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隋唐两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其昌盛局面的形成实与边疆政策不可分割，那么，隋唐三个多世纪的边疆政策，究竟哪些方面对当时的历史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呢？
其一，唐代边疆政策比较开明，关键在于民族偏见比较淡薄。在唐代君臣言论中，胡汉一家，华夷无隔的思想常常开卷可见，所谓“夷狄亦人耳”，“爱之如一”，“胡、越一家，自古未有”，“虽云华夷，欢若亲戚”，“代为舅甥，有同一家”，“声教咸暨于远方，爵命不遗于殊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言辞固然有溢美之处，但它多少反映了当时人的观念中，“华夷”偏见确在逐渐淡漠，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实是制定开明的边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任何民族压迫的产生，都与民族歧视与敌对意识分不开。只有民族偏见淡漠了，才会有民族之间的尊重。不尊重边疆民族的人格与风俗，焉有正确的边疆政策！所以，较少民族偏见，正是唐代边疆政策比较开明和大体成功的关键。需要说明的是，唐代君臣歧视和辱骂少数民族的言论也时时溢于言表，能否据此认为当时的民族偏见并未减弱呢？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唐代“华夷一家”的思想言论明显多于前代，甚至后来的封建王朝仍有所不及，而我们评价历史，主要是依据他们比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仅此，难道不应该肯定唐代边疆政策确有进步之处吗？
其二，怀柔、羁縻是唐代边疆政策的核心，而怀柔羁縻政策的成功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统治者对“恩”、“威”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倘若仅仅施之以恩，行之以惠，即想收到国家统一之功，民族和好之利，这在阶级社会里是根本做不到的。怀柔政策的施行必须以强盛的国力为后盾，羁縻措施的推广只能以其臣属为前提，若想真正怀柔羁縻，就需要恩威相兼，不可偏废。唐代边疆的军事部署，正与边疆怀柔政策相辅相成，对此古人早有卓论。如《旧唐书·回纥传》史臣曰：“自太宗平突厥，破延陀，而回纥兴焉。太宗幸灵武以降之，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其义何哉？盖以狄不可尽，而以威惠羁縻之。开元中，三纲正，百姓足，四夷八蛮，翕然向化，要荒之外，畏威怀惠，不其盛矣！”不难看出，唐代的政治家们在示之以威，怀之以惠，把握“威”、“惠”之间的微妙关系方面，确有超越前人之处。
其三，适应边疆社会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统辖方式，是羁縻府州制成功推行的原因所在。羁縻州县的设置，是在较少民族偏见的前提下对内地与边疆非平衡性社会现实的承认，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边疆民族经济条件和社会习俗的尊重，惟其如此，它才能在辽阔的边疆普遍推广，并切实收到了稳固、开发边疆的积极效果。此后的土司制、盟旗制、伯克制等，实际上都是羁縻府州制基本精神的发展，可以说羁縻府州制的建立，是隋唐边疆政策最突出的成就。
其四，对边疆内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隋唐大体采取了开放政策，这不仅有益于边疆经济文化的开发与发展，而且也大大丰富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盛唐文化正是在广泛撷取和大量吸收各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隋唐较开放的文化政策，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以上四点，仅仅是从大的方面对隋唐边疆政策的基本肯定，这绝不是说当时的边疆政策至善至备，无懈可击，事实上这样的边疆政策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的。唐代君臣好大喜功，轻启边衅者不乏其人，边州官吏执政失当，引起少数民族兵戎相见者也大有人在。但这毕竟是个别人造成的，并不代表隋唐边疆政策的主流。作为并非以个人行为表现出的边疆政策的失误，则主要有如下两点：
首先，以安置东突厥降众为代表，将某些归附的少数民族迁到内地或临界内地的边州安置，我认为是唐代边疆民族政策的一个失误。贞观四年唐太宗采纳温彦博建议，将突厥降众安处在河南、朔方之地，这在当时确是一种怀辑政策，不无开明之意。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内徙的少数民族没隔多久，无一例外地又迁回边疆地区。贞观十三年诏“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1]，东突厥降众在河南等地的生活不足9年。开元十年（722年）迁到许、汝、唐、邓等州的六胡州移民，开元二十六年又敕还故土，于灵、夏之间置宥州安处[2]。为什么既徙之内地复又迁回故土呢？对此，崔知温麟德中（664—665年）为灵州司马的一段故事很有启发，当时境内有浑、斛萨部落万余帐，他坚决主张将其徙出河北，当这些少数民族到达河北之后，因“牧地膏腴，水草不乏，部落日富”，对崔知温感恩不尽[3]。这说明内徙的少数民族并未改变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他们的居住地区越接近内地，越是满足不了游牧需要。因此，以内徙方式安置少数民族降众，实际上有违于他们的生产、生活习俗，其结果，要么少数民族重新迁回故地，或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直至爆发武装冲突。开元九年（721年）六胡州康待宾率领的大规模起义，即是这一事实的最好证明。(www.xing528.com)
其次，唐代边疆的军事部署，没能根据时代变化进行及时调整，也是边疆政策的一个严重失误。唐初府兵制守内虚外，与边防屯军尚能保持平衡，武则天以后府兵制日渐弛废，边防军镇则愈呈发展之势，久而久之，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之势终于形成。特别是10节度经略使设置之后，唐朝没有及时调整兵制和军权，边将久专其兵，最终导致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悲剧出现，唐王朝也从此由盛转衰。不可否认，边疆军事部署在边疆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如果部署不够适度，它同样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唐前期重兵戍边，为巩固边疆及边疆政策的顺利推行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与此同时却缺乏足以制约边防军将的力量和措施，这正是唐代悲剧的原因所在。
总之，边疆政策与国家兴亡是紧密相连的，国家繁荣昌盛，与边疆政策的正确得当息息相关，国家衰微灭亡，也与边疆政策的失误不可分割。边疆政策的重要，实乃未可忽视。
[1]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七月。
[2]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六年二月。
[3]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崔知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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