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跃龙出仕东台不久，便遭遇了全国“四大文字狱”之一的东台诗案，亦称“一柱楼诗案”。案主徐述夔（kuí），字孝文，青年中举，因卷中有违碍统治者之语，被罚会试停考。怀才不遇的徐述夔心灰意冷，不平之气，时见于诗。乾隆二十八年（1763），徐述夔病故，其子怀祖将他的遗作付梓，以家有“一柱楼”而取名《一柱楼诗集》。十数年后，与徐家结怨甚深的同里蔡嘉树，向徐述夔孙子徐食田、徐食书提出要赎回祖上几顷田地的要求，因出价太低，屡被拒绝。蔡嘉树恼羞成怒，将二徐告之官府，但因缺乏契据，空口无凭，被涂知县严词斥责，当堂驳回。蔡嘉树一讼败诉，再生恶念，便将多年前的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找来，断章取义，将“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有涉违碍的字句摘录下来，捏成恶状，“毕恭毕敬”地呈送到东台父母官涂跃龙的手上！
入关以来，清朝为强化专制统治，大兴“文字狱”，因言获罪者，生者引颈受戮，死者剖棺焚尸，挫骨扬灰，甚至株连九族，惨不忍睹。最著名者，此前就曾有康熙朝的戴名世《南山集》案、庄廷鑨的《明史》案、雍正朝的查庭嗣吕留良案等等。文网密布，文士噤若寒蝉，唯恐避之不及，如诗人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显然，“一柱楼诗”中有许多失于检点之处，极易授人以柄，置对方于死地。涂跃龙觉得，蔡嘉树因为邻里宿怨而要致邻家兄弟于死地，实乃过分；徐述夔父子故去多年，今欲祸延其子孙，居心更为险恶。权衡再三，涂跃龙冒着人头落地的风险，压下诉状，强制息讼。为使蔡家越级上诉失败，他给江宁布政使陶易写了一份呈文，向上司陈述了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表明了自己息讼的态度。陶易出身清贫，做官之后保持节俭廉正，心系百姓，口碑甚佳，尤对摧残知识分子的文字狱深恶痛绝。在接到涂知县禀告后，义无反顾地赞同其善举，拟就批文，下发扬州知府。知府谢启昆也是一位秉持正义的好官，他仍旧采取拖延的办法，压下案卷，以期不了了之。
两月之后，户部侍郎、江苏学政刘墉到金坛视学。风闻此事，刘墉随即将此事奏报给乾隆。他在奏章中写道：“如有悖逆，即当严办；如无逆迹，亦当核销以免惑坏人心风俗。现移督抚办理。”乾隆看完刘墉的奏折和《一柱楼诗集》后，龙颜大怒——一个被革去功名的乡野文人，居然敢写出如此悖逆的诗句，而各级地方官员对查办禁书不积极和不作为的态度，更令他火冒三丈。乾隆密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火速严查徐述夔一切诗文，并连发数道谕令，把涉案18名人犯押解进京候审。(www.xing528.com)
案到刑部，凡涉及《一柱楼诗集》者均被抄家。官员中，轻者革职、监候，或“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重者以“有心消弭重案”处以死刑。原礼部尚书沈德潜生前是获得乾隆特别恩宠的诗坛泰斗，曾撰文称徐述夔“人与文章皆可为法”。《一柱楼诗集》案发生时，他已死十年，乾隆仍命追夺沈德潜的一切谥典官职，撤出乡贤祠内牌位、仆毁御赐碑文。至于徐家，罹祸之烈，更是骇人听闻：徐述夔、徐怀祖父子，剖棺枭首示众；孙徐食田、徐食书斩首。九卿议奏：徐述夔的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斩；十五岁以下及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付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受株连的还有门生亲友等等。
作为“一柱楼诗案”的第一责任者东台县令，涂跃龙以“未能立即查究”，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经历了从政以来第一次惊涛骇浪，不至溺亡，实为万幸。在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涂跃龙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毅然采取压状拖延、息讼宁人的做法，需要承担多么大的风险，准备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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