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南方边疆经营：中国边疆经略史

宋朝对经营南方也十分重视，一方面是由于北部面临几个强大政权的威胁，另一方面也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南方局势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宋朝的统治。宋对南方地区的统治政策，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内容：①宋承唐制对一些地区和民族实行羁縻制度。②对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实行对外开放政策。③对交趾的侵略进行有力的还击。应该肯定的是，这些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对南方经济的开发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宋朝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唐代所设的羁縻府州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据《宋史·地理志》的统计：成都府路所建的羁縻州有黎州54，雅州44，茂州10，威州2。潼州府路所建的羁縻州有叙州30，泸州18。夔州路所建的羁縻州有绍庆府49，重庆府1。广南西路所建的羁縻州有邕州44，融州1，庆远府10。共约263个羁縻州（废置的不计）[1]。宋代羁縻制度的核心仍是“树其酋长”，由各级土官对当地人民进行统治，达到“以夷制夷”，或称做“以蛮制蛮”的目的。这里着重叙述宋在广南西路的羁縻统治，并以琼州对黎族的统治为典型例证进行论述。

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黔南路并入广西，以广西黔南路为名，次年称广南西路，所辖州25。广南西路的行政建置，范成大说：“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宋在广南西路所设的羁縻州峒，以邕州左右江为最多，北宋崇宁（1102—1106年）以来，在左右江“招纳”的就有450余峒之多[2]。据《宋史·地理志》记载，隶邕州都督府的羁縻州44个，县5个，峒11个。其中隶左江道的州27个，县4个，峒11个；隶右江道的州17个、县1个。融州、庆远府、钦州也有羁縻州峒的设置。宋在这些羁縻州峒建立土官统治，令其土官“输纳租税”。土官对属民的统治是极其残酷的，峒民的“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一有微过，遣所亲军斩之上流，而自于下阅其尸也”。又载：“日曛，酋醉酣，仗剑散步，峒丁避不及者，手刃焉。”[3]与此同时，宋朝派汉官或官军进驻重要城市和军事要地，对土官和属民进行监督和控制，并把当地的各族人民编为“土丁”、“撞丁”、“峒丁”或调内地从征，或杂官军戍边，以分散其反抗力量。

宋对广南西路的羁縻统治，以琼州黎族的顺俗而治为例。北宋时在海南岛设琼、儋、万安、崖四州，熙宁六年（1073年）除琼州外，其余三州废为军。南宋时琼州辖琼山、澄迈、文昌、临高、乐会五县。南宁军（本儋州，熙宁时改昌化军）辖宜伦、昌化、感恩三县。万安军（本万安州，熙宁时改军）辖万宁、陵水二县。吉阳军（本崖州，熙宁时改朱崖军）辖宁远、吉阳二县[4]。黎族因黎母山而得名，范成大说：“黎，海南四郡坞土蛮也……坞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傍，号黎人。内为生黎，外为熟黎……熟黎所居已阻且深，生黎之巢深邃，外人不复迹。”又说：“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5]《宋史》亦载：“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徭者为生黎。”[6]根据当时的情况，熟黎与居住在沿海地区的汉族接壤，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生产发展水平较高，将其所获以供赋役，并接受州县官吏的直接统治。生黎居住在“山林重复”之中，生产水平低下，“耕种不粪不耘”，“所种粳稌不足于食”，但不供赋役。

宋朝对海南岛的汉人设州县进行直接统治，而对黎族则因地制宜，采取“顺俗而治”[7]的政策，以达到羁縻的目的。宋人苏过在《论海南黎事书》中详细地论述了治黎之策，他说：“朝廷若捐数官以使人，则贤于用师矣。”又说：“仆以为此可许以官而用矣。使赍金帛入谕诸黎，晓以利害，惧以祸福；若能开复故道，使行旅无壅，则籍其众所畏服者请于朝，假以一命，而岁与其禄，不过总十余人，岁捐千缗耳。今朱崖屯师千人，岁不下万缗，若取十一以为黎人之禄，可以罢千师之屯矣。”[8]苏过主张对黎人宜抚不宜剿，而宋朝对黎族的统治正是采取羁縻之术，在抚定黎族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宋羁縻黎族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建立土官统治。如《岭外代答》载，北宋熙宁（1068—1077年）中，王祖道抚定黎峒，“其酋亦有补官”[9]。又如《琼台志》载，“宣和（1119—1125年）间，儋人陈大功招抚符元享等三十余峒黎入贡，补元享等承信郎”，并在诰词中说：“尔等远陶王化，慕义来归，咸秩以官，往钦朕命，子孙以官名承袭，世为峒首。”[10]再如《宋史》载，乾道九年（1173年）黎族首领王日存、王承福、陈颜抚定乐会县黎人有功，琼管安抚司为其请功，朝廷钦封承信郎，次年又准其子孙世袭[11]。淳熙元年（1174年）“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傍八十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八归化……自云祖父宣和中尝纳土补官”[12]。值得重视的是，淳熙八年（1181年）六月“诏三十六峒都统领王氏女袭封宜人”[13]。王宜人即黎族女首领王二娘，据《桂海虞衡志》记载：“王二娘者，琼州熟黎之首，有夫而名不闻，家饶财，善用众，能制服群黎，朝廷封宜人，琼管有号令，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王二娘祖先本化外州，皇祐、熙宁间归顺，因功受朝廷诰命，后由母黄氏承袭。黄氏在熙宁、绍兴间，又抚谕诸峒“各安生业，莫肯从乱”，乾道七年（1171年）受诰封宜人。黄氏年老无子，由其女王二娘袭封宜人之号。嘉定九年（1216年）王二娘卒，亦因无子由吴氏承袭宜人，继续统领36峒，使“羁縻勿绝”。王二娘等在协助宋朝安抚黎众方面是有功劳的。

宋朝还采取减轻赋税等来抚慰黎族人民，并以招抚黎众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标准。如乾道二年（1166年）从广西经略转运司所议，在其诏书中说：“海南诸郡倅守慰抚黎人，示以朝廷恩信，俾归我省地，与之更始。在其乾道元年以前租赋之负逋者，尽赦免之。能来归者，复其租五年。民无产者，官给田以耕，亦复其租五年。守倅能慰安黎人及收复省地者，视功大小为赏有差，失地及民者有重罚。”[14]又淳熙八年（1181年），经略使韩璧至琼“正田亩之籍，薄盐米之征”等，深得黎人感慕。此外，中原文化在海南岛的传播，对黎族的招抚亦起了重要的作用。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说：“新学，在郡学之左庑，黎人遣子弟入学。”[15]在其他文献中亦记载许多汉人到海南办学的事实，如绍圣元年（1094年）进士古革，调琼州教授后，因“训迪有方，蛮峒亦遣子弟受教。会黎人叛，郡檄入峒布谕，蛮俗素知敬革，遂率服”[16]。又如绍兴五年，胡铨除枢密编修官，后谪贬海南吉阳，“在崖日以训传经书为事，黎酋闻之，遣子入学”[17]。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还披露黎酋“尝邀（胡铨）致入山”请教事。淳熙（1174—1189年）间，管帅韩璧“重修郡学及建知乐亭”[18]。再如庆元（1195—1200年）初，刘汉任琼州通判时，“捐帑郡学，黎人向化”[19]。而程秉铦在《琼州杂事诗》中详其事说：“（刘）汉捐帑修学，延师训课，以道义激劝生徒，黎獠感之，亦遣子就学，至者十余人，衣冠被服如制。”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蒋科“为琼州教授……秩满，擢儋之宜伦布。抚辑裔峒（亦作黎峒），教以诗书，于声利淡如也”[20]。

宋对海南黎族的羁縻还表现在对“黎乱”的处理上。爆发所谓黎乱的原因很多，苏过认为主要是“法令之烦苛，调敛之无时，官吏之贪求”。又说，“黎人之性，敦愿朴讷，无文书符契之用，刻木结绳而已。故华人欺其愚而夺其财，彼不敢诉之于吏”[21]等，可以说是由于民族压迫而引起的。宋对黎族人民反抗所采取的政策，归纳起来不外剿和抚两手，在镇压方面的事例有元符三年（1100年）“黎蛮叛”，知琼州郑汝贤“遣兵据要地，前后掩获，降其酋”[22]。绍兴（1131—1162年）时，邓酢安抚琼州亲擒叛首王用宾，戮之。他峒望风振詟，海南帖然。淳熙四年（1177年）冬，万安军王利学起来反抗，不久率众进攻省城，而盖旻进因“兵弱战没”[23]，赵绛至琼乞师进剿，旋王利学为“官军所平”。绍定四年（1231年）琼山黎人王居起反抗，自称南王，进攻临、澄、昌三邑，而琼州城门被迫尽闭，但次年被镇压下去。端平元年（1234年）黎众陷临高、澄迈，占据昌江。不久被万安知军刘椿所镇压。我们从宋朝官员的升迁中，亦可看到这方面的反映，如海南副将冯文俌因“征黎有功，荫子朝璋，历官至统制”[24]。又庆元（1195—1200年）中，峒黎由乡村攻至城下，王介率兵败之，以功擢武德将军，御题赐旗，为海外四州都安抚使等。

宋朝对“黎乱”更多的是采用招抚的政策。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曾对琼崖等州说：“朕常戒边臣无得侵扰外夷，若自杀伤，但用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此尔。”[25]而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十二月十四日，广南西路经略转运司言：“欲行下琼管及三年卒倅，多方措置，婉顺说谕黎人，示以朝廷德意，归命使之自新，退复省地，如能说谕收复省地，黎人安帖，不引惹生事，量功效大小，立为赏典，任内有侵犯省地或失省民，亦重责罚。”[26]由此可见，宋朝边吏对“黎乱”的处理是比较慎重的，尽量用抚慰的办法而不使事态扩大，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琼、崖、儋、万四州都巡检使李崇矩得知黎人“扰动”后，亲自“抵其洞穴抚慰”，“以己财遗其酋长，众皆怀附”[27]。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万安州发生黎峒相互侵掠，巡检使领兵入掩捕，遭到真宗的严饬，认为“蛮夷相杀伤，止令和断，不得擅发甲兵，致其不灵”[28]。熙宁（1068—1077年）中，“海南黎人陈被盖五洞首领，异时盛强，且为中国患”[29]。张颉用封官的办法，补以牙校后遂不为患。元祐三年（1088年）正月，东门峒黎乱伤害官军，哲宗“诏经略司俟朱崖军使崔诏到面谕，依近旨革旧弊，开示恩信，令生黎洒然知有所赴愬，然改过自新者，厚抚恤之”[30]。南宋进士李乔木谪居岭南，“时琼黎叛，诏复乔木原职，往征”。乔木在平叛中，“不妄戮一人，被俘士女，悉还亲属”[31]。绍兴十二年（1142年）琼州通判吴群，得悉“峒黎为乱，群单骑诣垒，开谕利害，遂戢兵归耕”[32]。乾道六年（1170年）孙滋以巡检权万安军，时“黎人王用休为乱”，曾招降之[33]。有宋一代招抚黎众的事例甚多，至于利用黎族首领抚定黎众更是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羁縻黎族取得的重要成绩，其标志是大观元年（1107年）于黎母山设置镇州[34]。徽宗为此事亲自下诏说：“国家际天所覆，悉主悉臣，薄海之南增置郡县，凡前世羁縻而弗可隶属者，莫不稽颡 蹶，顺附王化。奄有夷峒殆千余所，怀保丁民逾十万计。锡多列壤中直黎山，控扼六州为一都会，顾惟形胜实据上游。俾升督府之雄，庸示节旄之寄，式昭文德，永载舆图。”[35]政和元年（1111年）废镇州，说明宋代直接统治黎族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羁縻海南黎族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

宋对南方的重要边政之一，就是市舶司的设立，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自唐末五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逐渐南移，到南宋时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就整个宋代而言，北宋的版图远不及隋唐，而南宋的领土不及北宋的1／3，但南宋末年的岁入12000万贯，与北宋全盛时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的12000万贯相等，与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的11000万贯有过之，说明南宋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北宋快。南宋的财赋主要靠江、浙、川、闽，可见东南沿海地区对南宋的重要性，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对外贸易。宋朝对发展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十九日神宗诏薛向：“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36]降至南宋，高宗于绍兴七年（1137年）闰十月三日谕：“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37]朝廷内实际担负其责的是三班内侍及兼任市舶司长官的知州、转运使等，而沿海口岸所设市舶司先后不一，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州、明州置司”[38]，元祐二年（1087年）又于泉州置司。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始于浙、广、福建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39]，其职“掌蕃货海舶征榷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40]。当时，来华贸易的有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等[41]，而宋人李攸说：“诸蕃奉朝贡四十三国。”[42]对外贸易的内容，宋“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等，换取海外诸国的“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瑇瑁、车渠、水精、蕃布、乌 、苏木等物”[43]。对外贸易的数量亦十分可观，如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提举广南路市舶张书言说：“契勘大食人遣使蒲亚里进贡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见收管广州市舶库。象牙各系五七十斤以上，依例每斤估钱二贯六百文，约用本钱五万余贯……”[44]而据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统计：“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泉州设司后，宋元之交的贸易额与广州不相上下。宋朝通过抽解[45]等获取大量的钱财，抽解“大抵海舶至者，十先征其一”[46]。每年所得的税收，太平兴国元年（976年）置榷易署，初年获30万缗，旋增至50万缗[47]。仁宗、英宗时，“海舶岁入，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1049—1054年）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1064—1067年）增十万”[48]10。就南宋财赋岁入与对外贸易税收相比，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渡江之末（疑初字之误），东南岁入不满千万，逮淳熙末（约1189年），遂增六千五百三十余万焉。”[49]明人朱健亦说：“渡江之初（约1129年）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绍兴末（约1162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人，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50]而当时对外贸易的税收，据载：“（两浙、闽、广）三舶司岁抽及和买约可得二百万缗。”[51]由此可见，对外贸易的税收在全国财赋中占有一定比例，政府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对维护宋朝的统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番商亦从对华贸易中受益，许多人成了富商，对南宋的统治产生重要影响。如番商辛押陁罗，居广州数十年，家资数百万缗，曾“进钱助修广州城”[52]。虽未得到允许，但可见其财富之雄厚。然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城之修，则靠的是番商出资[53]。又如南宋末，蒲寿庚祖豪富甲两广，本人在泉州“任提举市舶三十载，富而有势。宋元鼎革之际，举足重轻，关系至大”[54]。这“关系至大”说的是，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因船舶军资不足，“强征寿庚之海舶资产”，结果寿庚怒而降元，幼主赵昺被迫于祥兴二年（1279年）赴海死，南宋亡。因此，明末顾祖禹说：“蒲寿庚之擅有泉州也，其初不过一亡命匹夫耳。寿庚以鹰犬微功，过假以禄位，擅市舶利者三十年，官招抚使，狼子野心，背宋而潜献地于元。宋外惧强师之侵，内惕寿庚之叛，不得已而走漳，不得已而走潮以入海也。当其驻跸福州之初，而已知其势之必至此也。”[55]

宋朝命将率领官兵和壮汉各族人民反抗交趾侵略的斗争，也是研究宋朝对南方边政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宋朝为抚绥交趾封建统治集团，屡有册封和赏赐。如北宋开宝八年（975年）封其王为交趾郡王，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改封安南国王，此后称其国为安南。但交趾统治集团不断地侵犯宋的边境，掳掠人口，抢劫财物，蚕食土地。正如萧注在上疏中说：“交趾虽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56]交趾入侵的主要事实，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十二月侵犯“钦州及如洪寨，（掠）蓄其众”[57]。天圣（1023—1032年）中，转运使郑天益“尝责其擅赋云河洞”[58]。天圣六年（1028年）五月，广南西路转运司言：“交州李公蕴令男弟领众，使婿申承贵为向导，入省地打劫。累行根逐，并不放还人口。”[59]庆历（1041—1048 年）、皇祐（1049—1054年）时，屡犯邕管羁縻广源州，先后擒侬智高父子，并扣其父[60]。而《宋朝事实类苑》载，皇祐四年（1052年）侬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交州恶之，以兵掩获其父，留交趾以为质，智高不得已，岁输金货甚多”[61]。嘉祐四年（1059年）二月庚午，广南经略司说：“交趾寇钦州思禀峒。”甲戌，广西安抚都监萧注说：“交趾寇思望、古森、贴浪等峒，掠十九村人畜不可胜数，欲下广州截留进奉异兽人，候取索人畜数足，遣还本道。”[62]五年七月，广南西路经略司说：“交趾与甲峒夷人寇边。”[63]接着，交趾与甲峒夷人又“寇太平寨”[64]。八年四月，交趾“申绍泰入寇”邕州，劫掠“指挥使杨保材及士卒、牛马而还”，并杀害邕州地区的五个巡检[65]。治平（1064—1067年）初，交趾来求侬宗旦男日新及欲取温闷洞等地[66]。熙宁五年（1072年），宋朝将旧隶邕管羁縻非交趾所有的广源州给交趾。元丰六年（1083年），交趾“以追捕侬智会为辞，犯归化州”，接着派遣黎文盛来广西办理顺安、归化境界。宋经略使熊本遣左江巡检成卓与议，结果以“八隘之外保乐六县、宿桑二峒予（交趾王）乾德”[67]。元祐（1086—1094年）中，交趾又上表“求勿恶、勿阳峒地”[68]等。

宋对交趾的侵略进行了有力的还击。熙宁五年（1072年）交趾日尊卒，由9岁的儿子乾德即位，而“以宦人李尚吉与其母 鸾大妃同主国事”[69]，对宋边境采取扩张的政策，八年十一月“抵海岸，未旬日陷钦、廉二州，破邕之太平、永平，迁陆古万四寨”[70]。在交趾侵略军围攻邕州时，苏缄率领州兵2800人以及壮汉各族人民固守城池，出官帑和私藏以安人心，并说：“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贼已薄城，宜固守以迟外援。”[71]规定不准出城，违者杀。他昼夜辛劳，亲自守城督战，命士卒发神臂弓射贼，所殪甚众。次年一月二十三日，交趾侵略军攻邕州城时，“啖以厚利，使为云梯，即成，为缄所焚。又为攻濠洞，蒙以生皮，缄俟其既度，纵火焚于穴中。贼计尽，稍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会有能土攻者，教贼囊土数万向城山积，顷刻高数丈，贼登土囊以入，城遂陷”[72]。城陷后，苏缄犹率领伤卒苦战，知力不能敌，曰“吾义不死贼手”，于是还州廨，杀其家36人，藏尸于坎，然后纵火自焚。侵略军到后，“求尸皆不得，屠郡民五万余人，率百人为一积，凡五百八十余积”[73]。连同在“钦、廉州所杀，无虑十余万人，并毁其三城以填江”[74]。在邕州被围的42天中，“（苏）缄率厉将士固守，粮储既竭，又岁旱，井泉皆涸，人饥渴汲沤麻汗水以饮，多病下痢，死者相枕而无叛者”[75]。由此可见，壮汉各族人民在苏缄的领导下，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与交趾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宋朝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月二日命郭逵（字仲通）为安南道行营骑军都总管，赵卨副之，燕达为副总管率兵进行还击。郭逵遣兵先收复邕、廉等地，十二月十一日“举兵出界讨伐”[76]。当时，交趾兵“屯决里隘，逵遣张世矩攻之。贼以象拒战，逵使强弩射之，以巨刀斩象鼻。象却走，自践其军。大兵乘之，贼溃去，乘胜拔机榔县，别将曲珍又攻拔门州，溪洞悉降”[77]。二十一日，宋军抵富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贼以精兵乘舡逆战，我师奋击大破之，斩伪大将洪真太子，其余驱拥入江，溺死者不知其数”[78]，接着收复“苏茂、恩琅、门、谅、广源五州之地”[79]。交趾统治者乾德穷蹙，奉表诣军门乞降。宋在粉碎交趾的侵略中，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收复了被侵占的土地和人民，需要歌颂的还有广大壮汉各族人民的支援，据《宋史·郭逵传》的记载，当时有民夫20余万支援前线，而《文献通考·四裔考·交趾》说是“民夫八十七万有奇，金谷称是”。壮汉各族人民在人力、物力上的有力支援，为还击交趾侵略者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以上所述，我们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宋对南方的治边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收到了以下的效果：①加强了对南方的统治。宋在南方部分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顺俗而治”的羁縻制度，加强了宋对该地区人民的统治，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开发。②增加了财政收入。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收入，这对维护宋朝，特别是南宋的统治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与对外贸易有关的都市、商业，以及加工工业等都有较快的发展。③保卫了祖国西南边疆。交趾统治集团的侵略，给当地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宋朝为维护祖国的尊严，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进行了英勇的还击，并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不仅给交趾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还使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各族人民，有一个长期和平安宁的环境来发展生产，促进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因此，我们评价宋朝对南方边政基本上是肯定的，但也必须指出它的严重缺陷，如羁縻制度的提出本来就包含着民族偏见，宋朝对少数民族不仅沿袭而且发展了这种错误的传统观念，乃至加剧了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从而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又如在对外贸易中，不仅在制度上存在不健全的一面，而且存在官吏的苛征和馈送腐败的一面，等等。

总结宋对周边的诸项政策，无论是对北方的和战，或是对西北以至南方的怀柔羁縻，都存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如怀柔羁縻对西北和南方局势的稳定，以及社会经济的开发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因为这些成绩的取得而抹杀其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的一面。又如对北方强邻的和战中消极的因素多一些，但澶渊之盟等还是有可肯定的地方。因此，我们在评价诸项政策时不能以偏概全，而应对当时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考察，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恰当的评价。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宋对周边的诸项政策，并非都是由宋朝创始，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宋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或因当时具体情况发生变化，对某些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充实。总之，宋对周边的政策为我们提供了更丰富的内容。

[1] 《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五》；卷九〇，《地理志六》。

[2] 《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

[3]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峒丁》。

[4] 《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

[5] 《桂海虞衡志·志蛮·黎》。

[6] 《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

[7] 卢勋：《论宋代在黎族地区的羁縻之治》，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5期。

[8] 《斜川集》，卷五，载《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上册，中国科学院广东世族研究所，1964年版，第271页。

[9]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

[10] 又见明谊：《琼州府志》，卷二八，清光绪补刊本。

[11] 《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

[12] 《桂海虞衡志·志蛮·黎》。

[13] 《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

[14] 《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

[15] 《舆地纪胜》，卷一二四，清咸丰南海伍氏刊本。

[16] 阮元：《广东通志》，卷二九〇，清道光刻本。

[17] 肖应植：《琼州府志》，清乾隆刊本。

[18] 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一一，广东中山图书馆晒蓝本。

[19] 明谊：《琼州府志》，卷二三。

[20] 阮元：《广东通志》，卷二九八。

[21] 《斜川集》，卷五。

[22] 阮元：《广东通志》，卷二三九。

[23] 《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

[24] 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一一。

[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

[26] 《宋会要辑稿》，一九八册，《蕃夷五之四三》。

[27] 《宋史》，卷二五七，《李崇矩传》。

[28] 《宋会要辑稿》，一九八册，《蕃夷五之四三》。

[29] 《宋史》，卷三三一，《张颉传》。

[30] 《宋会要辑稿》，一九八册，《蕃夷五之四三》。

[31] 戴肇辰：《广州府志》，卷一一一，清光绪初刻本。

[32] 金光祖：《广东通志》，卷一四，清康熙刻本。(www.xing528.com)

[33] 《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

[34] 《宋史》，卷九〇，《地理志六》。

[35] 《宋会要辑稿》，一八九册，《方域七之二七》。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37] 《宋会要辑稿》，八六册，《职官四四之二〇》。

[38]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

[39] 朱彧：《萍州可谈》，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又《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载：“大观元年，复置浙、广、福建三路市舶提举官。”

[40] 《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七》。

[41]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42] 李攸：《宋朝事实》，卷一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43]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44] 《宋会要辑稿》，一九七册，《蕃夷四之九三》。

[45] 《萍州可谈》，卷二载：“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

[46]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

[47] 《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

[48]10 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清嘉庆江宁藩库刻本。

[49]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国初至绍兴天下岁入数》，明钞校聚珍本。

[50] 《古今治平略》，卷三，《宋代国计》。

[5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九月条。

[52] 《宋史》，卷四九〇，《大食传》。

[53] 阳思谦：《泉州府志》，卷四。

[54]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11页。

[55] 《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五。

[56] 《宋史》，卷三三四，《萧注传》。

[57] 《宋会要辑稿》，一九七册，《蕃夷四之三一》。

[58] 《宋史》，卷三三四，《萧注传》。

[59] 《宋会要辑稿》，一九七册，《蕃夷四之三二》；又见《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

[60] 《宋史》，卷四九五，《蛮夷传三》。

[61]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六，《侬智高》，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九；《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将“思禀峒”作“思禀管”。

[63] 《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作“与甲峒贼寇邕州”。

[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

[65] 《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卷三二〇，《余靖传》。

[66] 《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

[67] 《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

[68] 《宋史》，卷四八八，《交趾传》。

[69] 《梦溪笔谈》，卷二五。

[7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

[71] 《宋史》，卷四四六，《苏缄传》。

[7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

[73] 《宋史》，卷四四六，《苏缄传》。

[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

[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二。

[76] 《宋史》，卷二九〇，《郭逵传》。

[7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九。

[78] 《宋会要辑稿》，一九七册，《蕃夷四之三六》。

[7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