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一乱，人们都想称王称帝，所以，政权就像走马灯一样。当时在西部有这样一个政权，是匈奴族建立的，它位于今天陕西北部和内蒙古界的榆林，榆林边上有一个县叫做靖边县，如果今天来到这的话，就能看到一面是农田，另一面是茫茫大漠，景色也很别致。在农田和大漠的交界之处，直到今天还有一个城址，当地人叫白城子。白色的土，非常显眼。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胡夏的城址。
北魏有仇人，其中之一就是赫赫连勃勃这支匈奴。赫连勃勃原先叫刘勃勃，匈奴人认为自己姓刘，自己的血统比司马氏政权更靠近汉，干吗你能称帝我就不能呢？刘勃勃他爸爸被拓跋鲜卑给弄死了，所以这一支和拓跋鲜卑有血海深仇。他在起事称帝之前曾经投靠过北魏的对头——后秦。后秦主姚苌，也就是逼死苻坚那位，是前秦的叛徒。姚苌继任者是姚兴，刘勃勃就投靠了他。但是没想到，随着事态的发展，北魏政权和后秦政权讲和了，这时候刘勃勃特别愤恨，北魏和我有杀父之仇，我怎么还能在你这混下去？于是他率着一干人等，依据内蒙古和陕北交界的这块地方建了国，他认为我祖上就应当是刘邦，而我们匈奴是大禹的一支，建立国号叫夏。[1]
《史记》写到匈奴的时候，的确交代匈奴的祖上是大禹。这个说法可不可信？历史学家还有争议。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大禹有一支可能跑到北方，和匈奴融合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就是古人族属认错了，蛮、夷、戎、狄经常认错，因为华夏人看到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往往分不清楚。今天也是，咱们看外表也分不清欧洲人究竟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赫连勃勃称自己是大禹之后，胡夏的势力范围在今天的河套一带。他定都在今天的陕北榆林的靖边，史称叫做统万城。这个名号也非常好玩，统是统一的统，万是万里江山的万，顾名思义，我就要统一万里江山，表现出他的雄心。
建城的过程也非常复杂，他选址选到“统万”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不仅有肥沃的粮田，而且背靠大漠，地理位置很优越，在此建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他派自己的亲信，寻找一大群能工巧匠，以及大量民夫，给他建这个都城。赫连勃勃这个人非常残忍，对这些工匠也极端苛刻，当时有这样的做法，如果监工拿一个锥子在土上扎，能扎进去一寸，这个负责的工匠就是死。[2]据说人们用三合土（包括石灰、黏土、黄土）堆在一起造的这个城。由于石灰、黏土是白色，所以直到今天它还泛白，当地人俗称叫白城子。他这时候不称刘勃勃了，改姓叫赫连，这个姓氏是他造出来的。赫是显赫的赫，连是连接的连，显赫地连接上苍，赫然与天神相连，所以他姓赫连。[3]他死活不愿意定都长安。[4]
有一个人叫韦祖思，是个读书人，非常有名，人们对他的口碑很好。赫连勃勃见到韦祖思，没想到韦祖思对赫连勃勃非常恐惧，知道这是一个杀人魔王，对赫连勃勃恐惧大于恭敬，这下让赫连勃勃看出来了。赫连勃勃大怒，你怎么这样？我对你以国士相待，可是你居然怕我。赫连勃勃说你昔日不拜后秦主姚兴，你怎么就拜我？我活着的时候你尚且对我如此，我死了之后你还不拿笔把我给骂烂了？所以就把韦祖思给弄死了。[5]
统万城遗址
南朝有一个学者叫刘义庆，他有本书叫《宣验记》（见萧子显《南齐书》），也写得神神鬼鬼，说当时佛教盛行，赫连勃勃把这个佛像放在自己的背上，这下所有人既是在拜佛像，也是在拜他，跟别人说你拜佛像即为拜我，我就是佛。这么一个杀人魔王还自称是佛。但是据说赫连勃勃的死也很悲惨，刘义庆说这是被雷劈死，不仅雷劈死了赫连勃勃，而且把赫连勃勃的坟墓也给劈碎了，人们发现赫连勃勃尸体露于外，他的身上还写着“凶虐无道”的字眼。这个说法今天看表达的是人们对他的愤恨，肯定有渲染的成分。
这个政权从赫连勃勃传到了他的继任者赫连昌，由赫连昌传到赫连定。这个政权从407年到431年。到428年的时候，北魏和胡夏打了一仗，胡夏败北，北魏的皇帝拓跋焘，有雄才大略，打下了统万城，感慨胡夏的暴虐。[6]居然发现一封信，有一个叫赵逸的文臣歌颂赫连勃勃功绩，说是拍马屁式的文字。他写得实在太肉麻了，从大禹开始讴歌，说胡夏政权的老祖宗大禹就是一个仁慈的圣祖，他能够疏导山川，治理水患，老百姓享其福祉。但是后来有了各种各样的纷扰，虽然夏王朝覆灭，但是夏王朝有一支匈奴继承了华夏的正统，而匈奴之中有一支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仁慈的政权。胡夏对老百姓极其关爱，拥有天意民心。这封信文字用了许多的典故，写得极其华美。拓跋焘看到这封信很生气，说这样的信就说明胡夏不亡都算怪的。于是就调查这封信是谁写的，发现是当时胡夏国的著作郎（也就是专门负责文书档案的官员）叫赵逸。拓跋焘打算治罪赵逸，但手下的崔浩说这些东西是文士的虚夸之辞，不得已为之，不足为罪。[7]
拓跋焘非常信任崔浩，一度对投降的许多少数民族将领说，你别瞅这个瘦小的崔浩，他一个人就抵好几十万兵，但是崔浩死得也非常悲惨。崔浩后来给拓跋鲜卑修历史，拓跋焘说，怎么实事求是怎么写。崔浩就当真了，于是把史书写成；不仅写成，还把它刻成石头放在显眼的地方，这下鲜卑贵族在早期不符合华夏伦常的、伤风败俗的种种暴行公之于众。于是鲜卑贵族怒了，声讨崔浩。[8]拓跋焘也不敢保他，于是把崔浩灭族，这是鲜卑历史上的一个文字狱。[9]崔浩曾经说，汉族的士大夫无奈写了这些文字，只能歌功颂德，您也没有必要跟他较真。所以赵逸才逃过一劫，但是他没赵逸那么命好。其实修史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北方崔、卢诸多大族遭受了灭顶之灾。
北魏逐渐崛起，后来渐渐统一北方，五胡十六国到了尾声。咱们得感谢司马光，他把乱世一年一年记载得很清楚，五胡十六国的暴君、佞臣、逆理伤道的事件，今天能厘清。如果没有司马光做的工作，许多文献与事件也就湮灭了。崔鸿的《十六国春秋》说当时有十六国，成汉、二赵、三秦、四燕、五凉，还有夏，但是您仔细数，不止十六国。这十六国，短的八九年。长的二三十年。这样的气数非常短，为什么如此，值得思考。原因之一就是当时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而一旦野心家开始其篡权过程就一发不可收拾，相互效尤。
中国五千年文明，绵延至今没有绝断，没有一个国度如此。究其原因是什么？很重要一条，就是中国有一个强大的公权力在支撑，在建造公权力的同时也建造了一整套制度文化。古代政治有自身的制约因素，比如帝王有一群谏臣，有儒家思想，有天道鬼神及祖宗之法，这一套东西都在制约着帝王的权力。所以中国古代像汉唐时代能够防范许多不良的社会倾向，使得社会相当程度上稳定下来。《资治通鉴》目的要干吗？是通过历史把政治的合理性讲清楚，告诉皇帝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www.xing528.com)
所以我们说，五胡十六国之所以乱，是因为它陷入看人家称帝眼红，称帝后大搞腐败，最终亡国恶性循环之中。人们是如何走出这样的恶性循环，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的，值得深入探讨。
[1]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四晋纪三十六安皇帝己义熙四年：“夏王勃勃闻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齐难以勃勃既远，纵兵野掠；勃勃潜师袭之，俘斩七千余人。难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虏其将士万三千人。于是岭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万数，勃勃皆置守宰以抚之。”
[2]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六晋纪三十八安皇帝辛义熙九年：“夏王勃勃大赦，改元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筑都城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勃勃曰：‘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宜名新城曰统万。’阿利性巧而残忍，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则斩弓人，入则斩甲匠。又铸铜为一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属，饰以黄金，列于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由是器物皆精利。”《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恭皇帝上元熙元年：“勃勃性骄虐，视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剑于侧，有所嫌忿，手自杀之。群臣迕视者凿其目，笑者决其唇，谏者先截其舌而后斩之。”
[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六晋纪三十八安皇帝辛义熙九年：“勃勃自谓其祖从母姓为刘，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乃改姓赫连氏，言帝王系天为子，其徽赫与天连也；其非正统者，皆以铁伐为氏”，胡三省注：“勃勃父卫辰本铁弗氏，故改其非正统者为铁伐氏。”“言其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也。”
[4]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恭皇帝元熙元年：“群臣请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历世帝王之都，沃饶险固！然晋人僻远，终不能为吾患。魏与我风俗略同，土壤邻接，自统万距魏境裁百余里，朕在长安，统万必危；若在统万，魏必不敢济河而西。诸卿适未见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乃于长安置南台，以赫连璝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勃勃还统万，大赦，改元真兴。”
[5]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恭皇帝元熙元年：“夏主勃勃征隐士京兆韦祖思。祖思既至，恭惧过甚，勃勃怒曰：‘我以国士征汝，汝乃以非类遇我！汝昔不拜姚兴，今何独拜我？我在，汝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汝曹弄笔，当置我于何地邪！’遂杀之。”
[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宋纪二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四年：“初，夏世祖性豪侈，筑统万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高五仞，其坚可以厉刀斧。台榭壮大，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穷极文采。魏主顾谓左右曰：‘蕞尔国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宋纪二太祖文皇帝上之上元嘉四年：“得夏太史令张渊、徐辩，复以为太史令。得故晋将毛脩之、秦将军库洛干，归库洛干于秦，以毛脩之善烹调，用为太官令。魏主见夏著作郎天水赵逸所为文，誉夏主太过，怒曰：‘此竖无道，何敢如是！谁所为邪？当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贬，多过其实，盖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纳夏世祖三女为贵人。”
[8]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宋纪七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巧佞，为浩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著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高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宋纪七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止诛其身。絷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小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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