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仍保留王、长的称号。《秦律》中又称其为邦君。邦君在法律中享受优待，“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1]。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重用了一批少数民族人才：将军羌廆，从姓氏分析，应为羌人；丞相隗林，则是狄人，赤狄白狄，都有隗姓[2]。
封王、封侯，是汉代统治者对功臣的最高奖赏，也是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刘邦灭楚王后，将一批功臣封为王侯，闽越首领无诸因击项籍有功，立为闽越王[3]，丁复等五位越将因参加刘邦起义，均得封侯爵[4]，与汉人等同。文帝时，匈奴颓当、桀龙二人来降，汉封前者为弓高侯，后者为襄城侯[5]。景帝即位，“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上欲侯之以劝后。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上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6]。晁错为了防备边塞，建议利用义渠人与匈奴同俗的特点以抗匈奴[7]，结果巩固了西北边塞，景帝封义渠人公孙浑邪为平曲侯[8]，官至典属国。武帝时，公孙贺等义渠人成为汉朝名将。宣帝时义渠人安国官至光禄大夫。
武帝即位后，这种封赏更加发展。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等首领归汉，汉朝大加赏赐；至四年，得封侯者10人[9]。这批降人中，有原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 ，时年14岁，被派往京城黄门养马。后以养马有功，被武帝发现，拜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武帝病危，托其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昭帝）；经金日 再三辞让，终以车骑将军佐霍光辅政，封秺侯，位在诸臣之上[10]。武帝共封侯爵76人，其中少数民族45人，超过半数。
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汉“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11]，封爵已达极点。领有汉朝颁发的黄金玺的呼韩邪单于，利用这种殊荣和崇高的地位，在汉朝的支持下，削平群雄，为汉朝统一北部边疆立下了大功。
东汉初年，南北匈奴分裂，汉北部边疆出现“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12]的严重局面。为此，南匈奴八部大人共立虚闾权渠子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13]。汉朝依其所请，诏赐单于冠戴、衣裳、黄金玺。
除以上外，汉朝军队中的将军、校尉、都尉，地方政权中的郡守、县令，由少数民族任职者，为数亦不少。大将军卫青七击匈奴，部下有众多名将，其中义渠人二：公孙贺七为将军，官至太仆、丞相；公孙敖四为将军。匈奴人二：一为将军赵信，一为弓高侯颓当之孙韩说[14]。将军李息为北地郁郅县人，这里是义渠戎居地，出身与戎族有关。霍去病元狩二年（前121年）夏出兵河西，领将校四，一为义渠人公孙敖，一为司马赵破奴，一为校尉句王高不识，一为校尉仆多（朋），其中除公孙敖为义渠人，高不识、仆多皆为匈奴人[15]，汉人仅一。汉朝军队中越骑校尉下的越骑，长水校尉下的长水、宣曲、池阳胡骑，基本上是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其中涌现出不少将校。
担任郡县长官者，如武帝置犍为郡，封夜郎侯为夜郎王，领诸部，“使其子为令”[16]，即县令。后在西夷置十余县，除都尉外，其县令也当按“从其俗以长之”的惯例[17]，与夜郎的情况一样，由本地区王之子或王的嫡亲充任。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西汉至东汉间原任酒泉都尉，后改酒泉太守的竺曾[18]。在此以前，宣帝时谒者竺次奉诏送冯夫人至乌孙赤谷城[19]。竺姓为天竺（印度）人的姓氏，大致在汉通西域后，天竺人来华者日多，其居河西者，逐渐接受汉文化，以竺为姓，参与汉朝政权。竺曾官至太守，位置已相当重要，竺次任职于中枢。
较多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封为侯爵，或在秦汉中央政府及地方政权中任职，不仅说明少数民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有相应的政治地位，甚至享受优待，体现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特点，而且通过分封或任职，有的长期居住在京城，有的定居在中原地区的各封地，与汉人杂处，密切了同华夏族的关系。在史书上记载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往往是以功臣的名义出现，不大注重族别。许多人出身于少数民族，但已被视为汉族，如文帝时的北地都尉卬、子孙单，是什么族已无法考知。昭帝时出使西域的傅介子，本传仅云为“北地人”，但在《赵充国传·赞》中称“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才知其为义渠人[20]。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住在京城和中原各地的少数民族，有的是来学习汉文化的，包括制度、语言文字、音乐等，有的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也有干其他事业的。西汉长安城内有蒿街，街有蛮夷邸，是专供少数民族居住之所[21]。“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22]知葡萄、苜蓿的种植，并不仅仅是取籽来由汉人栽种，而西域使者、随从，在移植工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乌孙公主派人至京师学鼓琴，龟兹王偕夫人来长安学会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如汉家仪”[23]。少数民族向汉人学习，汉人也向少数民族学习。汉朝官员至边疆地区，首先要掌握当地的语言习俗。张骞由于得甘父的帮助学会了胡人语言，在匈奴、西域活动了十余年，最后胜利回朝；相夫公主出嫁乌孙前，与“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24]，教授者自然是在京的乌孙人。通过互相交流，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各族之间增进了了解，建立起友好的感情，进一步密切了多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
秦、汉王朝是以华夏族为主建立的政权，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各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参加，使政权本身具有多民族的特点。当时生活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几乎都有其上层人物参加到中央或地方的政权机构中，这使秦、汉中央王朝进一步扩大和提高了对边疆地区各族的管辖范围和管理职能，为后世中央王朝的边政奠定了基础。
[1]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页。
[2] 《潜夫论笺》，卷九，《志氏姓》三五，中华书局本。“姮”即“桓”、“隗”。
[3] 《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
[4] 《汉书》，卷一六，《高帝功臣表》。
[5] 《汉书》，卷一七，《景帝功臣表·序》。
[6] 《汉书》，卷四〇，《周勃传》附《亚夫传》；卷一七，《景帝功臣表》。
[7]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www.xing528.com)
[8] 《汉书》，卷一七，《景帝功臣表》。
[9] 《汉书》，卷一七，《武帝功臣表》。
[10] 《汉书》，卷六八，《金日 传》。
[11]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
[12]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13] 《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14] 《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15] 《汉书》，卷一七，《武帝功臣表》。
[16]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17]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18]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
[19]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20] 《汉书》，卷七〇，《傅介子传》。
[21] 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页。
[22]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23]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24]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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