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和指挥三次反围剿战争成果

从1930年夏至1931年底前后，是红军实行以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的战略阶段，也是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敌人对苏区和红军由一省的“进剿”和数省的“会剿”，发展为由国民党政府统一组织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围剿”。红军为适应战争的发展，相继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一级的正规兵团，并在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以后，逐步实行了从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这个时期，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红一方面军仗打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痛快淋漓地连续粉碎了敌人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从而在人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并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一）第一次反“围剿”战争

1.反“围剿”前的敌我态势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并把“围剿”的重点放在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而且扬言要在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彻底解决问题。从此，红军的战争便进入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新阶段。

其实，早在8月下旬，即在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以后，蒋介石就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个苏区的总方针。接着，向各苏区周围陆续调动军队，其中用于“围剿”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有11个师又2个旅，共10万人，并有3个航空队在南昌、樟树镇机场，随时准备空中助战。

12月初，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制定了“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并亲自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进攻。会后，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行营主任，以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

在蒋介石加紧调兵遣将的同时，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及时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所谓“诱敌深入”，其实质就是实行战略退却，即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和全国范围内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远未改变的条件下，对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应该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和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于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这就是“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0月30日，总前委在新余县罗坊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全部立即东渡赣江。

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进行筹款和发动群众工作。11月1日，毛泽东、朱德签发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11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4万余人，全部移师赣江以东，进入指定的地区，即新干、永丰、吉水、乐安、宜黄、崇仁、南城各县，进行筹措给养和训练部队。

在这段时间里，总前委和毛泽东、朱德曾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战略退却的终点问题。所谓“战略退却的终点”，就是未来反“围剿”作战的战场。这个退却的终点（即未来作战的战场）究竟应该放在哪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红军刚转入运动战，必须慎重初战，必须在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才同敌人决战。所以，他认为退却的终点（亦即战场），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条件：（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利于作战的阵地；（3）红军主力易于全部集中；（4）敌人交通阻塞不便联络；（5）使敌人耳目闭塞容易发生过失；（6）我与敌人周旋时能使敌人疲劳沮丧，并且补给困难。其中，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来说是最重要的条件。但是，这些有利条件在根据地的边缘则很难具备，而在白区红军的行动则更容易被敌人发现，所以最理想的地区是在根据地的中部。因此，总前委再次动员部队撤离赣江东岸地区，有计划地向根据地的中部地区退却。所以，自11月18日起，红军有计划地进行了第二次大踏步地战略撤退，主动放弃了新干、崇仁、宜黄、南城、南丰、吉水、乐安、永丰等赣江以东地区，逐步转移到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12月1日，红军主力又秘密全部转移到苏区中部的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退却终点，隐蔽集结，待机破敌。

2.反“围剿”的准备

红军主力在黄陂、小布地区集结后，积极进行战略反攻的准备。

12月上旬，由毛泽东主持，在黄陂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明确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着重研究了战略反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深刻分析了敌我形势，提出了能够粉碎敌人“围剿”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

黄陂会议后，总前委于12月22日印刷了《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反“围剿”宣传材料），其主要内容是：

（1）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帝国主义。

（2）国内形势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指出蒋冯阎中原大战虽然结束，但大小军阀之间仍然矛盾重重；同时各地红军的发展，又牵制了蒋介石的军事力量。

（3）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差，着着失败。我们的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敌人要我们到白色区域同他打仗，我们偏不去；我们要敌人到红色区域作战，敌人不得不来。我们不去，他们的轮船、火车、工事都无用了；他们来红色区域，我们的梭镖也就更厉害了。敌人来到红色区域，柴米油盐样样无，要派兵到乡里去搜，好费力还弄不到一顿饱饭。这样，敌人来红色区域，“就好像虾子落到滩头”。这一着就是敌人失败，我们胜利。

（4）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我们能得到群众帮助，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报告敌情，带路做交通，到处都有革命群众出力做帮手；敌人没有，没有人带路，没有人送信，没有人报告消息，只有破坏他的交通，捉他的探子，扰乱他的后方。而且我们一打仗，群众到处登山助战，使敌人不晓得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心中发慌。所以，敌人一定要失败，我们一定要胜利。

（5）我们的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我们一、三军团大汇合；敌军虽有10万人，但河西扯到河东，相距几百里。我们以最大的火力给他一路一路击破，叫他其余的路虽来也无用。这就叫“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断无不胜之理。

（6）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乐安的敌军有卖枪给老百姓逃走的，还有跑出来找红军的，近来已发生了好几回；而我们的红军，则是万众一心，自觉打仗。

（7）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

（8）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宁都、永丰、兴国一带，既是红色区域，又是山多岭峻，路又窄，地又险，敌人大的步伐摆不开，大炮哪，机关枪哪，也失了作用。红军行动又快，地势又熟，山前一个正面攻击，山后一个包抄打来，要叫陷在那里的白军走投无路，打他个片甲不留。

《八个大胜利的条件》讲得通俗生动，分析得入情入理，从而使“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更加深入人心，对动员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为配合红军作战，江西省地方党和政府也积极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11月18日，红军主力撤出吉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也于19日转移到陂头（后来转到富田）。省苏维埃政府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通告和通令，动员根据地群众扩大红军，坚壁清野，加强赤色戒严，设立军事交通站，筹措经费，建立兵站，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前线，布置地方红军、赤卫队袭扰和疲惫敌人，积极配合主力红军歼灭敌人。根据地人民热烈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从而筑成了一道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使进入根据地的敌人寸步难行。后来，敌军第十八师（张辉瓒任师长）惨败后总结说：“东固及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亘，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匪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是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而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的困难：（1）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2）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3）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寻一道路探问百姓，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对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4）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于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我无路可走，盖一则可予我之极大疲劳，一则无形中可迟滞我军。……其所以不放一枪，自行放弃其极坚固之东固匪巢者，即欲诱我深入匪区，予我以上述种种痛苦，而发挥其特长，将我一举包围而歼灭之也。”^[425]

在转入反攻的前夕，12月25日，毛泽东在小布主持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红军和群众有好几万人。毛泽东还特意为大会拟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426]

这副对联，高度集中地概括了红军的作战原则和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

在誓师大会上，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他深刻分析了敌必败、我必胜的各种条件，反复说明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苏区军民的胜利信心。最后，毛泽东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勇敢冲锋，奋勇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会场上群情激愤，呼声震天动地，充分表现了苏区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歼灭敌人的决心。

3.“慎重初战”

11月5日，敌人开始进攻，企图将红一方面军消灭于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但是，红军主力早已撤退到赣江以东地区，结果敌人扑了空。

鲁涤平便迅速调整部署，又企图将红一方面军消灭于赣江以东地区。但是，红军主力又早已转移到苏区中部的东固、龙冈一带，结果敌人又扑了空。

12月1日，红军以第二十军分散在富田、东固、龙冈地区活动，并协同群众在各山头构筑假工事，来迷惑敌人；同时，主力又秘密转移到苏区的中心地区黄陂（宁都西北60里）、小布、洛口地区隐蔽待机。

敌人又继续向苏区的中心区域推进。12月24日至28日，敌军主力已推进到龙冈、黄陂一带。这时，敌军已在根据地军民阻击和袭扰下，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疲劳沮丧，许多弱点已明显暴露出来。这表明红军进行反攻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但是，反攻的第一仗，究竟先打谁？在哪里打？这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总前委和毛泽东当时颇费了一番斟酌。

毛泽东向来主张“慎重初战”。他认为“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427]因此，他认为要打好第一仗，必须遵循这样三个原则：“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428]

根据“慎重初战”的原则，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反复研究初战计划，并做了周密的部署。

总前委分析敌情后，认为：进攻之敌虽有10万之众，但均非蒋介石的嫡系；这些敌军又分成许多路，每路又分成几个梯队，各路、各梯队之间的距离相当大，有利于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这些敌军中，张辉瓒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第五十师为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围剿”的主力军，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所以如能消灭这两个师，敌之“围剿”便可基本打破；张、谭师各约1.4万人，而红军有4万余人，一次打敌一个师，占绝对优势；如果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围剿”军阵线中间打开一个缺口，东西诸敌便被分隔为距离较远的两个集团，有利于机动歼敌，各个击破。

基于以上理由，总前委决定对敌人实行中间突破，先打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从而在中间切断敌人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800里长的弧形战线。

4.“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主攻方向和目标选定后，便积极捕捉战机，准备歼灭敌人于运动之中。

12月24日，总前委在黄陂得到消息：谭道源师大肆拉夫，准备第二天早晨向小布前进。这样，谭师即将脱离源头的坚固阵地，而小布的地形又利于红军伏击，这的确是歼灭谭师的好机会。于是，总部当即决定在小布设伏，首先歼灭最接近红军集中地点的谭师。当夜部队轻装前进，在小布的东、西、南三面摆下一个“口袋阵”。总部还严格规定白天不许生火煮饭，指挥员不准带马，以免暴露目标。但是，从半夜等到第二天黄昏，敌人并未前来，只好再撤回黄陂休息。第二天半夜又去，等了一天还未见敌人前来，只好又撤回黄陂。后来，才知道是由于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从红区内部逃跑出去告密，谭道源立即命令已经出发的部队停止前进；同时又加紧构筑工事准备死守，并向张辉瓒师紧急呼救。

小布设伏未能打到谭道源师，便有人讲怪话，说毛泽东是空摆“孔明阵”，也有人主张强取源头消灭谭师。27日晚，毛泽东连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针对一些人的急躁情绪，反复说明了“慎重初战”的道理，要求大家一定要耐心待机，决不要鲁莽从事。

鉴于谭道源师占据有利地形、坚守阵地不出，总前委又决定将攻击目标转向张辉瓒师。

12月28日，鲁涤平下达命令，要求已经深入苏区的5个师，立即向宁都以北的黄陂、小布地区的红军实施总攻。这时，敌前线总指挥兼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急于抢功，便顾不得其他军队的位置，以其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自率主力第五十二、五十三旅和师部，趾高气扬地于29日进占龙冈，企图对红军实行三面包围。

龙冈圩，位于永丰县南端，东邻君埠，北靠上固，南连兴国县，西接吉安县。周围峰峦重叠，群山环抱，中间是一个狭长谷地，最窄的地方约150米，最宽的地方也不过5华里，群众称之为“锅子”。张辉瓒的师部就设在“锅子”底，他的部队就配置在“锅子”里的村镇中。“锅子”周围的地形便于隐蔽接近敌人，而敌人的兵力则不容易展开，正是围歼敌人的良好阵地。

张辉瓒师进占龙冈后，毛泽东、朱德认为这是歼灭张辉瓒师的极好战机，便当机立断，迅速下达了《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命令指出：“方面军决以左路军于明（三十）日攻击龙冈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协助歼灭该敌。”“第十二军（缺三十五师，包括六十四师在内）任左翼，应于明晨四时前出动，向表湖前进。应以一部分占领龙冈南端水西西端之万工山，以主力截断通南龙之大道（经兰石、茅坪），须于午前十时占领所要之阵地。第三军任右翼，应于明晨五时出动，占领木坑以右地区及亭子岭之主要阵地，向龙冈攻击前进（须于午前九时半开始攻击）。右与右路军派出队确取联络，如右路军未派出部队，则应向右延伸特别注意右翼。”“总攻击龙冈时间为三十日午前十时。”“右路军应于明晨派出一部，经回龙到樊埠附近，左接第三军，右接第十二军，向龙冈之西北端（张家车附近）攻击前进，到达时须即向三军及总司令部取联络。如上固无敌，则以主力向樊埠、张家车之线攻击前进，而以小部警戒下固、潭头。”^[429]

30日凌晨4点钟，毛泽东、朱德便进入龙冈、君埠之间的小别村附近的黄竹岭临时指挥所，亲临现场指挥作战。当时群山云雾弥漫，红军静悄悄隐蔽在阵地前沿。毛泽东对朱德说：“总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今天，我们乘晨雾全歼顽敌啊！”^[430]

八九点钟，群山雾霭尽散。张辉瓒率部由龙冈出发，浩浩荡荡东进。遵照命令规定的时间，10点钟总攻开始。红军突然从四面山头居高临下发起猛烈攻击，打得敌军乱作一团。张辉瓒一面慌忙命令部队抵抗，一面急电留守东固的第五十四旅驰援，同时电告鲁涤平要公秉藩师向龙冈迂回。

下午3时许，又突然大雾弥漫。红军地形熟悉，进攻更加猛烈，而敌军则好像陷入“迷魂阵”，更加晕头转向。接着，红军发起最后冲锋，敌军随即四处逃窜。赤卫队、少先队喊声震天，他们配合红军主力奋勇冲杀，一起搜索敌人。黄昏前，战斗胜利结束。留守东固的第五十四旅在驰援途中闻讯张辉瓒已全军覆没，便慌忙又逃回东固。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从指挥所健步来到龙冈大坪上，只见堆放着许多缴获的武器和站成正方队形的许多俘虏。这时有人把张辉瓒捆绑着带过来，只见他穿着士兵穿的灰布棉军袄军裤，帽子不见了。送张辉瓒来的人说，他被俘虏时，隐瞒身份，说是个“书记官”，当场就被一起的俘虏揭发。他一路走，一路不断有人喊出叫打声。当他走过来时，只见俘虏中有两个人立即走出来，猛打了他两个耳光，口里还愤愤地说：“你压迫我们够了！现在我不怕你了！”跟随毛泽东的参谋人员上前劝阻了，并给张辉瓒松了绑。张辉瓒一见毛泽东就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还说了些钦慕敬仰的话。毛泽东叫他一起就地坐下，给他简单地谈了些革命道理和革命形势，又问了一些敌军内部的情况。张辉瓒向毛泽东表示，愿意捐款、捐药、捐枪、捐弹，请求免他一死。毛泽东向工作人员交代，要好好看管，不要杀掉他。

龙冈战斗后，1931年1月4日，毛泽东、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见了在这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王诤、刘寅等人，欢迎他们参加红军，并鼓励他们为建立红军电台努力工作。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讯大队建立，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治委员。

这次龙冈战斗，全歼敌军第十八师的两个主力旅和一个师部近1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和电台1部，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并活捉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鲁涤平在南昌闻讯后，当日便慌忙向蒋介石发电报报告战况说：“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归！”蒋介石迅即回电斥责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431]

龙冈首战大捷，全军振奋。毛泽东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挥笔写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一首，以示庆贺和纪念。词中前半阕这样写道：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432]

5.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龙冈大捷后，红军于1931年1月1日乘胜挥师东向，全力追击谭道源的第五十师。1月3日，红军陆续赶到东韶，将谭师团团围住，并迅速发起攻击。谭师惊慌失措，官兵争相逃命。因红军右路迂回部队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致使敌军逃掉一半，未能全歼。东韶战斗总计歼敌一个半旅，俘敌官兵3000余人，缴获武器2000余件。

龙冈、东韶战斗后，鲁涤平鉴于“围剿”的主力军张辉瓒师（除第五十四旅）全军覆灭，谭道源师损失过半，已再无力进击，败局已无可挽回，只好被迫下令收兵。这样，敌人的所谓第一次“围剿”，就以失败而告终。“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也因指挥不力，被蒋介石撤职。

1931年1月28日，在东固举行了有两三万人参加的盛大的祝捷大会。由于张辉瓒部在东固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人民十分痛恨，所以在大会期间，当地政府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未经请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就当场处决了张辉瓒。

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领导下，在中央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五天之内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大胜仗，共毙伤俘敌军1.5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件和电台两部，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并积累了反对敌人大规模“围剿”的重要经验。

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是在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过程中进行的第一个战略性战役。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全面实行了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战略方针。后来，朱德总结说：

第一次反“围剿”打得很好。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龙冈一仗，张辉瓒两旅全部被歼，缴枪万支，张及部下万余人未走脱一个，全部被俘。接着打谭道源师，也将他大部消灭。其他许克祥、毛炳文、朱绍良等都闻风而逃。敌人第一次“围剿”被打破。这说明了：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这是用事实反对了立三路线。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思想的力量。如果不把立三路线反掉，把部队开去打武汉、九江，结果是难以设想的。^[433]

总之，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所以，1931年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表扬说：

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434]

第一次“围剿”被打破之后，敌军转入兴国、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一带构成弧形防线进行防御。

毛泽东清醒地知道，蒋介石遭此失败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还会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因此，为了恢复、巩固和扩大苏区以及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并准备再次打破敌人新的“围剿”，所以在粉碎敌军的第一次“围剿”之后，毛泽东、朱德立即命令红一方面军乘胜转入攻势作战并展开群众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势作战和群众工作，到3月中旬，红军先后占领了广昌、石城、瑞金等县城，并摧毁了在兴国、雩都、宁都、瑞金几县交界的三都、七堡、山寮、古龙冈等许多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从而恢复、巩固和扩大了苏区；同时，在根据地内进行了深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组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以及为红军筹措给养和经费等工作；同时，红一方面军还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经验和教训，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这样，就为粉碎敌军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次反“围剿”战争

1.反“围剿”前的敌我态势

1931年2月，蒋介石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为了彻底消灭红一方面军和彻底摧毁中央苏区，蒋介石增调王金钰第五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以及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师一部（四个团）到江西参加“围剿”，连同第一次“围剿”失败后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军队在内，总兵力达20万人，并有航空第一、第三、第五队位于南昌、樟树镇、吉安机场支援“围剿”作战。

鉴于第一次惨败的教训，蒋介石确定第二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取缓进为要旨”，并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当时，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二十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要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435]

3月下旬，20万敌军已分别进驻各自的进攻位置。

这时，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基本情况是：

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已为广大军民所接受；红军数量虽然由4万人减少到3万人，但经过第一次反“围剿”的锻炼和胜利后几个月的休整，士气高涨、斗志旺盛；地方部队和赤卫军、少先队也进一步增强了战斗力；潜伏在苏区内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由地主武装盘踞的一部分土围子被拔除，苏区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红军。

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派项英等人来到中央苏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于1931年1月15日，在宁都小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恩来未到职前，由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成立了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又开始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2月和3月中共中央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陆续发出一些指示和训令，虽然承认诱敌深入“也是可采取的战略”，但其中心思想则是要红军先发制人去进攻敌人的主力，或在敌人开始“围剿”时就同他决战，并提出在进攻和决战不利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同时，中共中央还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即“四中全会代表团”，亦称“三人团”；同时来的还有欧阳钦、叶剑英等），于4月上旬到达中央苏区，并参加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苏区中央局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代表团的一些人，对于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了许多非议，这就给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带来了许多新的困难。

3月下旬，依据敌军前进的态势，毛泽东、朱德向红一方面军下达脱离与敌军接触、南移整训和筹款的命令，率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多人从中央苏区北部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后撤到广昌、宁都、瑞金一带。毛泽东随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宁都县青塘。

2.关于“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重新确定

1931年4月1日，敌人20万大军分为四路分别由蔡廷锴、王金钰、孙连仲、朱绍良指挥，开始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同时，对中央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但是，由于对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有严重分歧，所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多次举行扩大会议，反复进行讨论。从3月中旬直到4月底，经过一个半月的漫长讨论，最后才又重新确定继续采用毛泽东制定的“诱敌深入”方针。

3月18日至21日，项英在黄陂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来信的决议以及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有关问题。同时，会议虽然也讨论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但由于意见发生严重分歧，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4月上旬，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宁都县青塘（同时到达的还有叶剑英、欧阳钦），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及时向中央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过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基本准备情况。

4月17日，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作为3月黄陂会议的继续）。会议首先由中共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计以及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军事方针等。

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要尽快确定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当时大多数同志以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及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我们此时主要的是如何退敌。所以当时的策略是‘分兵退敌’。那时认为我们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当时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色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436]“项英提出‘牵牛’的方针对付敌人，即红军将敌引出革命根据地外打击敌人。”^[437]同时，还有些人根据1931年3月2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中所说的“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到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438]那句话，提出红军必要时可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云、贵、川建立新的苏区。他们还强调说，斯大林讲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

毛泽东坚决反对上述“分兵退敌”的意见，更不同意抛弃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国民党的兵力虽然比红军多许多倍，但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利用敌军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完全可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但是，毛泽东的意见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在会议上处于少数地位。因此，毛泽东建议扩大会议的范围，来继续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

4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除中央领导成员外，还有各军的军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高级干部。在会上，首先由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即在强敌进攻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接着，毛泽东全面系统地分析了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的嫡系，内部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给养运输困难，官兵都害怕同红军作战，总之弱点很多；而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求战心切，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并有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支持。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粉碎敌军第二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还要好，胜利的把握更大。在会上，红军的高级干部都踊跃发言，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内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赣西南和闽西特委的负责人也都相继发言，坚决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周以栗还依据创建苏区的实际经验，批判了“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认为毛泽东等人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创建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军打胜仗，就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这样，毛泽东的意见就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最后，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继续留在中央苏区，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粉碎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这样，就又重新确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但是，先打敌军哪一路？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又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后来不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439]朱德同意和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也主张先打比较弱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因为它是蒋介石收编的杂牌军，同蒋介石矛盾重重，实力较弱，而且内部也不统一。它又是北方来的军队，不善于爬山，在南方作战水土不服。如果先打这一路，则各方面条件都对红军有利而对敌军不利。经过充分讨论以后，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所以最后会议决定先打弱敌王金钰这一路，然后再由西向东横扫，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以粉碎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这个正确的决策，后来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当时会议的讨论情况，郭化若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从实际出发，以充分的理由，富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对这一次各个歼灭敌人的大体设想，和在打破“围剿”后，转入战略进攻时的发展方向。毛主席的意见提出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主席在会后闲谈时指出：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应打弱点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毛主席是很博学的，他在青年时代就阅览了许多中国历代著名战争和战役的论述，而且比谁都懂得更多更深。关于外国著名的战争和战役，他也浏览了不少。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了大家。这样，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在大多数到会者同意的新的思想基础上，大体定了下来。这就是先打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440]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朱德立刻在4月19日签发了《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441]命令下达后，各部队于4月23日前迅速从广昌、宁都、瑞金地区向龙冈、上固地区集结，总部也移驻龙冈。接着，毛泽东、朱德又命令部队向西推进40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良好的东固地区隐蔽待机。这时总部又移驻距东固只有5里的上。

东固向西距王金钰部驻守的富田只有40里。因为王金钰部在富田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如果强攻，就得打攻坚战，这对火力不足的红军是不利的。因此，毛泽东、朱德决定在东固一带长时间地秘密集结，耐心等待，直到王金钰部脱离他们坚固工事的时候，再抓紧战机在运动中歼敌。

毛泽东在部队隐蔽待机期间，曾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进行了深谈。他详细地向王稼祥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各种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开始逐渐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不少问题上给毛泽东以支持。

4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在会上，首先由毛泽东就敌我形势和作战策略等问题做了一个报告，然后由大家展开讨论。参加这次会议的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后来不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对策略的问题又提出来讨论，由泽东同志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怕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442]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红军中各军都召开誓师大会，并利用“五一”节的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还按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向全体军民印发了《第二次大战的八大胜利的条件》的文件。

3.“横扫千军如卷席”

毛泽东向来是十分慎重初战的。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朱德立即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于4月23日前向龙冈、上固地区集中完毕。接着，毛泽东、朱德又命令部队向西推进40里，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待机破敌。红一方面军总部移驻距东固5里的上。

按照预先设想，是要先打富田的王金钰第五路军。但是，红军在东固一直隐蔽待机20多天，王金钰部却迟迟不肯脱离富田的坚固阵地。于是，红军指战员中便产生了急躁情绪。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说明第一仗至关重要，必须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决不可轻率出战。

当时红军在东固设伏的阵地，处在郭宗华、蔡廷锴两敌之间，北面距郭宗华仅10余华里，南面距蔡廷锴40余华里，西面距富田王金钰部也只有40华里，因而随时有走漏消息的危险。对于这个阵势，有人担心出问题，说这是“钻牛角”。但是，为了打好第一仗，毛泽东拒绝了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岿然不动，坚持按原来预定的计划进行。最后，“牛角”终于“钻”通了，主要是因为根据地的群众条件好，再加敌军各部的不统一。后来，彭德怀赞扬毛泽东说：“究竟还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等待已久的战机终于到来了。5月13日得到情报说，王金钰部第五路军分左、中、右三路，脱离富田坚固的阵地，开始向东固前进。(www.xing528.com)

正在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于5月14日黄昏时分又截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驻在富田的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师部电台同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通报时，用明码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443]

他们以为红军和过去一样还没有无线电台，所以敢于大胆地用明码谈话。台长王诤立即把这个重要情报报告总部。与此同时，朱德、毛泽东还获悉：王金钰部的右翼部队正分两路东进：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沿中洞向东固攻击前进。

从富田至东固相隔40华里，只有两条大道相通，都有一段是险峻峭拔的山岭间的隘路。

红一方面军主力3万多人在东固山区持重待机25天，终于捕捉到了极好战机。毛泽东、朱德在掌握王金钰部已经东进的确实消息后，立刻缜密研究，制定歼敌方案，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钻牛角尖”，即：红军主力从北面的郭华宗师和南面的蒋光鼐、蔡廷锴部之间50华里的空隙中隐蔽西进，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敌军后背，消灭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

根据这个决定，5月14日下午8时，毛泽东、朱德下达了《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的命令》。这个命令安排严密而周详，真可说是“巧布天罗地网”！

5月15日拂晓，各路红军按照毛泽东、朱德的部署开始行动。为了确保打好第一仗，毛泽东在15日半夜来到从中路正面迎击公秉藩师的红三军军部，同军长黄公略一起找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进一步调查西进路线的情况。经过调查，发现在东固至中洞大道南侧，还有一条过去不知道的小路。毛泽东立即改令红三军沿这条小路秘密前进，包围公秉藩师的右翼。这一临时改变，对歼灭公秉藩师起了重要作用。

5月16日，毛泽东率领总部部分人员登上东固至中洞大道北侧的白云山。因为时间紧迫，毛泽东只能在一个小镇上留下字条，将这一临时改变通知朱德，并要朱德率领总部也上白云山。但朱德因为还不知道红三军已改变西进路线，在这天拂晓前仍按原计划率领总部由东固上出发，沿东固通往中洞的大道向西行进。当到达白云山下时，同正在东进的公秉藩师的先遣部队遭遇。朱德立刻命令作为总部警卫部队的特务连，在林木丛生的山坡上进行阻击。公秉藩部先后以3个营的优势兵力猛扑过来。朱德指挥特务连且战且退，引着敌军向前走了2里多地。毛泽东在白云山上听到山下激烈的枪声后，立即指挥部队从山上扑下来，把追敌击退。朱德和毛泽东一起登上白云山，指挥全线战斗。

这时，担负中路作战的红三军已沿山间小路进到中洞南侧，在草丛密林中隐蔽前进。因为红军行动秘密，苏区人民又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得不到一点儿军事情报，始终没有发现红军主力的踪迹，误认为红军主力还远在宁都地区，便大胆地向东行进。当公秉藩师的后尾部队全部离开中洞后，红三军突然从高山上猛压下来，犹如神兵从天而降。公秉藩师刚从北方调来不久，很不适应南方的山地作战。红军这一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使公秉藩师霎时间乱成一团，四处逃散。到下午4时，公秉藩师大部被歼，战斗胜利结束。

与中洞激战的同时，红军右路军也抢占了观音崖、九寸岭两个隘口，并在追击中歼灭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同时左路的红三军团也于16日进占固陂，消灭公秉藩师的兵站，并于当天夜间从侧后攻入富田。

5月17日，各路红军在富田胜利会合。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战斗——富田战斗胜利结束。

这就是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仗——富田战斗，也叫中洞大捷。总计这一仗，红军歼灭公秉藩第二十八师全部和王金钰第四十七师一个旅，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火炮30余门，活捉师长公秉藩（后混在俘虏中化装逃跑），击毙副师长王庆龙；并俘获敌二十八师无线电队的全部人员和器材（其中有一部一百瓦特的高功率电台），从而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建立无线电教导团以及中央苏区同党中央的联系提供了条件。

许多年后，公秉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五月十六日早晨，我和平常一样，清晨运动完毕，率师直属部队从固陂圩出发。”“后方各地都平静得和水一样”，“沿途看不见什么征候”。上午10时抵达山坑，突然“在一声炮响下，步枪、机关枪齐发，山鸣谷应，响彻云霄。正在行进中的部队被打乱了，有的人马被打死，有的被打伤，横倒竖卧在山路和两旁的田地上。尚未死亡的官兵乱成一团，莫知所措。”“一个一万多人编成的师，一下子就被歼灭光了。”^[444]

富田战斗后，按照预定计划，毛泽东、朱德立即挥师东进，开始由西向东横扫。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向白沙猛烈追击，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国民党军队，将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一个旅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残部全部歼灭，共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在藤田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闻讯星夜撤往永丰。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二个战斗——白沙战斗胜利结束。

白沙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按原定计划指挥一方面军继续向东横扫。这时，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正奉南昌行营命令由南团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准备增援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5月21日，它的先头部队一个旅到达中村。5月22日拂晓，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分两路包抄中村，全歼该师先头旅，其余残部向乐安溃退。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三个战斗——中村战斗胜利结束。

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于不便长期随军行动，便留驻永丰县龙冈。为了更好地指挥前方作战和做好战地地方工作，避免因事事请示中央局而贻误战机，5月23日在宁都县南团重新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林彪、谭震林、周以栗为委员。

中村战斗结束后，国民党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所属胡祖玉的第五师、毛炳文的第八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慌忙由头陂等地经广昌向南丰撤退。5月24日深夜，毛泽东、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于次日向东急进，取捷径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占领南丰城。随后，毛泽东、朱德率领总部于5月25日到达宁都和广昌交界的洛口圩严坊村。当晚8时，由毛泽东在洛口圩严坊村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分析了敌军的动向，指出：“毛（炳文）、许（克祥）部二十三日早由洛口退，到二十四日午后才退完，估计敌人今日可在广昌、头陂一线集中，头陂之敌明天或许可集中广昌城。”^[445]因此，会议最后决定，全军主力于26日开到广昌县城西北面的苦竹集中，准备全力攻击朱绍良部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三个师。

5月26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苦竹。当晚8时，在苦竹，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临时总前委第二次会议，再次讨论：是按原计划先攻占南丰，还是改为先攻占广昌？会议认为：“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们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因此，我们应先夺取广昌城，击退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取得二次战争更好的胜利形势，然后猛追该敌，逼他放弃南丰城，使我们以后筹款工作更加容易。”^[446]会议决定，次日开始进攻广昌城。

5月27日清晨，细雨蒙蒙。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主力，冒雨直逼广昌城下，从北、西、南三面发起猛烈攻击。国民党军队凭借城外山头上的坚固工事，阻击红军的进攻，掩护主力向南丰撤退。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每个山头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朱德和毛泽东登上城西面的乌石岗，在那里指挥战斗。晚上9时，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攻进城里，全歼城内守敌，夺取广昌城。

这次战斗，因国民党军队大部向南丰逃走，只歼灭胡祖玉的第五师一个团，师长胡祖玉在城墙上视察阵地时被击成重伤，不久死去。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四个战斗——广昌战斗胜利结束。

5月28日上午10时，在广昌城北的沙子岭，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三次会议，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问题。会议认为，鉴于国民党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已向南丰退却，而且通往南丰城的桥梁已破坏，此时如向南丰追击逃敌已赶不上；同时，从整个战略形势考虑，需要再次调整作战部署。因此，会议决定不攻南丰城，改为向东打国民党军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夺取福建省的建宁县城，以便胜利后进行筹款。^[447]

会后，毛泽东、朱德立刻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三军团、红十二军主力，日夜兼程向东急进，直指建宁城。刘和鼎师没有料到红军会如此神速地来到建宁城下，毫无戒备。5月31日，毛泽东和朱德趁敌不备，指挥红军从建宁城背后突然发起攻击。又命令一个师迅速渡过建宁河，从建宁城前面包抄。战斗进行到当日黄昏，歼敌3个多团，刘和鼎乘船而逃，夺取建宁城，缴获大批西药和军用物资，西药可供全方面军半年之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的第五个战斗，也是最后一个战斗——建宁战斗胜利结束。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期间，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从5月16日到31日，短短半个月内，在由西至东的700多里长的战线上，从赣江东岸一直打到闽北山区，真是“横扫千军如卷席”，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个胜仗，共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还缴获粮食、西药、电台、弹药等大量军用物资，从而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大“围剿”，又一次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大“围剿”以后，毛泽东非常兴奋，他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这首词中写道：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448]

这首词不仅写出了红军英勇无畏的气概，而且也辛辣地嘲讽了蒋介石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枉费心机！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所以能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在毛泽东正确战略思想指导下，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继续贯彻“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半个月连打五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在红军战争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再次证明，毛泽东提出并坚持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而所谓先发制人的进攻或“分兵退敌”、或放弃中央苏区等主张，都是错误的。后来，1944年，朱德在总结这次胜利的经验时指出：

一九三一年五月，又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这次反“围剿”也打得很好。但这时已经有些不同了，因为项英来了，发生了一些分歧。但错误意见未占上风，红一方面军仍由毛主席领导，所以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这个胜利，仍是诱敌深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而取得的。^[449]

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后来成为著名军事理论家的郭化若，在评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时写道：

如果说第一次反“围剿”是在战胜立三路线之后取得胜利的，那么，第二次反“围剿”从一开始就是在排除王明路线的干扰下进行并取得胜利的。第二次反“围剿”领导上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既要在党内斗争中坚决反对逃跑主义的主张，排除干扰；又要在对敌作战方面精心谋划一个连续作战的战役设计，并做出照顾到反攻胜利后下一战略阶段的大体打算。既坚持慎重初战，大胆地“钻牛角”，迫敌而处二十余天，一直等到王金钰部队离开富田阵地，被我歼灭于其前进运动中；又根据具体情况，按照原定设计，横扫而东，席卷七百里，各个击破敌人，连战皆捷，打得敌军损兵折将，全线崩溃，创造了“各个击破”的范例，成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既取得战略反攻的全胜，又能利用战胜后的形势迅速展开战略进攻。敌我胜败之间，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对照：一方面蒋介石的痛哭流涕；另一方面，毛主席代表中央红区军民胜利喜悦的豪情壮志，用凌云妙笔写下了雄伟瑰丽、千古不朽的诗篇，描绘出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450]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敌军退向赣州、泰和、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一线转入防御。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反蒋各派于5月28日在广州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同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并积极部署向湖南进兵。

6月2日晚，毛泽东在建宁城外方面军总部主持召开了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第六次会议。会议分析认为：“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451]因此，红一方军临时总前委决定，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积极转入攻势作战。预定整个攻势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及其以北地区发展，威胁临川、南昌，以促使两广军阀加速向湖南进兵；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地区发展，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西，即向赣江西岸地区发展，以打通赣江两岸与湘赣苏区的联系。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做准备，并以赣南为工作中心区域。

7月上旬，敌人第三次“围剿”开始，红军攻势作战遂告一段落。经过一个月的攻势做战，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筹集了大量给养和经费，从而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1.反“围剿”前的敌我态势

蒋介石在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决定亲自出马，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1931年6月13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五中全会，着重讨论“剿共”问题。会后不久，蒋介石就在6月21日带着美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认为，前两次“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参加“围剿”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所以“围剿”不力。这次他下决心增调5个嫡系师到江西，担任“围剿”主力。他们是：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卫立煌的第十师，共计10万人。加上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非嫡系部队等，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计30万人。此外，还有空军第一、三、四、五、七队，分驻南昌、樟树镇、吉安等机场随时支援作战。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均坐镇南昌指挥。

蒋介石对这次“围剿”非常有信心。他认为以30万装备精良的大军消灭3万装备很差的红军是有绝对把握的。所以，在前往南昌之前，蒋介石于6月6日在南京发表了《为“剿匪”告全国将士书》。他声称决心“戒除内乱”“剿灭赤匪”，并发誓“完此素愿，当解甲归田”，否则，就“舍命疆场”。

由于有前两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第三次“围剿”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改变。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分路围剿，务期先将匪军主力击破，捣其匪巢，然后逐渐清剿，再图根本肃清。”^[452]在作战方针上，把“步步为营”又改为“长驱直入”。在进攻部署上，把“围剿”军分为“进剿”部队和“驻剿”部队两部分。“进剿”部队担任“长驱直入”的任务，寻找红军主力作战；“驻剿”部队担任在已占领的地区修筑工事，作为“进剿”部队的依托，并就地“清剿”，巩固已占领地区。在行动上，把以一个师为一路独立行动，改为以两、三个师为一路，互相策应，避免被红军各个击破。对苏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并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企图使红军失去生存的条件。

7月1日，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30万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以疾风骤雨之势向中央苏区“长驱直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朱绍良的第三军团、蒋鼎文的第四军团、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共7个师的兵力，其中大多数是从中原战场调来的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由南城、南丰方面向广昌、石城、宁都猛攻，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孙连仲的第二军团、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共7个师的兵力，分别由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一线，向富田、东固、崇贤、沙溪、莲塘、宁都等地深入，实行“进剿”和“清剿”。他们的战略意图，是想在赣南一举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再乘胜直捣广东，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两广反对派势力。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预见到敌人必然要举行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敌人经过第二次“围剿”那样惨败之后，新的进攻会来得这么快，以致当敌人开始进攻，红军各部还处于分散状态。同时，部队经过第二次反“围剿”苦战后，还没有来得及休息补充，全军尚不足3万人。这就给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带来了许多困难。

虽然第三次“围剿”来得很快，很突然，但毛泽东、朱德仍旧十分沉着和镇静。他们当机立断，决定按照“诱敌深入”的方针，一边指挥留驻赣南的部分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尽力袭扰和打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进剿”军的前进；一边指挥正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回师赣南，诱敌深入到兴国、雩都、宁都、瑞金预定的作战地区，相机转入反攻，以打破第三次“围剿”。

7月10日前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和总司令部，由闽西、闽西北驻地出发，从敌人的左侧，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急行军回师赣南。但由于国民党的军队前进速度很快，左翼集团军陈诚部的主力已于7月13日进占建宁以西的广昌，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赣南根据地的前部或腹部集中都已经来不及，所以毛泽东毅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赣南后部集中。这样，就需要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进剿”军进攻的锋芒，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南下，到根据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敌军的背后。当时正值7月酷暑，红军在崇山峻岭中千里跋涉，十分艰苦，但全体指战员的情绪都十分高涨。7月24日，红一方面军主力抵达雩都县（今于都县）北部的银坑，同由广西突围后转战到江西的红七军以及原在赣南的红三军、红三十五军等部汇合。接着，又继续向西北隐蔽转移，于28日进抵苏区后部兴国县西北部的高兴圩。这样，红一方面军主力就绕道千里胜利完成了回师赣南集中的战略任务。

与主力红军千里回师赣南集中的同时，担任迟滞敌军前进的一部分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赤卫军、少先队，不断阻击和袭扰敌人，苏区人民群众则实行坚壁清野，这样就使进入苏区的敌军日夜不宁，饥疲交困，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集中，并为红军主力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2.“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国民党军队进入中央苏区后，东奔西突20多天，但一直找不到红一方面军主力。7月底，蒋介石、何应钦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在兴国地区，并判断红一方面军有西渡赣江之可能，于是立即命令其主力分路向兴国地区急进，企图压迫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而消灭之。

这时，双方主力云集兴国附近，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应当如何来突破敌军的围攻？这是当时必须立即回答的问题。

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敌我形势和作战方针。会议认为：敌军虽然来势凶猛，但在根据地已经拖了近一个月，锐气大减，而且敌军主要兵力和精锐师团都集中在第一线，但其由富田向东的后方联络线上兵力却比较薄弱。因此，会议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即首先从侧翼打起，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自西向东，向敌军的后方联络线横扫过去，从而置深入赣南根据地的敌军主力于无用之地，这是作战的第一阶段；待敌军主力再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这是作战的第二阶段。这个作战方针的中心点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然而，当红军主力于7月31日晚按预定计划由兴国之高兴圩向富田开进时，被敌发觉。敌人第二路进击军之罗卓英、陈诚两个师已先于红军到达富田。根据“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红军遂改变计划，忍耐折回高兴圩，再另寻歼敌机会。

这时，各路敌军迅速合围，红军西临赣江，东、北、南三面临敌，驻地仅剩高兴圩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平方公里，情况十分危急。

毛泽东、朱德冷静地对敌情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蒋光鼐的第一军团、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和蒋鼎文的第四军团，多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不易击破；而正在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由第二次“围剿”时的王金钰残部改编而成）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容易被击破。

根据以上对敌情的分析，又依照“避实就虚”的原则，毛泽东、朱德决定将原定迂回敌军侧后的计划改为实行中间突破，即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他们制定的新的具体作战方案是：以部分红军会同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伪装红军主力，向西佯动，示形于敌，把战斗力较强的陈诚、赵观涛、蒋鼎文各部吸引到赣江边去；把蒋光鼐、蔡廷锴部牵制在兴国北面；同时，出其不意地集中红军主力从中间突破包围圈，迎击正向兴国东部的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部，取胜后相机扩大战果，各个击破敌人。

8月5日晚，毛泽东、朱德趁赵观涛部和陈诚部被部分红军向西吸引到赣江边的万安、良口地区的机会，率领红军主力在夜幕掩护下，从崇贤和兴国两地蒋鼎文师和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部队之间仅40里的空隙地带，冒着绵绵细雨，踏着山间小路，迅速地秘密东进，从而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经过一夜又半天的急行军，于第二天中午到达莲塘，部队便隐蔽在莲塘附近的吴公山上的密林中。

红军主力刚到莲塘，获悉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已进到莲塘以北30华里的良村，它的前卫部队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已进到莲塘附近，同红三军团的警戒部队接触。毛泽东、朱德立即决定迅速歼灭该敌，而后向北发展，以求全歼第三路进击军主力。

8月7日拂晓，红一方面军突然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经两小时激战，全歼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第二旅和由良村派来的一个侦察营，击毙第二旅旅长谭子钧。上官云相只带了两三个参谋副官和几个马弁逃回龙冈。这次战斗如此神速，打得上官云相部晕头转向。有个俘虏说：“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哪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453]

接着，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挥戈北进，乘胜进攻良村。在途中同正由良村增援莲塘的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一个旅遭遇。经过激战，歼敌一个团，击毙旅长张銮诏，残敌向良村溃退。毛泽东、朱德指挥部队追到良村，将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包围起来，发起猛攻，又歼敌一部。在追击时，击毙第五十四师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琪。上官云相和郝梦龄只得夺路向龙冈逃去。良村战斗只用了几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

在这连续两次战斗胜利后，毛泽东估计：“敌在我莲塘、良村战后，必将调兵东向，找我主力决战。善战者自然应该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把敌军大部调往东边去，以便我向西打敌人的后方薄弱之处。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更靠东边的敌军毛炳文部为歼灭对象。”^[454]

于是，毛泽东、朱德便以红三军佯攻龙冈，以麻痹敌人，而后率领红军主力向黄陂急进，以围歼毛炳文的第八师。经过三天急行军，于8月11日清晨赶到黄陂附近，将总部指挥所设在城江山上的松林里。

各路红军进入阵地后，很快同毛炳文师接上了火。当天中午倾盆大雨，迅速歼敌两个团。毛炳文率余部向洛口、宁都突围。红军乘胜追击20余里，又歼灭约两个团。当天下午，战斗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打得干脆利落，时间不长，缴获颇多。第二天，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出的《黄陂战斗捷报》中说：“三次战争，我红军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莲塘消灭敌人之第三路进击军两师，取得第一步胜利后，接着于八月十一日，在黄陂击溃敌之毛炳文师全部，缴得步枪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机枪、水旱机关百余挺，无线电机一架，其他军用品无算，俘虏官兵六千余人。黄陂战争，我军开始猛攻，只一个钟头即将敌师全部打败。”^[455]

从8月7日至11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五天内连续打了莲塘、良村、黄陂三个胜仗，歼敌1万余人，并在战场上由被动转为主动。随后，红一方面军主力转到君埠以东君岭脑山区进行休整。

3.“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莲塘、良村、黄陂战斗结束后，蒋介石、何应钦才发现红军主力已由兴国西北地区东进，并估计红军可能北出临川。于是从8月9日起，令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全部转旗向东，猛力并进，找我主力决战。12日至15日，敌军以密集的大包围态势，接近红军隐蔽集结的君埠以东地区。

这时，红军又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十分危险的境地，也是红军自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节。正如苏区中央局在电报中说的：从7月敌人发动第三次“围剿”以来，“我军由闽反赣，绕道长汀、瑞金，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促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第二次被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456]

面对严峻形势，8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君埠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军的包围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而要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用一部分兵力将敌军主力引向东北，掩护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待机。

会后，毛泽东、朱德针对敌人最怕红军北出临川（即抚州）的心理状态，决定以第十二军（缺第三十五师）向东北方向佯动，将敌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同时，方面军主力趁黑夜秘密返回兴国境内隐蔽休整，以待机破敌。

8月15日晚，毛泽东、朱德率我军主力2万余人，偃旗息鼓，衔铃疾走，悄悄地从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师和陈诚、罗卓英师两军之间一个仅20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又一次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由东面回到西面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与此同时，红十二军（缺第三十五师）在军长罗炳辉和政委谭震林率领下，则佯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东北方向前进，特意白天行军，扬旗吹号，并以部分兵力攻占乐安县城。蒋介石、何应钦不知是计，果然误认红十二军为主力，并判断红军将夺取宜黄，进攻临川。于是，急调第十师（卫立煌）返回临川，以加强防守；同时，命令各路进击军全力向红十二军“追剿”。红十二军始终同敌军保持一定距离，紧紧牵住敌人的鼻子；并利用自己轻装灵便的优点和敌人笨重不灵的弱点，故意翻山越岭，走崎岖坎坷的路，以进一步疲惫敌人。这样，就将敌人的主力拖了近半个月，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主力秘密西移和休整待机的任务。

直到8月底，敌军在南团合围扑空，蒋介石、何应钦才发觉红军主力早已由君埠以东地区西去，于是敌军又再次转旗西进，以寻红军主力决战。

毛泽东、朱德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人，于9月初又率主力继续西移，转到兴国、万安、泰和之间以均村、茶园冈为中心的山区，继续隐蔽待机。

这时，敌军在中央苏区已来回奔波两个多月，除第四十七、第五十、第八师遭歼灭性打击外，其余各部也都吃尽了苏区军民不断袭扰和坚壁清野的苦头，疲劳沮丧，士气急剧低落。和敌军相反，红军三战三捷后，又经过半个月的休整，士气更加旺盛。这样，战场上敌被动、我主动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同时，两广军阀利用蒋军主力深陷中央苏区之际，正向湖南衡阳进兵，对蒋介石造成了很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结束第三次“围剿”，实行总退却。

后来，毛泽东总结这段作战经验时，曾精辟地指出：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上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457]

毛泽东、朱德获悉敌军总退却的消息后，认为这是对敌军进行袭击的极好机会，便立即命令红军趁退追歼。首先歼灭由兴国北撤之敌，而后视机扩大战果，以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从9月7日至15日，红军全力追击，连续进行了老营盘、高兴圩和方石岭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胜利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方石岭战斗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遭飞机轰炸牺牲，时年33岁。这是红一方面军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和朱德都十分悲痛。

9月16日，在兴国莲塘召开追悼黄公略大会，在主席台两侧悬挂着毛泽东亲自为黄公略题写的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进继君来！

后来不久，为纪念黄公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将以东固为中心的附近地区，特设立了一个“公略县”，并将一所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还在红都瑞金建立了“公略亭”。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从7月1日开始，到9月15日结束，前后两个半月。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临时总前委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千里回师赣南，两次出入敌军重围，取得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的胜利，共歼灭敌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敌18000余人，缴枪2万余支及电台6部，从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因此，蒋介石在南昌伤心地说：“我们十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是在敌人突然发动进攻、红军主力分散而又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同前两次反“围剿”相比，情况要严重得多，战斗也激烈得多。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仍然坚持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主力红军一部，协同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阻滞、打击敌人，而主力则迅速收拢，千里回师，完成了战略集中任务，为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在敌人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红一方面军首长运用隐蔽、佯动、声东击西等战法，有计划、有步骤地造成了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灵活机动地率领红军主力往返、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避强击弱，速战速决，五天内连打三个胜仗，从而在战场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接着又在敌人退却时，乘胜追歼，截击敌人于运动中，再次取得重大战果。经过两个半月的攻势作战，红军粉碎了十倍于己的敌军的进攻，歼敌3万余人，从而取得比前两次反“围剿”作战更大的胜利和更丰富的经验。

那么，连续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是什么？1944年，朱德在《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这样总结说：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蒋介石、外国人，都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多少人，连党中央也不相信我们只有那么多人。^[458]

总之，通过三次反“围剿”战争，使红一方面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大大提高了作战能力。于是，毛泽东在不断总结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后来，毛泽东回顾这一过程时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459]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于9月28日到达瑞金县叶坪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会合，并于10月11日代理中央局书记。

为巩固、扩大与发展苏区，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除以一部分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继续监视北面敌人外，则主力红军和另一部分地方部队迅速脱离与敌军主力接触，由兴国以北地区逐渐南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地区，波浪式地向着敌人力量较弱和我们有一定工作基础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地区发展。其主要任务：一是整理、补充、训练部队和筹措给养，以加强与扩大红军；二是拔除苏区内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团组织，建立和加强各级苏维埃政权及群众武装，以巩固与发展苏区。

按照上述工作部署，红一方面军各部于1931年9月下旬，陆续转移到以瑞金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展开工作。

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经过4个月的努力，取得很大成绩。先后攻克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并在长汀、雩都、武平等县普遍开展了工作；同时，相继拔除了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炮楼。这样，就使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扩展到28个县境，拥有15座县城，面积达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50万。同时，在新占领和重新收复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了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动员了12000名群众参加红军。这样，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达到全盛时期，从而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来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在当时不可能有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只能靠日后在实践中去探索。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接着，又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而后，毛泽东又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和闽西，开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巩固和最大的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从而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到1931年9月15日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在四年领导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渐总结出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政策，从而成功地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独特革命道路。例如，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和符合中国国情的军事路线（包括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并明确提出了一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等等。这样，毛泽东就不仅把“八七”会议提出的革命“总方针”付诸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总之，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各方面的理论和政策都基本形成了，并在革命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