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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正视中日矛盾

时间:2023-08-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当时某些地区“剿共”战争的激化,并不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只是扭曲历史的一种表象。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必然引起国内外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这就说明,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标志。如果以毛泽东这一论述为据,认为只有日本侵略中国内地才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显然是对毛泽

抗日战争:正视中日矛盾

综观以上所述,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斗争,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甚至认为直到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观点,一是因为毛泽东等人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二是也受了中共党史研究模式的影响,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表过抗日的声明,但主要任务并不是抗日,而是进行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战争,如果明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就很难作出解释。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救亡就“成了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当时“虽然在江西中央苏区发生过‘围剿’与‘反围剿’的两次斗争,但是与全国人民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比起来毕竟不是主流”。当时某些地区“剿共”战争的激化,并不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只是扭曲历史的一种表象。它并不像有人认识的那样,这是国内阶级矛盾为主的自然发展,而是悖国情、违民意的倒行逆施。有的学者还指出:那种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矛盾还不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有意无意地把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割裂开来了”,“在我国30年代的历史上就把‘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视为一体的,而且特别明确指出不能以地方事件来对待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1]

我们认为: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从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就开始了日本企图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中国的阶级动向和历史发展的进程。

中日民族矛盾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中国,危及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活动的扩大,中日民族矛盾就不断发展。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有日本参加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04—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等等,促使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发展,有时还很尖锐。但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里,日本和英、法、俄、美等列强还限于争夺势力范围,瓜分中国,在中国各扶植一两派军阀,实行间接统治,中国还能维持一个半殖民地状态。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旨在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这就使事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意味着日本帝国主义要打破与世界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要变半殖民地的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必然引起中国社会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必然引起国内外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存在两大社会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大矛盾制约着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进程。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要变中国为独占的殖民地,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到了突出的地位,而使其他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相对下降到从属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反对,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也反对。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有共同性。这样就使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对下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突出起来了。因此,从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来看,九一八事变是个历史的分水岭。从此,开始了日本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阶段,中日民族矛盾也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开始超过阶级矛盾。”[2]这里说的民族矛盾显然是指中日民族矛盾。刘少奇在这里使用“开始超过”一词,既表示了矛盾发展的过程性,也说明了矛盾变化的质的规定性,是一个科学论断。这就说明,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标志。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我们之所以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因为中日民族矛盾已经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主导的支配地位,它制约着、规定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时国内的阶级矛盾、中华民族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下降到从属的地位。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为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实际问题。只要翻开中国革命史或东北现代史就一目了然、无须赘述了。

华北事变确实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但它并不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开始,而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的继续深化。日本帝国主义于1933年1月日向山海关发动军事进攻,标志着日本侵略者吞并华北的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咄咄进逼,到1935年间已经把华北地区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使中华民族危亡的威胁更进一步逼迫到每个中国人头上,中日民族矛盾更加发展、更加激化了。华北事变严重局势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必然采取的步骤。因此,从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来看,华北事变不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起点,而是中日民族矛盾的继续深化和发展。

有的学者在阐述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理由时,强调: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在东北地区已经成为主要矛盾;日军进攻华北是向中国本部进攻,中日民族矛盾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关于“中国本部”之说虽然曾在历史上使用过,但其含义并不精确。东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东北地区”是个地理概念。它同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东(也称“东南”)一样,都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如若将“中国本部”改称为“中国内地”就确切一些,因为内地与边陲是相对应的。毛泽东曾经用过“中国本部”一语,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3]但是,他在这里用“中国本部”一词,显然是指“中国内地”的含义。如果以毛泽东这一论述为据,认为只有日本侵略中国内地才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显然是对毛泽东的论述的误解,因为毛泽东首先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变中国为殖民地阶段的开始。他用“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不一定再前进的样子”的语言,显然是批评人们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侵华战争的模糊认识,其含义是十分清楚的。

其次必须指出:那种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只在东北地区成为主要矛盾,而华北事变时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有意无意地把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割裂开来了。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阶段的开始,而华北事变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扩大,两者是不可分的。这两起发生在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重大事件,都不是地方性的事件,而是关系到中国存亡的全局性事件。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虽曾使用过“中国本部”一词,但当时报刊评论中也是把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联系起来观察的。这说明,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上就是把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视为一体的,而且特别明确指出不能以地方事件来对待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

再次,从中日矛盾的双方来看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前文揭露的《田中奏折》的侵略野心,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战略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步步为营的,这个战略的大规模实施就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实施之时起,不管蒋介石政府抵不抵抗、是否仍然以安内“剿共”为能事,中日双方的民族矛盾自然上升为主要矛盾了。须知矛盾的一方是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的。既然日本帝国主义一方欲灭亡中国,中国一方必然面临民族存亡的头等大事了。(www.xing528.com)

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华北事变,但它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标志。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义愤,全国各阶层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浪潮。其中,1935年11月1日,私立北平汇文中学、私立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私立北平燕京大学、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私立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私立汇文中学等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沉痛地说:“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借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日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内容,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罪至于斯。”《宣言》要求政府“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诚以国势,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责任,奋起救存”。[4]回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历史进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二·九运动和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抗日民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一二·九运动之所以发生,之所以能在全国得到迅速响应,就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历史进程已经为它准备了条件。

还必须指出:虽然一二·九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华北事变,但是它的斗争目标并不限于拯救华北,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二·九运动的口号是“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足以说明它是挽救危亡中的中国的爱国运动。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一二·九运动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抗日救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它不是中日民族矛盾发展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而是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后的发展的必然趋势。

事实上,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以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互为依据的。既然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又怎么能说在这之后中日民族矛盾还不是主要矛盾呢?当时东北四省(黑吉辽热)都丢掉了,日本又步步向关内进逼,怎么能说中日民族矛盾还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请问:假如现在我国的东北被日本侵占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能不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吗?当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进行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虽然激烈,但并不能改变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状况。既然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那么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就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为标准来衡量,看其是不是有助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而不能再主要以国共斗争、阶级斗争的标准来衡量。这又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

注释:

[1]温永录:《抗日战争若干问题探析》,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合刊。

[2]《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第807页,人民出版社,1981。

[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91。

[4]《一二九运动资料》,第1辑,第82—84页,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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