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抗日战争：评析东京审判史观

东京审判结束后，国际社会一直存在针对其意义的讨论。尽管东京审判存在许多问题和欠缺，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东京审判的基本意义是不能否定的。针对那些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的意义的种种谬论，他们质问道：“假如没有东京审判，日本自己能够搞清战争责任，对过去进行清算吗？这是值得怀疑的。”^[1]“如果没有东京审判，日本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政治的天平会倒向哪边？”^[2]

但是，随着战后冷战局面的开始和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的抬头，对东京审判持否定意见的主张也开始抬头。由于美国对越南进行的战争扩大，残暴行为一再发生，凸显了东京审判中“反和平罪”与“反人道罪”对国际社会的普遍意义。针对有的意见认为是不合法的观点，许多学者提出：纯粹从法律条文上分析，东京审判的原则上确实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是对于防止侵略战争，这样做仍是“国际法上的革命”，即充分肯定了审判的意义。^[3]

家永三郎结合教科书问题，针对帕尔等少数法官的意见和部分政府当局人员的言论，批判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论述和肯定了东京审判事实的正确认定，严格的理论构成，法律、政治、道德的责任的认定。^[4]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在肯定东京审判的意义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审判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天皇的战争责任的问题。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出版了《天皇的战争责任》，从正面明确指出了天皇的战争责任。^[5]还有一些文章有理有据地提出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也引起了日本社会的讨论。^[6]

但是，1978年，江藤淳又提出了日本“有条件投降论”，引起了关于日本是否是无条件投降的争论。^[7]日本政府在对教科书审定时甚至还支持这一观点，强制要求记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教科书修改。围绕这些问题，日本社会出现了关于东京审判的争论。例如，伊藤隆主张：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将其定位于民主主义对法西斯的战争而加以意识形态化、正统化。战后的历史解释按照这一脉络被重新写过，特别是战后成为历史学界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了靠拢东京审判判决的意识形态理论，将日本战前的体制规定为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天皇制”这些概念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并非社会科学的分析的概念，应当有取代这两个概念的新的概念。^[8]

在日本昭和天皇去世的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再次围绕天皇的战争责任对东京审判的意义和问题展开了争论。这一时期的主要倾向是针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特别是1990年《文艺春秋》公开了《昭和天皇独白录》，引起巨大的波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否定东京审判意义的主张再次抬头。这一势力在当时活跃起来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打出了批判所谓“东京审判史观”的口号。

“东京审判史观”是在攻击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为否定东京审判的意义进而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过程中制造出来的概念。自由主义史观的骨干、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在批判1997年文部省审定后的历史教科书“近现代史”部分时提出：战后近现代史教育的指导思想贯穿了“共产国际史观”与“东京审判史观”。所谓“共产国际史观”，是称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受1932年反映苏联国家利益的《共产国际纲领》的影响；“东京审判史观”则是受1943年反映美国国家利益的《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文件的影响。这两个文件尽管角度各异，但都基于国家利益而对日本采取敌视态度，断定日本近现代史全都是“恶”的历史。即使在战后的冷战时期，世界因美苏两大国的存在而分为两大阵营后，对日本的这一认识也没有改变。自由主义史观还认为：战后初期由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下，没有言论自由，“东京审判史观”的历史认识被单方面地引入了日本的教育中，核心的表现就是在历史教育中贯穿否定日本国家的原理，因此战后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的描述就是百分之百的黑暗、百分之百的罪恶与非人道。^[9]

自由主义史观的另一骨干涛川荣太也从批判战后日本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教育的角度，认为“东京审判史观”就是“反日史观”。他强调反日史观的核心在于否定日本国，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强调日本的罪责要比东京空袭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更严重，是胜利者对战败者进行的审判。他声称“东京审判史观”与苏联的“共产国际史观”一样，都是要抹杀日本，构成了复仇史观与反日史观混合的历史观，而这一史观构成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的“大罪”。^[10]

总之，既反对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进行分析与判断，反对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国际史观”，又反对站在美国等同盟国的立场对发动侵略战争进行制裁的“东京审判史观”，这也就是伊藤隆所期待的“取代这两个概念的新的概念”，即“自由主义史观”。

佐藤和男对东京审判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首先，认为日本在国际法上是有条件投降，但是被麦克阿瑟妖魔化为无条件投降；在战后美国对日本7年的占领时期中，日本国民的意志遭到压制，被剥夺了国民的言论自由；在那种状态下，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前言中有意识地将1928年以来的历史描写为日本以国家为单位进行的侵略活动，宣传日本在亚洲各地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惨祸，将日本定为战争犯罪的国家。这就构成了“东京审判史观”。这种历史观是对日本人进行的“洗脑”，导致日本人战后的“自虐”和形成“自虐史观”。^[11]

注释：(www.xing528.com)

[1]［日］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论》，第184页，大月书店，1989。

[2]［日］细谷千博等：《关于东京审判的国际研讨会》，讲谈社，1989。

[3]［日］大沼保昭：《战争责任论序说——“对和平犯罪”的形成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

[4]［日］家永三郎：《试论东京审判》，载《思想》1968年8月号。

[5]［日］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现代评论社，1975。

[6]［日］《诸君》1977年3—5月号；［日］荒井信一：《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与美国》，载《现代史中的亚洲——帝国主义与日本的战争责任》，青木书店，1997；［日］武田清子：《天皇观的相克》，载《世界》1976年10—12月号，1977年第3、4、6号。

[7]［日］江藤淳：《忘记的事情与被忘记的事情》，载《文艺春秋》，1977。

[8]［日］伊藤隆：《昭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视角》，载《思想》1976年6月号；［日］伊藤隆：《十五年战争》，小学馆，1977。

[9]［日］藤冈信胜：《教科书不教的历史》，载《社会科教育》1994年4月号。

[10]［日］涛川荣太：《战后历史教育的大罪》，载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新的日本历史开始了》第190页，幻冬社，1997。

[11]［日］佐藤和男：《东京审判与国际法》，载历史研讨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第202页，展转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