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抵抗主义的发展：正视抗日战争

在“不抵抗主义”的严令下，沈阳、营口、安东、辽阳等地一日之间尽失。9月21日，日军又毫不费力地占领吉林市；9月22日，日本朝鲜派遣军又占郑家屯、新民……至9月底，辽宁、吉林的大部均陷于敌手。10月8日，日机又轰炸辽宁临时省府驻地锦州，“中国军队绝未还击”。^[1]

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对策，在9月18日当晚就基本确定。是日晚，他接到臧式毅、荣臻等人电话报告，即召集东北军在平高级将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等人开紧急会议。张学良在会上表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我方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2]次日凌晨6点钟左右，张学良又急召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人继续会商，会上决定采用顾维钧提出的主张——“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3]可见，张学良在当时的应急措施是一方面命令东北军不要抵抗、避免冲突，一方面电请南京出面要求国联公裁。

为世人瞩目的国联会议终于在10月24日作出重要决定，以13票对1票通过限期日本撤兵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开始并按序进行将军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俾在规定之下次开会日期（11月16日）以前，得完全撤退”。^[4]岂料日方对此决议非但不加理会，且更于11月4日以修复嫩江桥为由进攻黑龙江守军。中国军队奋起自卫，是为嫩江桥抗战。

对嫩江桥抗战，张学良实际上一开始就主张退让。10月14日，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张学良即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糜烂”地方。于兆麟不听令，炸毁江桥，阻伪军之前进。^[5]日人乃借此向马占山要挟。此时张学良则倾向于依靠国联，或向日政府交涉，以抑制事态扩大。^[6]江桥抗战爆发后，张学良通电全国，一方面对马占山军的壮举表示肯定，同时亦再度表示：“随时飞报中央，转报国联要求制止。”^[7]

11月6日，日军占大兴车站。11日，关东军通过其代表林少佐向马占山提出最后通牒，要马占山立即下野，并将军队撤出齐齐哈尔，限12日内作出答复。马占山当即发电北平，向张学良请示。12日，张学良仅以6字电复马：“饬死守，勿退却。”^[8]18日晨，日关东军第2师团向马占山军展开全线攻击。马部不支，遂退出齐齐哈尔，败走海伦。

纵观整个江桥抗战，马占山军始终是孤军作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当时马军参战部队为步兵8700人、骑兵约3100人；日军参战人数虽为5900人左右，但兵力包括野炮兵3个大队、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飞行2个大队，在武器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后援不断。时驻锦州之东北军正规部队有第19、20、12旅等部，人数在2万以上，加上警备队、骑兵旅、教导队、便衣队等，总数不下5万人。可是，为了杜绝日军攻锦之口实，驻锦军队皆“无战斗准备”^[9]，遑论增援黑省之举。

张学良当时在关内还有10多万大军，亦按兵不动，坐视黑省省垣失陷。因此，江桥抗战结束后，张学良受到国内舆论界之猛烈抨击。

1931年11月23日，上海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10]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援助马占山。”^[11]其中粤方人士攻击尤甚。

齐齐哈尔陷落后，日军即掉转兵力直扑锦州。张学良自9月23日即在锦州设立辽宁省政府行署及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行署，日人遂视锦州为张的“反攻据点”，必欲除之而后快。11月26日，为呼应土肥原发动“第二次天津事变”，日本关东军即沿北宁路西进，迅速占领新民。27日，日本关东军又在装甲车掩护下抵达绕阳河，与驻大虎山之东北军第19旅激战，并派飞机到沟帮子及锦州上空侦察。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张学良是持何态度呢？他先是钟情于所谓的“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就“锦州中立化”问题举行直接交涉。张学良在“个人赞成”此案的基础上提出：（1）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2）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足敷防止匪患，维持治安为度。但是，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案都不感兴趣。据载，矢野非但不同意张学良的要求，而且每次谈判“必将其要求华军撤退条件提高，及将日方节制军队行动之诺言改以空泛的语句”。^[12]

张学良在与日代表谈判之同时，已开始安排撤出锦州。顾维钧闻讯后即于12月3日致电劝阻：“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13]5日，顾维钧与宋子文联名再次电张：“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14]8日，蒋介石也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15]为了给张学良打气，蒋介石9日又告张：“航空第一队已令其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16]但是，据日方资料，张学良已于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回答。

12月3日，日本犬养毅内阁成立，其认为第一应考虑之问题，即“增派军队一师团有半，前往东三省，以及‘劝令’东北当局将其军队撤入关内”。1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根据12日制订的《进攻锦州的方略》，确定了《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同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向陆军部提出“锦州的东北军一旦果真遭受关东军攻击，似有轻轻一战后即撤至关内之意图”，要求“将我军主力调至山海关方面以东地区”，合歼张学良锦州部队。^[17]但是，此项要求遭日本陆军当局否定。

12月15日，蒋介石由于两广派的排斥宣布下野。次日，张学良亦辞去副总司令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20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即“从事整理结束”。^[18]21日，张学良电令第2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该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19]

同时，日军的攻锦部署已全部就绪。22日，日本的关东军和陆军部均发表声明，称其攻锦行动是基于自卫权利的当然“剿匪”运动，日军随即进占通江口和法库。

锦州危急之际，南京方面电张学良抵抗。24日，吴敬恒致电张学良：“当此外不见格于强盗之倭贼，内不见容于卖国之国贼，而锦州力抗，孤注一掷，尚何待于再计？”^[20]25日，国民政府即令张学良“积极筹划自己，以固强圉”。张则复以长电，抱怨说：“是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他要求国府速增拨现款及军火以为实际支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21]26日，他在复国民政府抵抗电中又陈述自己的困难及担忧，表示：“空言固守，实际有所为难。”^[22]

张学良在军事上不准备竭力守卫锦州。不仅如此，在政治上，张学良还与新的国民政府中央在抵抗问题上展开了一场电报战。12月25日以后的接连几日，张学良一再发出请弹请饷请援电文，要求中央政府派大部援军北上，并资以大批军火（各类子弹24万发、炮弹60余万发、枪支1万）及巨额款项（数百万元），其数额超出政府可以筹措的范围。中央政府除口头答应之外，并无实际行动，由此引发了东北军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东北军认为：“中央阴谋以外力消灭东北实力、俾中国政治舞台上再没东北扮演角色。”“战则要东北独力支持，中央坐观成败；和则冒舆论之大不韪，遭全国唾骂或致丧失政治地位。”^[23]

12月28日，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开始向锦州发动进攻。29日，盘山陷落，东北军第19旅第655团李德才营“一营全被缴械”。^[24]中国的铁甲车队更退向胡家棚子。同日，荣臻从北平谒张学良后返锦，即召各将领开会，下令各军撤退。锦州撤退开始后，国民政府还发来急电，要东北锦州驻军“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25]但是，至1932年1月2日，东北军队已从锦州撤退完毕。次日上午，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拔除了张学良的“反攻据点”。

对锦州之“役”，荣臻的代表讲：“我军损失极大，弹药无继，死亡约5000余名。”^[26]张学良亦称：“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27]然而，据记者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访问撤退后的锦州临时政府人员及东北军将士得知，“与日军相抗者，乃为民团、学生、退伍军人及‘马贼’混合组织之义勇军。至东北正式军队，则固未饷日军一弹，而系自动撤退也”，“当开始撤退之际，日军主力尚在新民，旋即追踪而至……”^[28]锦州几乎是被拱手让给日本人的。

至于锦州撤防之个中缘由，锦州当局则有自己的一番道理。荣臻之代表王达曾对《大公报》记者谈及三大“重要原因”：一曰无飞机，空中不能抵抗；二曰无法防御敌之装甲车；三曰需举国一致。这3点中，只最后一点则道明了真相。张学良之“易帜”本是为了借助南京中央及全国之力量来对付日本，但他不愿在无全国发动的情况下同日本人开战。锦州沦陷后，汪精卫曾赴平访张，并怪张之不抵抗，而张表示：“你想利用我部下的生命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易，那我是绝对不干的！”^[29]

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张学良权衡利弊，作出决定：“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这就是张学良著名的“不为瓦碎”的主张。^[30]所谓“玉碎”、“瓦碎”，系指全国抗战与东北军单独抗战而言。张学良非常清楚，“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31]，“且自锦县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地处滨海，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突，彼必同时以海军威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他担心非但锦州不可守，连华北地盘亦不保了。

另外，当时的关内局势亦使张学良不敢在锦州同日军决战。韩复榘、阎锡山环窥东西，平津等地反张运动方兴未艾，再加上军费不足、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等问题，张学良在华北的地位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威胁。蒋之突然下野及素来反张的广东派之上台，更使他不得不考虑来自南面的危险。如此境地中的张学良怎么会有可能令东北军迎击“武器精良的日军”呢？

张学良撤退锦州，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受日人之骗有关。《申报》记者采访局中人后称：当日军发动攻锦之际，荣臻急至北平谒张。“其时张正与日人交涉。日方允到大凌河为止，东北军撤至关内，锦州省政府任其存在，盖即无形中实现所谓中立区也。荣臻当即返锦，令各军撤往关内。”^[32]关东军在进攻锦州途中，亦认为“矢野参事官等人有可能向张学良许过这类诺言”^[33]，故决定派第20师团速占锦州，以阻止该方案的实行。矢野也确于12月25日、29日与张学良谈判，并力劝张自动撤兵，否则冲突必不可免。张学良在日本人威胁下受骗撤兵，而日本关东军的蛮横使张学良的幻想成为泡影。

注释：

[1]《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第115页，上海光明书局，1932。

[2]洪钫：《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3]《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14页，中华书局，1983。

[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2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5]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171页，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

[6]参见张学良1931年11月3日致国民政府电，载《革命文献》第35辑总第7749页，中国台北，1964。(www.xing528.com)

[7]参见张学良1931年11月6日通电，载《革命文献》第34辑总7750页，中国台北，1964。

[8]曾宗孟：《“九一八”周年痛史》，上卷，第213页，北平九一八学社，1932。

[9]1931年12月6日《北平晨报》。

[10]1931年11月23日《申报》。

[11]1931年11月24日《申报》。

[12]《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第123页。

[13]1931年12月3日顾维钧致张学良电，载《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14]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宋子文致张学良电，载《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

[1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1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17]［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3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18]《革命文献》，第34辑，第总7810、7787—7788、7563页，中国台北，1964。

[19]《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第244页，中华书局，1989。

[20]《革命文献》，第35辑，总第7952页，中国台北，1964。

[21]《革命文献》，第34辑，第总7810、7787—7788、7563页，中国台北，1964。

[22]《革命文献》，第34辑，第总7810、7787—7788、7563页，中国台北，1964。

[23]《王化一日记选登》，载赵杰、王太学主编《王卓然史料集》第25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24]《革命文献》，第34辑，总第7782—7783、7789、7810页，中国台北，1964。

[2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13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26]《革命文献》，第34辑，总第7782—7783、7789、7810页，中国台北，1964。

[27]《革命文献》，第34辑，总第7782—7783、7789、7810页，中国台北，1964。

[28]1932年1月12日《申报》。

[29]［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第84—8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30]《王化一日记辑》，载《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第275页。张学良这里的“玉碎”系指全国一起抵抗，“瓦碎”是指东北军单独抵抗。

[31]《革命文献》，第34辑，总第7810页，中国台北，1964。

[32]1932年1月12日《申报》。

[33]［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3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