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华黎经略华北，《元史》揭秘宋朝南征征服

1217年八月，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国王，赐以大汗所使用的九斿大旗，专一负责继续南征事宜，并指示说：“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所统军队计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鲁兀、忙兀及扎剌亦儿五投下。[383]以及由诸部抽调混合组成之火失勒（qošiqul）[384]千骑共一万三千骑、汪古部万骑，再加上由投降于蒙古的汉、契丹、女真将军吾也而、耶律秃花、刘伯林、史天倪等所统的数万众。

金室南迁南京（河南开封），金国朝廷的如意算盘是放弃河北，据守河南而向南宋方面取偿于江淮。中都弃守以后，燕南千里华北大平原上，除了信安张甫利用北宋的“三关旧地，塘泺深阻”的有利地形，足以暂时固守之外，其他均无险可恃，黄河便成了最后的一道防线。金廷于是尽起诸路军户至河南，其总数包括老稚在内，高达百余万口。为了养活这批猛安人户，即使减半发给口粮，每年支出也须三百万石，而河南岁租仅一百五六十万石。老百姓的赋役虽增加了三倍，政府仍无法维持。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榷油，认为岁可收银数万两。尚书右丞相高琪力主之，朝臣均极力反对而止。为了弥补财政空缺，政府滥发钞币。贞祐以前，交钞制度本已接近于溃败。三年（1215年）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才行数月，复壅滞如故，千钱之券，仅值数钱。兴定元年（1217年）二月改行“贞祐通宝”，凡一贯当贞祐宝券千贯；又增征制纸币的“桑皮故纸钱”税。五年（1221年），更造“兴定宝泉”，每一贯当通宝四百贯。元光二年（1223年）五月，复行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这时的交钞已同废纸，而造成“市肆昼闭，商旅不行”的局面，老百姓的最后一点膏血也被榨取殆尽。在政治上，这个苟且求活在河南的小朝廷也十分动荡。当贞祐南迁时，山东、河北、河东以至河南等地的农民、驱奴都纷纷乘时起义。特别是一些因屯田军户圈地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若营垒，若散居，若侨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寻踪捕影，不遗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385]他们大多以服红袄为标志，史称“红袄军”。蒙古语作“忽剌安·迭格列”（hula, andägälä，穿红衣的人）。比较著名的有泰安的刘二祖，益都的张汝楫、杨安儿，深州的周元儿，泰州的赵用、刘高二，临沂的郝定，潍州的李全，密州的方郭三，胶西的李旺，石州冯天羽，济南夏全等等。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是杨安儿与李全。杨安儿原名杨安国，以卖鞍为业，故称鞍儿。蒙古军南侵，杨安儿受招领军戍边，中道亡归，与张汝楫聚众起义，破莱州、登州，自立为王，建元天顺。潍州李全，人号李铁抡，与其兄李福等起兵响应。杨安儿旋为金军败逐致死，其妹杨妙真代领其众，与李全合势，结为夫妇，横行山东，金军始终无力镇压。汹涌不绝的农民起义斗争使金朝的统治从内部受到强大的冲击。金宣宗本人，并非大器，依靠近侍以伺察百官。“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每相与议时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国。”[386]高琪当国，“专固权宠，擅作威福，与高汝砺相唱和。高琪主机务，高汝砺掌利权，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负材力或与己颉颃者，对宣宗阳称其才，使干当于河北，阴置之死地。自不兼枢密元帅之后，常欲得兵权，遂力劝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复为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岁月，不肯辄出一卒以应方面之急。”[387]在1217—1218年和1221年间，金人在蒙古与西夏连年深入，穷于应付的危急形势下，却轻率地开衅于南，两次兴师伐南宋，以图侥幸，虽有小胜，然终至于“兵力既分，功不补患”。在南北合击、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金国之亡，已无可避免了。

木华黎在受任专征的同年（1217年）秋率军南征，克遂城、蠡州，并分兵入河东，掠隰州、沁州，攻太原。冬，破大名、益都以及山东诸路。他基本上仍然采取秋来春去，不做守土之计的掠夺方针，故山东复为金有。当时，金朝北面的军事部署是：蒙古纲以右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镇东平，侯挚行省河北并兼行三司安抚司事，知平阳府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李革代胥鼎行省于平阳，尚书左丞相仆散端兼都元帅行尚书省于陕西，夹谷必兰以翰林学士承旨权参知政事行省辽东。1218年八月，木华黎以步骑数万，自晋北南下。其一支兵出紫金关，金行元帅事张柔被擒投降蒙古。张柔是易州定兴土豪，蒙古南侵中聚众自保，受到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的任用，加昭毅大将军，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苗道润寻为其副将贾瑀所杀害，其部众遂归张柔。张柔投降后，成吉思汗特命“还其旧职，得以便宜行事”。张柔于是招集部众，攻克雄、易、安、保诸州，杀贾瑀，徙治满城，并以此为根据，与金真定帅武仙连年争战。早在1212年，刘伯林以威宁防城千户降蒙古，成吉思汗问伯林，“在金国为何官？对曰：都提控。即以元职授之。”[388]这种做法当时只是临时的权宜，然到这时凡是金朝的官员来降，蒙古即以其原来的官称授之，就充其地的官长，使作为蒙古国的政治代理人驻守，已开始成为一种定制。由木华黎所领主力自西京由太和岭入河东，攻克了重镇太原，以及忻、代、泽、潞、汾、霍诸州，进陷平阳，行省李革遇害。木华黎在以按扎儿摄国王事，统兵据守平阳以拒金兵的同时，又以大宁降人李守忠权河东南路元帅府事，其弟守贤为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成为蒙古国所任命的首任河东地方官。1219年，木华黎显然是因成吉思汗亲征西域，蒙古本土空虚，因此，伐金的战事暂呈缓滞。金人乘机反攻，同知平阳府事胡天作收复平阳，权元帅右都监行元帅府事郭文振与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张开共复太原。蒙古军则以偏师自大同出朔州，并陷岢岚、石、隰及晋安府等地。

当1218年太原被蒙军攻陷之后，1219年初，金廷以蒙古军已定太原，河北事势非复向日，形势益趋严重，乃集百官议备御长久之计。群臣纷纷建议利用河北、河东的土豪武装，优予名号，让他们纠集乡民，守御一方。宰臣拟封公设府，宣宗则犹豫不决，但“诏河北州县官止令土著推其所爱者充，朝廷已授者别议任使。”并招集义军，各置都统、副统等官。1220年二月，始正式封建九公：王福为沧海公，管领清、沧、观州之地。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管领献、蠡、安、深、河间诸州之地。武仙为恒山公，管领中山、真定、沃州、冀州、威州、平定州等地，兵力最强。张甫为高阳公，管领雄、莫、霸州诸地。靖安民为易水公，管领涿州、易州、保州诸地。郭文振为晋阳公，管领河东北路。胡天作为平阳公，管领平阳、晋安、隰、吉诸地。张开为上党公，管领泽、潞、沁州之地。燕宁为东莒公，管领益都府路。针对蒙古的收降措施，金廷希望以高官来对河北、河东、山东等地的地方豪强进行拉拢。同时遣乌古论仲端出使至中亚，向成吉思汗请和，成吉思汗不允。

其年秋，木华黎大军至满城，武仙以真定来降。木华黎承制授在1213年降蒙、多建军功的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副之，并以董俊行元帅府事，驻藁城。复遣蒙古不花将兵略定卫州、怀州、孟州，入济南。严实以所隶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浚等州三十万户降蒙古。严实本泰安土豪，因镇压张汝楫义军有功，受任权长清令。旋随主将益都张林降宋，宋任为济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皆下。严实降蒙后，木华黎承制任命他行尚书省事权山东西路行省。十一月，围东平，不克，留严实守之，分兵掠河北诸郡。1221年四月，东莒公燕宁战死，东平终至不守，蒙古纲退守邳州。南迁后的金廷恃大河以为险，大河则以东平为藩篱。藩篱既撤，山东的形势从此急转直下。六月，原红袄军首领、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珪投降，木华黎任其为济、兖、单三路总管。八月，木华黎征集蒙、汉、西夏大军，挥旆而西，从东胜渡过黄河，破葭州，留石天应为陕西河东路行台都元帅据守。进而连破绥德、鄜州、坊州，惟延安因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固守不下。乃复自丹州渡河而东，克隰州，以田雄权元帅府事镇守。1222年秋，木华黎命部将蒙古不花西出秦陇，以张军势；自领大军取道云中南下，克孟州，进围胡天作于青龙堡，其部属执以出降，所至望风归降。十月，河中守将亦以城来附。木华黎乃以石天应权河东南北路陕右关西行台，平阳李守忠、太原攸哈剌拔都、隰州田雄并受节制。进而渡河拔同州，下蒲城，直逼京兆。因完颜合达坚守不下，乃移军而西，与蒙古不花合军围凤翔，也遭到守将郭虾蟆的坚强抗击，月余不克。这年冬天，原红袄军首领，降宋后受封为京东总管的李全逐走了其安抚使张林，入据益都。张林于是降蒙，木华黎任命他为沧、景、滨、棣等州行都元帅。1223年春，金权元帅右都监侯小叔袭破河中，石天应战死，旋为蒙古将军按扎儿所收复。木华黎命石天应子斡可袭领其众。三月，木华黎渡河而东，至闻喜，病死。同年十二月，金宣宗病死，哀宗守绪继位。(www.xing528.com)

1222年六月，金晋阳公郭文振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389]说明在木华黎经略华北时期，蒙古国在军事与政治上都有了引人注意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反映在以下两点：

第一、前此的战争，所追求的是单纯的掠夺，所下城市，在饱经掳掠之后，即委而去之。每年秋来春去，除了山后邻近草地诸州之外，他们根本不作守土之计。在木华黎专征时期，对于所征服的地区，已由单纯的掠夺开始转向注意于汉地的占领。1218年蒙古军既下太原之后，“招民耕稼，为久驻之基”[390]。这就是说，蒙古统治者对华北占领区的处置，已不再是追求荒无人烟的牧地，而是对农耕城镇进行保留，以征取赋税。1219年史天倪进谏木华黎说：“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木华黎接受了这一建议，下令：敢有剽虏者，以军法从事。[391]1220年，以平阳诸郡被兵之余，民物空竭。刘世英进言于木华黎说：“自古建国，以民为本，今河东杀掠殆尽，异日我师复来，孰给转输？收存恤亡，此其时也。”木华黎是之。[392]控制杀掠与保护农业生产是实现对华北地区占领、稳定统治的基本要求，木华黎最早注意于这一问题，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的开端。

第二、为了实现占领，蒙古征服者开始大批任用汉人和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等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分领华北各州县的政务。不仅对那些奉地来降的汉人即以其地授之，令充镇守；同时，也根据战略的需要，分委汉员管领要害，以为军事的后援。在木华黎所部军队中，汉军的比率也日益增大。为了妥善地处置这批投降的金朝官吏、汉人土豪，木华黎承制沿用金朝的官称资秩，以高官笼络，成功地达到了分化敌人、壮大自己的战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