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那么其动力何在？对此，《吕氏春秋》也有一番见解。《荡兵》篇讲：
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征矣。递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已，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这段话表明，《吕氏春秋》认为社会的发展经历了立长、立君、立天子三个不同的阶段，而促使这些阶段形成的原因是“争斗”。战国时期群雄争霸、烽火连年，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3]，正是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真实描述。《吕氏春秋》从总结历史中得到启示，因而提出了这种看法。当时的荀子也讲“争”，《荀子·王制》篇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他认识到了“争”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却并未像《吕氏春秋》那样将二者之间的关系明确地归纳出来。
由于把社会发展的动因归结于“争”，所以《吕氏春秋》进一步肯定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具体来说，它认为社会的进步同君主、臣子、民众都有关系，而三者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君主处于主导地位。《吕氏春秋》对君主政治极为推崇。《先己》篇说：“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劝学》篇称：“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为欲》篇说：“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圣王执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谓也。”这些论述都表现了“治身与治国一理”的观念，这种观念将国家存亡系乎君主一人之身，认为社会治乱兴衰的关键就在于君主的所作所为。
《恃君》篇则叙述了无君之害，指出：无君之国，“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谨听》篇也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在《吕氏春秋》看来，君主若肯顺天修身，就可令民、立功；反之，若君主利用权力谋求私利，就会给国家、社会带来衰弱和停滞。在《先己》篇中，它引用了《诗经》中之“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来对君主的作用做极限发挥，说君主只要通过修身就可以使天下达到大治。这种评价对君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自是夸大其词，但却是当时社会走向大一统的客观形势下思想领域的必然产物。(www.xing528.com)
——臣子的作用十分重要。《吕氏春秋》虽强调君主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另一个同样鲜明的观点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4]《吕氏春秋》的作者，即吕不韦及其门客，在政治地位上属于“臣”，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在书中大力宣扬臣子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臣是联系君和民的纽带。《先识》篇称：“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获得土地和城池要靠民，而得民却要靠贤者。这样，贤者便成了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的中介。《达郁》篇从反面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其云：“国亦有郁。主德不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圣王之贵豪士与忠臣也，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这显然已将贤者与国家的兴废存续问题联系起来，足见其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之大。
既然直接与被统治者（民）接触的是臣，则《吕氏春秋》很自然地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的主张。《圜道》篇说：“贤主之立官，有似于此。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任数》篇讲：“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在《吕氏春秋》看来，君主的作用固然重要，但他最终只能停留在局外统揽的层面，至于真正做决定，做出具体行动，则应由臣负责，所以臣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巨大。《求人》篇总结说：“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这就肯定了臣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民心”“民欲”是影响社会治乱盛衰的重要因素。《吕氏春秋》将君主和贤臣视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它并未否定民众的作用，相反，它还多次强调君主做决定应以顺应民心为前提。《功名》篇说：“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用众》篇言：“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贵因》篇举例说：“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顺民》篇则得出结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这些论述都表明《吕氏春秋》并不曾忽视民众的力量。它一再提醒君主不能任意行事，如《行论》篇中就说：“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在《达郁》篇有：“国亦有郁。主德不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这是提倡君主要经常保持与民的关系，做到上德下喻、下情上达，因为君主的主导作用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实现，否则只能一事无成。
应当指出的是，《吕氏春秋》虽然肯定了人民对国家兴亡的走向会产生巨大影响，但其始终是否定人民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性，即它眼中的“民”只是一种会对国家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客观因素，是与天时、地利一样的不可违抗的力量，故而君主对此要因循不悖。《吕氏春秋》并未认识到民众对历史的主动创造作用，它认为“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5]。所以它仅仅是从替即将君临天下的天子寻找巩固统治的方略的愿望出发，认识到了民众对历史进程的不可逆转的客观作用罢了。
与此同时，《吕氏春秋》还从天道循环中受到启示，对君、臣、民共同努力促使历史发展的方式进行了探索。《圜道》篇探讨了君与臣在国家发展中的关系，其云：“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务本》篇则将讨论的范围扩大到君、臣、民三者之间，其结论为：“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这段话是说：君主对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但君主的决定应依照民心走向来决定；民心走向会受到有司（大臣）的驱动疏导的影响，但有司最终却还是要听命于君主的。可见，《吕氏春秋》的历史动力观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即认为历史发展是在君、臣、民三者相互促进又相互牵制的循环机制的推动下进行的。这种观点虽未摆对君、臣、民三者在历史发展中的正确位置，但它能肯定历史发展是一种由人的相互作用构成的机制，这与此前的天命史观及单一的英雄史观相比，无疑是一个进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