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解》中的诗学思想倾向及其成果

综观杜预《集解》，“诗以言志”是其一以贯之的诗学思想，“情志合一”则又是其基本思想倾向。这种诗学思想及其倾向，一方面直接受《左传》诗学观念的影响，间接接受汉代诗学观念尤其是《诗》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自觉地带有西晋《诗》学观念的印记。

《左传》所言之“志”含义相当丰富，除去“记载”一类与情无关的义项外，其中与情感有关的义项约有六种：（1）意愿、遗志。如“盖隐公成父之志，为别立宫也。”（隐公五年）（2）思想、想法。“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襄公二十五年）（3）本性、性情。“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昭公二十五年）（4）希望、期待。“吉过于其志。”杜注：“志，望也。”（哀公十六年）（5）神情，精神。“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昭公九年）（6）心意，神志。“疾不可为也，是谓近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孔颖达疏：“以丧失志意也。”（昭公元年）以上六个义项基本可以囊括先秦典籍与情相关的“志”的概念意义。由此可见，《左传》之“志”与“情”并无判然界限。故孔颖达曰：“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29]

然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左传》也特别强调以礼法约束本然性情，如“以制六志”“使不过节”。第二，《左传》所言之“志”与“礼”又几乎完全叠合在一起，如“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哀公十六年）失礼“则昏”，“失志”亦为昏，故知礼志一也。第三，《左传》所言之“情”与“志”是统一关系，而不是分离关系，如“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节其制而序其情。”（隐公五年）古代诗乐舞三位一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皆是言志的载体，所谓“序其情”亦即言其志，情志一也。《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发乎情，止乎礼义。”^[30]所表达的情志合一、以礼约情的诗学观念，实际上是对以《左传》为代表的先秦诗学观念的总结。

《集解》数次强调“诗以言志”，然在具体使用情、志概念时，意义又几乎不加分别。如《集解序》“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情”即志；“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志”即情。所以情志合一也就成为杜预诗学的基本思想倾向。但是《集解》与《左传》亦有细微区别。《左传》所言之“志”意义宽泛，几乎可以涵盖一切之“情”；《集解》所言之“情”意义宽泛，几乎可以涵盖一切之“志”。这与陆机“诗缘情”之“情”意义相近，表现出情志说在西晋《诗》学中的微妙变化。

在《左传》中，不仅诗之“比兴”有两种类型：一是原诗所用之比兴；二是用诗所用之“比兴”。而且“诗言志”也有两种类型：一是作诗者之志，所表达的是《诗》中文本的原始意义；二是用诗者之志，所表达的是引《诗》的当下语境意义。杜预情志合一的《诗》学观也因此而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造篇、议论之用诗——论作诗者之志。造篇乃作者因事而作，表达特定的明确情感，杜预对这类诗歌主要是阐释其所包含的原始含义。如闵公二年：“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杜注：“《载驰》，《诗·卫风》也。许穆夫人痛卫之亡，思归唁之不可，故作诗以言志。”^[31]《诗序》曰：“《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32]许穆夫人因为宗国覆灭而不能救之，思归吊唁其兄而不合礼义，故作《载驰》以抒发这种复杂的情感。杜预所言“诗以言志”即是以诗抒情，乃以揭示作诗者之志为指归。又如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杜注：“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传引诗不皆与今说诗者同。”^[33]所谓“诗人之作，各以情言”，此之情乃作诗者之情，亦即志。考其诗意必须兼顾作诗者的历史语境和用诗者的当下语境，“不以文害意”是解诗的基本原则，不求“与今说诗者同”是其创新。

第二，赋诗言志之用《诗》——论用《诗》者之志。如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杜注曰：“诗以言志。”^[34]此所谓“诗以言志”，意义与《载驰》所谓“诗以言志”意义完全不同。此乃赋诗者之志，而非诗人之志。赋诗言志，既是借诗抒情，也是借诗说理。所以，志与情在杜注中常常不加分别，如昭公二十年：“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杜注：“齐侯甘于所乐，志于不死，晏子言古，以节其情愿。”^[35]享乐现实，期于不死，是齐侯之“志”，而此之志就是指情感、愿望。杜注言“志，望也”，亦即此意。情志合一，杜注又泛谓之“意”。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杜注：“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36]所谓“因古诗以见意”，也就是赋诗言志的意思。所以杜预所言之志，也包含“意”，如襄公十四年：“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杜注：“穆子赋《匏有苦叶》，意惟取‘深则厉，浅则揭’二句，言遇水深浅，期之必渡。穆子赋此诗，言己志在于必济也。”^[37]亦即必渡河而取之。此之“志”即“意”。襄公十五年所引“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杜注：“是后妃之志，以官人为急。”^[38]亦同此意。

综上，杜预所言之情即志，志即情，二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而且所言之情、志，又包含意、理，且受礼的约束。这种情志合一的诗学思想倾向，既继承了前代的诗学观念，也带有较为显著的时代特点。西晋前期，复古之风甚嚣尘上，于是“诗言志”的诗学观念成为文学批评主流，傅玄《答潘尼诗序》强调“盍各言志”，挚虞《文章流别论》“言其志，谓之诗”，正是这种复古诗学观念的代表。后来，陆机虽从诗歌发生上提出“诗缘情”（《文赋》）的理论，然而在思想表达上仍然强调“作诗以明道述志”（《遂志赋序》）。所以李善以“诗以言志，故曰缘情”阐释陆机“缘情说”^[39]。而情志合一也是西晋初期基本的诗学思想倾向，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成声为节，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40]在表达形式上，以四言为正体，为雅韵；在思想内容上，“以情志为本”，从而成为西晋复古主义诗学观念的代表。“以情志为本”与杜预情志合一的诗学思想倾向是完全一致的。杜预强调在“诗以言志”的同时凸显情志合一的诗学思想倾向，显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审美契合点。

概括地说，杜预从历史语境的角度，解读《诗》文本的原始含义；从当下语境的角度，解读用诗者的接受生成意义，而且二者互相依存、互相印证，既深化了《诗》的文本阐释，推进了《诗》的研究，也揭示了文学接受的一种特殊现象，为文学接受史研究提供了另一角度。又因杜预注《诗》紧扣《左传》，不自觉地采用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使其诗歌阐释时时突破旧说，自铸新论，尤具有创新意义。其“诗以言志”“情志合一”的诗学思想及其倾向，虽在理论上创新不足，却也反映汉魏以来诗学主流的诗学思想形态。需补充的是，杜预《集解序》以“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概括《左传》叙事特点，在审美属性上与《诗》之比兴有密切关系，也特别具有诗学意义。

【注释】

[1]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夏承焘：《采诗与赋诗》，《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上海）1962年版。

[2]傅道彬：《先秦用〈诗〉论》，《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丽文：《左传中的〈诗经〉文化》，《春秋的回声——〈左传〉的文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俞志慧：《诗言志的分别义》，《君子儒与〈诗〉教儒——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论》，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3]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百年述评》，《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4]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72页。

[5]同上，第79页。

[6]笔者据《春秋左传正义》统计：赋《风》31次，涉及《诗》27首，逸诗2首；赋《小雅》32次，涉及《诗》27首，逸诗2首；赋《大雅》8次，涉及《诗》7首，逸诗1首；赋《颂》2次，涉及《诗》5首。此未包括季札聘鲁，乐工为之所歌之《诗》。现有著述或论文统计皆有讹误。

[7]笔者据《春秋左传正义》统计：其中引《风》23次，20首；《小雅》47次，26首；《大雅》57次，24首；《颂》19次，13首。另引逸诗10次，10首。现有著述或论文统计皆有讹误。

[8]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8页。

[9]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页。

[10]同上，第504页。

[11]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页。

[12]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7页。

[13]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1页。

[14]同上，第1033页。

[15]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8页。

[16]同上。(www.xing528.com)

[17]同上，第639页。

[18]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8页。

[19]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9页。

[20]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21]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1页。

[22]同上，第158页。

[2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页。

[24]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2页。

[25]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3页。

[26]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27]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87页。

[28]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3页。

[29]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30]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31]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32]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33]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34]同上，第1063页。

[35]同上，第1406页。

[36]同上，第413页。

[37]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9页。

[38]同上，第934页。

[39]六臣注：《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刊明州本2008年版，第255页。

[40]严可均：《全晋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