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当时还属于金牛区（现属成华区）的保和公社光荣大队八队[2]（民间一直称此处为“天鹅抱蛋”[3]），在改田改土工作中，发现一些人物、动物画像石刻和墓志铭等文物，经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发掘清理，发现此处是五代后蜀张虔钊墓。这座墓就像一个蛋黄一样位于被称为“天鹅抱蛋”的黄泥土堆中央。
张虔钊墓是一座大型券拱砖室墓。大约于五代后蜀孟昶广政十一年（948）建成。该墓的墓室埋在黄土丘陵高坡之下。墓向南偏东44度，发掘时墓顶已坍毁，从遗存的下部建筑观察，该墓是一座多耳室长方形墓。墓长约27米，宽约5米，高约4米。该墓是成都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三座大型五代墓葬，其规模仅次于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两位帝王的墓寝，与二者相比，既有相似又有不同。[4]
前蜀王建墓是一座长方形的大型券拱石室墓，有前、中、后三个墓室，棺室在中室。王建墓的整个墓寝是建在地表之上的，没有耳室和阶梯式墓道。该墓于20世纪40年代由冯汉骥先生主持发掘。
据考，王建墓建于公元918年，其墓的后室石床上方，还安置有代表王建本人的石雕像。这件雕像高度为96.5厘米。雕像中王建身穿常服，头着幞头，袖手坐于“驾头”（凳子或几状物）之上。1990年，成都市考古队在离王建墓不远的西门白果林社区又发掘了一座王建的嫔妃墓，墓中也有一石质女性墓主坐像。虽然该像面部已残，但它与王建的石像在技法、风格及大小上基本雷同，估计极可能出自同一样稿或同一工匠之手。冯汉骥先生在前蜀王建墓的发掘报告中，对石像做过如下描述：“此造像自其面部观之，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望之颇为庄严。”
孟知祥墓建在地下，虽有耳室和阶梯式墓道，但系一座不分前、中、后室的圆形大型穹窿顶石室墓。墓室为三个并列的穹窿顶，中为墓室，两侧各一耳室。
张虔钊墓兼有王建墓和孟知祥墓的特点，形制为多耳室砖券长方形墓。这种较为特殊的墓室建筑，成都地区还是首次发现。该墓由一个斜坡型阶梯式（墓道阶梯共十四级）墓道引导，分设有前、中、后三室。门外左右有一道八字墙。该墓的墓室内曾有壁画，但发掘时壁画已毁，看不出原貌。张虔钊的墓志平放于前室的正中，系用正方形的细红砂石制作而成。志盖的四周均阴刻有云纹、莲花纹和卷草纹等传统装饰纹样。志盖中间篆书着“大蜀故赠太子太师赐谥温穆清河郡张公墓志铭”等字样。志文已残，全文均用楷书写成，共计约2546个字。
王建墓的石棺床浮雕刻有伎乐、舞女等娱乐场面；孟知祥墓则采用雕龙作为室内和棺床上的主要装饰纹样，庄重厚朴。与前二者不同的是，张虔钊墓室棺床的石刻纹样则选择了马、羊、狮、貘、麒麟、鹿、獬豸等七种中国神话故事中的传统动物画像。这组与时代迥异的石质高浮雕的发掘，有助于研究我国古代墓葬风俗和石刻艺术。
前后蜀的这三座大墓在建造上虽各有不同，但共同之处是在墓室中皆有一座造型较大、雕刻精美的石棺床，且皆作须弥座样式，并饰以仰莲及覆莲。用莲花为饰的台座，谓之佛座也。由此可见前后蜀的大墓棺床，深受五代时期佛教的影响。三座大墓在棺床座上或棺床两侧皆雕刻有力士雕像。孟知祥墓棺床底座前后各有裸身、赤脚、鬈发、圆脸、鼓眼力士五人，做跪地负棺之状。张虔钊墓的棺床四周的十六个长方形柱子上，亦均刻有鬈发披头、赤足、鼓眼的力士。王建墓的棺床两侧刻有十二神，半身露于地面，亦做双手用力抬棺之状。力士出现在棺床周围，也受佛教深远的影响。棺床座上或其左右刻饰以力士或十二神，皆是来自佛教的典故，由力士扶棺，借以表示死者享受与诸佛同等的礼遇。
前后蜀统治者崇尚佛教，前蜀王建时，广招的人才中，即有许多僧道在内。如禅门高僧贯休，来成都后，颇受王建推重。王建专为其修建龙华寺[5]，并加官晋爵。贯休在前蜀政权下的地位崇高。(www.xing528.com)
张虔钊（882—948），字化机，唐代辽州（今山西左权）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其时唐王朝正处于群雄并起、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土崩瓦解的时代。其父为张简，后唐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母梁氏，后唐赠汧国太夫人。张虔钊是张简的长子，从小切慕功名，不事文墨，专学军事技术。他年幼时已熟悉前秦时期军事家吕光的阵法，对于曹魏时期邓艾的军事谋略更是非常精通，了如指掌；未满二十岁，骑射技术就已颇为出众。天祐十七年（920）起，他屡任武皇李克用、庄宗李存勖左右突骑军使和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等职。天祐十九年（922），其因随庄宗平定镇州（今河北正定县）大将张文礼叛乱有功，升为兼御史大夫。庄宗建立后唐后，同光元年（923），他因将才出众，享有威名，被庄宗任命为转任右骑守阙指挥使兼随驾马步都军头。同光四年（926）后又被提升为检校工部尚书。庄宗去世后，明宗李嗣源即位，张虔钊历任辽、春、郑三州刺史和检校尚书左仆射等职。明宗每因北面边疆多虑，均委其使命，凡皇上下达有关治理边患的号令，都责令张公通告边寨文武诸将臣。天成三年（928）四月，定州义武军（今河北定县）节度使王都勾结契丹族统治者叛乱，穷兵黩武，反叛后唐朝廷。他被任命为北面行营兵马都监，负责平叛军事监护。
因平叛有功，天成四年（929）明宗授予他光禄大夫（从二品）、检校司徒、横海军（今河北沧州）节度使，而后又转授特进、检校太傅，任武宁军（今江苏徐州）、歧阳（今陕西凤翔）、山南西道（约今嘉陵江以东，秦岭以南地区）节度使。闵帝李从厚即位后，应顺元年（934）正月，善于带兵打仗、屡建奇功的张虔钊加官晋爵至检校太尉。不久，怀有异志的潞王李从珂在歧阳举兵反抗朝廷，朝廷下诏伐叛，张虔钊、孙汉韶六节度使奉命前往讨伐，以为能迅速平定叛军。战争初期，潞王李从珂陷入了困境，不料中途军情大变，将士纷纷倒戈，使讨伐战争转而陷入绝境。六节度使束手无策。尤其是羽林都指挥使杨思同、严卫都指挥使尹晖尔、凤翔行营都招讨使康义诚等高级将领在战场上反叛朝廷，降于潞王李从珂，造成了讨伐战争的彻底失败。
潞王篡权成功，于应顺元年四月登上了皇位。张虔钊刚强不屈，壮志不回，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为此，他约定洋州武定军（今陕西洋县）节度使孙汉韶一同入蜀，投奔后蜀主孟知祥。蜀主孟知祥得此二人，欢喜若狂，喻为如虎添翼，待之倍加礼遇，亲自设宴慰劳，摆盏相贺，重授他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并赐安时顺国全节功臣。
孟昶嗣位后，张虔钊历任检校太尉兼侍中、利州（今四川广元）昭武军节度使、左右匡圣马步都指挥使等职，并赐匡国奉圣叶力功臣。他成为左右后蜀极重要的人物。广政元年（938），转任检校太尉兼中书令，加爵邑，实封沿边诸寨都指挥使。
广政十一年（948），他在任北路行营招讨安抚使期间，因负责招降并接应后晋晋昌（今陕西长安）节度使赵匡赞、凤翔节度使侯益入蜀时，不慎走漏了策反的消息而遭失败，被迫班师返蜀。他取捷径途经天水，远视对方山川，思绪万千，反复盘算，决心在形势变为有利时，重率千军万马，再出大蜀王师，为大蜀朝廷换来一个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
不料，行至兴州（今陕西略阳）途中，他忽然气疹复作，不得不坐轿而行。一路上，他面对崎岖陡峭的蜀道，欲速不达的处境，忧叹不断。二月二十三日，张虔钊感愤而卒，终年六十六岁。蜀主孟昶获悉后，极为惊愕，深为悲切，哀泪流至经旬，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孟昶不仅派员专程赶赴兴州护送张虔钊灵柩回蜀都，还追赠他为太子太师，赐谥温穆，特加厚礼，于其年九月十五日葬张虔钊于成都东郊华阳县普安乡白土里高原（现属成华区保和公社）。
根据墓志记录的时间，此墓应当是在张虔钊死后修建的，从死到下葬，历时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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