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出镇会稽，于会稽而言，迎来了跨越式发展，政治地位发生了质的飞跃，奠定了会稽成为独立都督区的基础，并进一步影响到南朝东扬州之设立。于琅琊王氏等高门士族而言，王舒之出镇会稽，有奠基之功。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世家大族之一流人物陆续出镇会稽，进一步促进了会稽经济、文化之发展。
东晋会稽政治地位之提升，首先表现为会稽内史政治地位之提升。对此，笔者曾在《东晋会稽内史政治地位之变化》一文有论述。概言之，主要表现为会稽内史所授军号的提升、会稽都督区的形成、加官散骑常侍的出现，以及会稽内史职务调动情况的变化等。[8]这些变化多与王舒之任职关系密切。
王舒出镇会稽官阶较高。初任会稽，为“抚军将军、会稽内史，秩中二千石”，根据阎步克先生对魏晋官员品位与职位的分类，权责、资格、薪俸、特权、礼遇构成了“品秩五要素”[9]，军号“抚军将军”及秩禄“中二千石”属“品位分类”，代表品秩，与会稽内史这一“职位”共同构成官阶。王舒因历授显职，曾任假节都督、平西将军，所授方镇也有青徐、荆湘等，虽因王敦之乱仕途受挫，调任会稽时仍为尚书仆射，其资望甚高，故所授为“抚军将军、中二千石”，其品秩明显高于前代之历任会稽内史。抚军将军为三品重号将军，且排名靠前，“中二千石”之秩禄仅低于三公，俸额较“二千石”高出一半。[10]所授“抚军将军”加上“中二千石”之秩级，其品秩便完全不同，责权、薪俸、特权、礼遇等各方面均有提升，并能开府置佐。据《晋书·职官制》：“三品将军秩中二千石者，著武冠，平上黑帻，五时朝服，佩水苍玉，食奉、春秋赐绵绢、菜田、田驺如光禄大夫诸卿制。置长史、司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门下都督，录事，兵铠士贼曹，营军、刺奸、帐下都督，功曹书佐门吏，门下书吏各一人。”可见王舒会稽之任，已非寻常郡守可比。
会稽内史军号的提升始于王舒。在他以前，史书可考之会稽内史前后共六人，分别为诸葛恢、许归、熊远、周札、邓攸、虞潭。其中许归、熊远、邓攸三人未授军号。诸葛恢先后两次任会稽内史，初任时在建武元年（317），未授军号，但因“会稽内史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为诸郡首”，特增秩为“中二千石”。第二次任职约在太宁二年（324），时在王敦之乱平定后，因功封爵建安伯，并授后将军、会稽内史。另有周札、虞潭任职时间也在太宁元年（323）至太宁三年（324）之间，属王敦之乱的特殊时期，故加会稽内史周札为右将军、虞潭为冠军将军。综上可知，在王舒以前，会稽内史所授军号均是特殊时期临时所加，为战争之需，所授军号右将军、后将军、冠军将军虽均列第三品，但位次均低于抚军将军。
自他之后，会稽内史皆授军号，且根据任职者资历之不同，严格品秩、军号。大致言之，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以王羲之永和七年（351）任职为限，此前出任会稽内史者，军号以四品为主，如何充、王述为建威将军，庾冰为振威将军，其任职时间都集中在咸和、咸康及永和初年。中间虽有孔愉、王允之等军号较高者，皆系事出有因，资望较重。王羲之以后，会稽内史所授军号均在三品及以上，郗愔、谢琰更是以镇军大将军、卫将军之尊出镇会稽。
会稽内史职务间的调动，亦可证明其政治地位之提升。自王舒任职以来，会稽内史之职务调动多在中枢宰辅或扬荆徐江等重要军州之间进行，并已形成定例。如王舒、王彪之、王蕴、孔靖以尚书仆射出镇会稽，孔愉、郗愔以（紫金）光禄大夫出镇；王允之、王羲之、王凝之以江州刺史出镇会稽，谢玄、何无忌分别以徐州刺史和豫州刺史出镇。以会稽内史调任显职者，如庾冰、王述直接调任扬州刺史，其中庾冰兼中书监，入朝辅政；江虨、王彪之、谢琰、孔安国调任尚书仆射；郗愔、何无忌分别调任徐州和江州刺史，等等。较东晋初期在太常卿、侍中、尚书、护军将军之间调动已大为不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魏晋南北朝，侍中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与闻朝政，有宰辅之实。但侍中之地位与皇权息息相关，东晋皇权不振，政出高门，且皇帝多幼弱，不能主政，故东晋之侍中始终位望不显，权位亦轻，并常作为加官授予权臣和皇族。
会稽都督区的形成亦始于王舒。咸和三年（328），苏峻、祖约叛乱，王舒受太后遗诏，为假节都督，行扬州刺史事。后陶侃为盟主，以会稽内史王舒为“监浙江东五郡军事”，是为会稽都督区设立之始。五郡，即会稽（今绍兴）、临海（今临海）、东阳（今金华）、永嘉（今温州）、新安（今淳安）。在王舒以前，浙江东五郡并非一个军事整体。据《晋书》卷五十八《周莚传》载，如王敦之乱时，周莚为“冠军将军、都督会稽、吴兴、义兴、晋陵、东阳军事”，周莚所督包含了浙江东五郡之会稽、东阳。王舒之后，终东晋一朝，浙江东五郡一直作为一个军事整体而存在，凡是东方有事或有特殊资望者出镇会稽，则会稽内史以居职者资望深浅重轻，分别带都督五郡军事、监五郡军事、督五郡军事衔，从而正式成为方镇军州，证明吴廷燮“会稽内史，都督五郡，亦方镇也”[11]所言非虚。史籍可考的会稽内史带督五郡军事者，前后共九人，除王舒外，另有郗愔、王蕴、王荟、谢琰、刘牢之、何无忌、司马休之、孔靖等，任职时间主要集中在咸安元年（376）以后，即东晋中后期。
会稽都督区是与扬州都督区、荆州都督区、江州都督区、徐州都督区、豫州都督区、沔中都督区、益州都督区、广州都督区等并列的东晋九大都督区之一。[12]魏晋之世，外重内轻，镇将带都督者权位尤重，据《晋书·职官志》：“四征镇安平加大将军不开府、持节都督者，品秩第二，置参佐吏卒，幕府兵骑如常都督制，唯朝会禄赐从二品将军之例。”可知王舒任监浙江东五郡军事，较初镇会稽时品秩又提升了一级。此外，都督、监、督及受节也是构成军阶和品秩的重要内容。据《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史书可稽之会稽内史，郗愔、王蕴、谢琰、刘牢之带都督，王舒为监，王荟、何无忌、司马休之、孔靖为督，受节者也有两人，分别为谢琰、何无忌，均是为征孙恩、卢循受命于危难，故皆为假节都督，得杀犯军令者。
会稽都督区的设立，不仅在东晋时影响深远，其地位和作用一直延续到南朝乃至隋唐。刘宋一朝，凡是诸皇室担任会稽太守，往往兼任浙江东五郡都督，如义阳王刘昶、寻阳王刘子房、江夏王刘跻等，齐梁亦有因袭。孝建以来，还以会稽都督区为核心设立了东扬州，完成了形式上的转变。据《宋书·地理志》记载：“孝建元年（454），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大明三年（459）还以东扬州为扬州，丹阳等王畿诸郡以南台侍御史统之。”刘劭篡位，更是将浙江东五郡置为会州，“元凶弑立，以扬州浙江西属司隶校尉，浙江东五郡立会州”，会州之称自然是从会稽演化而来，这也足以说明会稽的政治影响和核心地位。刘、宋期间，东扬州设立时间短暂，梁普通五年（524）又分扬州、江州置东扬州，辖区有所扩大，此后基本延续直至陈末，成为一个固定政区，续存五十九年。隋开皇九年（589），改东扬州为吴州，后又改为越州。东晋南朝，会稽一直是浙东地区政治中心，隋唐时期，是吴州总管府、越州总管府、越州都督府、浙东观察使司及镇东军节度使司的治城所在。其地位的取得，实肇端于东晋，始倡于王舒。
王舒出镇会稽，也是东晋高门士族任职与开发会稽之始。自王舒以来，会稽内史多由高门士族充任，其中琅琊王氏七人，颍川庾氏两人，陈郡谢氏两人，太原王氏三人，且多为族中翘楚或领门人物，如王羲之、王彪之、庾冰、谢玄、王述等等。尤其是琅琊王氏与会稽关系最为密切，莅职会稽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占了整个东晋时代的四分之一。此外，何充、孔愉、郗愔、司马道子、司马休之等任职者皆地位显赫，位极人臣。
士族专兵、州镇世袭是东晋门阀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如荆州刺史，前后虽有十九人任职，但主要由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出镇，三族共十三人，累计任职时间达六十三年，尤其是谯国桓氏，仅桓温任职就达二十年，加上桓豁十四年，桓冲七年，桓石民五年，形成“桓氏世莅西土”之局，致有后来桓玄之乱。不仅荆州如此，其他州镇也不例外，表现出士族世袭世领性质，会稽也存在着父子相继、兄弟相承的现象。史书可考的三十三名会稽内史，有四对父子、两对祖孙、一对兄弟，群从兄弟和叔侄关系则更是不计其数。父子关系中，琅琊王氏有两对，分别是王舒与王允之，王羲之与王凝之；会稽孔氏、会稽虞氏各一对，分别是孔愉与孔安国，虞潭与虞啸父。祖孙关系中，太原王氏与会稽孔氏各一对，分别是王述与王愉，孔愉与孔靖。高门士族出镇，特别是世袭世领性质，对会稽经济的开发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北来高门士族任职会稽，并在此定居与持续开发，不仅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会稽社会的发展，实现了南北文化的融合。琅琊王氏中，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辞去会稽内史后，便在剡县（今嵊州）定居，子息繁衍，遍布新嵊，至今仍是大姓。《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曰：“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王羲之兰亭集会对绍兴文化之发展至今影响深远。高平郗氏中，据《晋书》卷六十七《郗愔传》，郗愔两度担任会稽内史，在临海太守任上时，“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有终焉之志。在第二次担任会稽内史后，“以年老乞骸骨，因居会稽”。即使“征拜司空，诏书优美，敦奖殷勤”，也“固辞不起”。再如陈郡谢氏，会稽内史谢玄“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又据《南史》卷十九《谢灵运传》，其孙谢灵运“移籍会稽，修营旧业”，所咏《山居赋》之始宁庄园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足证北来士族对会稽经济开发及发展之影响。追根溯源，后世高门士族出镇与开发会稽，实肇端于王舒，有奠基之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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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晓栋，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六朝历史与文化、地方文史。本文为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越文化研究中心）”课题成果（编号：15JDYW03YB）。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69页。
[3]《世说新语》卷八《赏誉》第四十六。
[4]万斯同：《晋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3394页。
[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6]《资治通鉴》卷93《晋纪十五》：“咸和元年（326）八月，……尚书仆射王舒为会稽内史，以广声援。”
[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69页。
[8]余晓栋：《东晋会稽内史政治地位之变化》，《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2期，第123—127页。
[9]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6页。
[10]同上，第27—28页。
[11]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3467页。
[12]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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