线路上。从定远再向西北，至蚌埠，再达尉迟寺，这是后来王油坊类型南下宁镇再到上海松江广富林的一条线路，或许早在良渚文化晚期，这条文化传播线路就已经形成，成为良渚文化从西北方挺进中原的另一条道路。关于这条线路，我们将在下文展开探讨。

前文指到台湾学者吕琪昌曾著《青铜爵、斝的秘密：从史前陶鬹到夏商文化起源并断代问题研究》一书，提出夏朝可能渊源于良渚文化的论点。笔者虽不赞同其观点，但他所提出的良渚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路线倒是值得关注。这条路线是良渚先民西迁进入安徽及江汉地区，然后进一步转进中原的河南地区。关于二里头文化爵的源头，吕琪昌后来又有专文探讨，认为爵的源头最有可能的是环太湖地区的小型陶鬹。从传入河南的路径上看，是先辗转进入江汉及安徽地区。从目前资料来看，以河南上蔡十里铺出土的“原始陶爵”最早。综合陶鬹的整体发展及传播路径，其转化过程应该是在安徽淮北地区。河南上蔡十里铺是“原始陶爵”第一个据点。其后，沿汝河及颍河两路向伊、洛地区推进，成为王湾三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

良渚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除了上述较为明确线路外，还有一种方式值得关注，那就是李新伟提出的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如果这种理论真能成立的话，那么良渚文化与遥远的陶寺文化之间的直接交流无疑将成为可能。

在《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一文中，李新伟首先介绍了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即在对世界各地区前国家复杂社会的研究中，社会上层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方式备受关注，而建立远距离交流网普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美国考古学家皮波斯在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史前社会的经典研究中指出，表达身份与等级的物品的价值是由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决定的：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的价值越高。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建立，不仅提供了获得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均远离民众的高价值物品的有效渠道，而且交流活动本身就是很好的表现身份和地位的形式，有效地强化了社会上层在各自社会中超越一般民众的地位。

按照皮波斯的观点，在远距离交流中，有两点很重要。一是社会距离，即只有社会上层拥有的物品才是价值最高的。二是地理距离，即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价值越高。以良渚文化与陶寺文化为例，两者相隔的距离足够遥远，而双方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中，恰好也是只有上层才能拥有的物品或知识。良渚文化与陶寺文化的远距离交流，完全符合皮波斯的理论。

美国学者赫尔姆斯对前哥伦布时期巴拿马酋邦社会的具体研究中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通过交流获得的不仅是标志威望和财富的物品，还有与仪式活动有关的神秘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往往比物品的获得更重要；二是社会上层的亲身远距离旅行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她指出，社会上层的旅行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游学可以掌握本地民众难以获得的神秘知识和物品，使自己超凡脱俗；另一方面，充满传奇的长途旅行是值得夸耀的经历，是塑造自己英雄形象的最佳方式。她还特别指出，神秘知识远距离交流在考古遗存中的表现是两地器物的形态有差别，但反映的理念相同。

李新伟认为，中国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前时代的转折期，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基本同步在飞跃式发展。李新伟在提出这一理论时，罗列了较为丰富的主要物证：（一）红山和凌家滩，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文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相似性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最明确的例证。（二）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筒形器。筒形器和与龟灵崇拜有关的器物在不同地区的大型墓葬中出现，是社会上层交流的重要证据。各地筒形器的材质和形制各具特点，应是本地制作，社会上层交流的是与龟灵崇拜理念和仪式有关的各种知识。（三）大口缸。大口缸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流行是交流网形成的另一重要物证。（四）钺。仪仗性的增强和随葬数量的增多均表明，钺已经成为权力和身份的重要标志，葬钺已经形成一种重要的制度。各地区对钺的重视固然有本地传统的影响，但社会上层的交流也是钺在很大范围内成为普遍被认同的权力符号的重要原因。（五）象牙器。用玉、象牙和绿松石等珍贵材料制作的装饰品在社会上层的墓葬中较流行也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色，其中象牙器引人注目。黄河流域象牙器的原料或成品可能是通过远距离交流从南方地区获得的。上述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跨越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强、新的社会上层出现的背景下，地区之间的交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交流的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各地的社会上层积极参与到交流中，以获得本地民众难以企及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

陶寺文化中出现的大量良渚文化因素，完全符合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传播模式，那么这种传播无需良渚先民大规模北上，更不需要迁徙或远征，双方的交流不是建立在征服与碰撞的基础之上，只需良渚上层贵族远距离旅行，来到陶寺进行面传身授。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使不同地区的交流更一步加强，最终形成多元一统的华夏文明格局。

综上所述，良渚文化向中原华夏文明的传播主要是在良渚文化时期。其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文明虽然还没有出现，但其前身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正处于一种文化弱势的虚空状态，广泛吸收周边地区优秀的文化因素，而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正处于文化辐射的高峰期，这样大量的良渚文化因素便如百川入海，汇入中原。良渚文化向外传播的主力是在北方，良渚先民向北推进，先至江淮，再达苏北，其北进的线索在海安、阜宁及新沂花厅等一系列遗址中表现得十分清晰。这样良渚文化的诸多因素随着良渚先民的北进被带到北方的海岱地区，进而汇入中原地区。从花厅墓地的资料看，良渚先民的北进起初似乎是成功的，但若继续北进则受到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强烈阻挡，北上受阻之后可能折而向西，与中原地区的势力发生过直接的碰撞。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初期处于分崩离析的虚空状态，文化上也处于弱势，但到了龙山时代末期，随着大量吸收周边地区的优秀文化因素并融汇发展，其势力已日趋强大，并最终打败了北上的良渚先民。从古文献的记载来看，很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属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落，关于这一点，本书在第三章中有详细介绍。古史中有炎黄大战蚩尤并最终获胜的传说，也许这一历史传说正反映了中原势力与良渚先民之间的碰撞与征服。良渚先民虽然失败了，但良渚文化的诸多因素却因此而汇入到后来的中原华夏文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