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耳在撰文[1]中指出：《田中奏折》是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军国主义新扩张政策的必然产物。
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和远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打着“门户开放”的旗号，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主张在华“机会均等”，伙同西方列强与日本展开了对华利益的激烈争夺。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国共合作领导的北伐战争对列强尤其是对日本在华侵略利益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在日本，1927年受到了空前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局动荡不安，矛盾日益激化。政友会猛烈抨击币原对华政策是“软弱外交”，迫使若
内阁下台，以“强硬外交”自诩的长州阀首、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上台组阁。田中于1927年4月20日上台，22日便发表施政方针，主张对内加强恐怖统治，对外扩张，推行对华“积极政策”。他说“现在直接对日本及远东为重大问题者，即中国事件”，声称“关于中国共产党之活动……在日本对之未便全然漠不关心”[2]，发出了干涉中国内政、扩大对华侵略的战争叫嚣。5月，田中内阁决定出兵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7月7日，为了统一议定新的侵华方针政策，田中在东京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武百官参加的东方会议。会议结束后，田中义一将会议讨论议定的方针政策拟制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7月25日请宫内大臣一木喜德代呈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的否认者首先否认《田中奏折》与东方会议有直接关系，说什么“这次会议和社会上所宣传的不同，它并没有越出驻外使节和政府进行事务联络、沟通思想的范围”[3]，就是在满洲问题上也只是“重申了币原多年来制定的旧政策”，“并没有包含什么日本政策上有启示性的新方针”。[4]这无疑是欺人之谈，目的是为田中的侵略政策开脱罪责。不过，这种欺人之谈是掩盖不住真相的。当时，会议的策划者早有准备，极力掩盖会议内幕，严密封锁会议消息，不仅对会议内容绝对保密，就连会议日程也秘而不宣。当时中国报纸刊载的东京特约通讯说：“会议的中心问题约为‘侵略满蒙’及‘长江投资’二者，其具体议案皆付保密，不易得知。”[5]会后，“关于各项问题尚有小委员会继续讨论”，内幕包得更密。会议的重要策划者森恪也承认：为了怕把会议的内幕“露骨地……说出来会遇到麻烦，所以才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6]那么，“糖衣”内到底包着什么露骨的内幕？它为什么会引起麻烦？它会引起什么样的麻烦？山浦贯一著《森恪》一书有这样的记载：会议期间，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曾问田中，说“把这一方针付诸行动……将会因此而引起世界大战”怎么办？“麻烦”如此之大，这就说明会议内幕绝不止于“侵略满蒙”和“长江投资”问题。
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已可足以证明，会议内容涉及日本全面对华政策，满蒙问题只是其中议题之一。
首先，田中在开幕词中说：此次会议，意在“征询诸君对于中国时局之报告与意见，以作政府之参考。同时关于政府之运用政策，亦望得诸君之谅解而实行统一彻底之政策”。[7]请问：所谓的“统一彻底之政策”，不就是全面侵华政策吗？
其次，会议期间，日本外务省发了《东方会议出席者名单》、《东方会议日程表（密）》、《支那政治情况概观（1927年6月25日，密）》、《田中总裁1927年4月16日在政友会临时大会和6月12日该会关东大会上的讲话》、《四月二十二日田中就职声明》、《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绝密）》、《救济长江流域侨民问题》、《发展对华经济政策（绝密）》、《出兵山东的反响》、《日本在华投资、贷款、贸易额概况表》和7月7日田中的《对华政策纲领》训示等文件，参谋本部发了《派往中国各军一览表（密）》等4个文件，关东厅发了《南满洲附属地地方行政统一案（密）》等文件。[8]上述文件的内容也不限于“满蒙”问题。
再次，《田中义一传记》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的《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所载之会议日程内容如下：第一天上午，田中致开幕词；第三天上午驻上海总领事矢田向大会作了《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政治形势》的报告，下午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作了《武汉政府的组织情况及四月三日汉口骚乱事件前后》的报告，驻奉天总领事吉田作了关于《东三省的形势》的报告，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就中国的形势及意见发表了讲话；6月30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武藤、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左近司、关东厅长官儿玉、驻华公使芳泽等分别作了《从军事上看到的满蒙政策交通经济关系及满蒙资源》、《海军对这次中国动乱所采取的措施》、《对满铁沿线、关东州租界地行政的意见》、《对中国一般的形势、特别是对中国南北双方势力对立的近期预测》等专题报告；7月1日，除了研究满蒙问题，下午还审议了长江一带的“复兴”及救济撤回之侨民和政策；7月2日上午，继续就日本在长江一带的“经济复兴”问题进行了审议；7月4日上午，研究了关于对华投资问题和关于修改《日中通商条约》及违反现行条约问题；7月7日下午，亚洲局局长木村报告了会议经过，田中作了关于《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关东厅长官儿玉致了答谢词。[9]这些内容显然涉及日本全面对华政策问题，但不能一一分析。单就照例包了一层“糖衣”的《对华政策纲领》来说，也是一个露骨的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践踏国际公认准则的全面侵华文件。
该《纲领》第五条说：“最近，乘中国政局不稳之机，不逞之徒往往蠢动，扰乱治安，有发生不幸国际事件之虞。帝国政府虽然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取缔……对这些不泽之徒进行镇压和维持秩序。但当我帝国在中国之权益及日侨之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对于中国“掀起排日与抵制日货”，亦“将进而采取维护权益的之适当措施”。
该《纲领》第六条说：“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要使该地……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对此，作为接壤邻邦之我国，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
该《纲领》第七条称：“对于尊重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并能认真探讨稳定该地政局办法之东三省实力派，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的支持。”
该《纲领》第八条称：“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很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对此，“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10]
以上内容显然越出了“满蒙”范围，而涉及全面侵华问题。
然而，以上材料远不是会议内容的全部。第一，以上材料找不到类似武藤问田中的关于会“引起世界大战”的内容。这一涉及日本对外扩张总战略问题，显系东方会议内幕中的内幕，只能在“小委员会”或更核心的少数人中秘密讨论。第二，据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的《日本外务省档（缩微胶卷）》和后来出版的《田中义一传记》等材料披露的东方会议日程看，里边大有文章。6月27日—7月7日，首尾总共11天的会议，倒有4个整天（6月28日、7月3日、7月5日、7月6日）和3个半天（7月2日下午、7月4日下午、7月7日上午）没有记录。[11]难道这五天半（占会议总时间的一半）都“休会”不成？这显然是无法相信的鬼话。另外，《田中义一传记》载：第一次会只开了45分钟（6月27日上午11时—11时45分），短得令人不好理解。是会议无所议事，安排得这样松闲吗？不可能。由第二次会议摘要看，“6月29日上午11时23分至下午1时半，由于田中首相参谒天皇，会议暂停”。本来中午照例应是休息时间，没有会议，为什么还要“暂停”呢？只能说会议安排得极为紧张。这一松一紧的时间记录说明了一个问题：会议日程是紧张的，前后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天空白时间，是因为有些绝密会议不宜列入公开日程和进行公开记录的。这次会议明显策划于密室的活动内容自然不易得知，就是会后田中“与各位另行商议”的“有关我国对华政策的实施的具体办法”[12]至今也还是个谜。但是，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的具体办法”后来终于付诸实施，那么以十几年的日本侵华和侵略亚太地区的罪恶的战争就是东方会议的可靠谜底。既然其后日本对外扩张战争又是以《田中奏折》为“教科书”的，因此完全可以断言《田中奏折》就是东方会议的概括和真实记录。
注释：(www.xing528.com)
[1]穆耳：《关于〈田中奏折〉真伪的几个问题》，载《东岳论丛》1985年第4期。
[2]1927年4月24日《晨报》。
[3]［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
[4]［日］入江昭：《帝国主义形成以后：1921年到1931年远东新秩序的探索》，第171—172页，哈佛大学版，1965。
[5]1927年7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东京特约通讯。
[6]1927年4月24日《晨报》。
[7]1927年6月28日《晨报》。
[8]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东方会议经过报告（缩微胶卷）》；又见《田中义一传记》第644—658页，原书房1958年刊，1981年重印本。
[9]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东方会议经过报告（缩微胶卷）》；又见《田中义一传记》第644—658页，原书房1958年刊，1981年重印本。
[10]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
[11]见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东方会议经过报告（缩微胶卷）》；又见《田中义一传记》第644—658页，原书房1958年刊，1981年重印本。
[12]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101—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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