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时胡舞风采:方志成华

位于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的后蜀宋王赵廷隐墓出土的近50件各类彩绘陶俑中，有伎乐俑20余件，分歌俑、舞俑、乐俑三类，其中一对为同形制的花冠舞俑。这对舞俑立于圆形陶台，面容丰腴，身材匀称，欠身半举着双手，将头微微转向上翘着的左脚尖，作舞蹈状。观其服饰，头戴饰珠、铃状物的红色描金鸡冠状帽，帽侧上翻，两侧存飘带，帽后披方巾，腰间系带，外穿红色大翻领右衽窄袖及地长袍，内着两层黄色右衽交领衬衣，半脱外袍，并将下摆分系于前后……与文献资料记载的柘枝舞伎及唐诗中所描写的“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白居易《柘枝词》）、“垂带覆纤腰”（刘禹锡《观舞柘枝二首》）、“罗衫半脱肩”（薛能《柘枝词三首》）极度吻合，考古专家断其应为柘枝舞俑。

赵廷隐墓出土柘枝舞佣正面

赵廷隐墓出土柘枝舞佣背面

柘枝舞是胡舞，系唐朝西域三大乐舞之一（另外两类为胡旋舞、胡腾舞）。北周时期，这一舞种通过丝绸之路，随北周皇后阿史那氏和亲传入中原宫廷，借着唐朝兼容并蓄的开放策略，后从宫廷扩至州郡。

它是何时及如何传到成都的呢？这段旧史有史可稽。

先秦以前，蜀无铁业，无力设置阁道，大道仅有水道，四面被大山包围的四川相对比较闭锁，但至唐时，由关中入蜀的栈道、碥道已发展得十分通畅，因给杨贵妃送荔枝果而闻名天下的荔枝道，即是其中一线。故而长安门户潼关被安禄山大军攻破后，唐玄宗李隆基得以有相对平整易行的道路入蜀。因为随行人数众多，从扶风郡出发的玄宗放弃了入蜀行路最短的子午道—荔枝道，而是择了更适合大部队迁徙的陈仓道—金牛道入蜀，《旧唐书·玄宗本纪》载：“辛丑，发扶风郡，是夕，次陈仓。壬寅，次散关……庚辰，车驾至蜀郡。”

赵廷隐墓伎乐佣

据《新唐书》，玄宗于“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庚辰，次蜀郡以避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乃玄宗统治后期宠信奸佞、贪图享乐致政事不顾所起，所以即便是仓皇出逃避乱蜀中，但国仍在，帝王的排场自是不愿大肆清减，是以玄宗带了大部分宫廷乐人随至，这便使得当时流行于长安地区的众多乐舞形式得以在四川地区传播，其中就包括柘枝舞。(www.xing528.com)

柘枝舞属于健舞，这一舞种充满少数民族异域风情，舞姿欢快，节奏变化多，充满力量，正符合了大唐盛世的风采，本身就通晓音律、爱好歌舞的唐玄宗对其甚是喜爱，这为柘枝舞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政治条件。

在诗人白居易的笔墨下，我们得赏一支晚唐时期的柘枝舞，也即从胡人乐舞渐渐融入中原汉人的宫廷乐舞之中的屈柘枝，“平铺一合锦筵开，连击三声画鼓催。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拓枝来”，于诗人“看即曲终留不住，云飘雨送向阳台”的赞赏中感受这一舞蹈的魅力。

自玄宗入蜀后，柘枝舞在四川地区广泛传播流行，有史证至迟在唐广德年间，成都地区就已盛行柘枝舞，唐南卓所撰《羯鼓录》载：“广德（763年7月—764年12月）中，前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僦居务本里，尝夜闻羯鼓声，曲颇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夫耶婆色鸡，当用㭾柘急遍解之……如柘枝用浑脱解，甘州用急了解之类是也……”

史料表明，柘枝舞传至南方地区（这里的南方地区主要指长江上中游的巴蜀和荆楚地区）后，在柘枝舞的基础上吸收当地文化形成屈柘枝。屈柘枝继承了柘枝舞的刚健有力，但也会表现女性的妩媚柔软，舞者由男性变为女性，由独舞变为双人舞。这就与赵廷隐出土的柘枝舞俑为女性、双人呼应上了。闫琰在《后蜀赵廷隐墓出土花冠舞俑与柘枝舞》明言：“今四川地区是较早出现屈柘枝的地区。”

唐五代时期成都地区歌乐宴饮之风盛行，宋张唐英撰《蜀祷机》载前后蜀时期成都“村落间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唐玄宗和唐僖宗前后至成都避乱，使中原及西域地区乐舞艺术随随行的宫廷乐舞艺人传至成都，丰富了成都的音乐文化。又据清殷元勋、宋邦绥《才调集补注》“灼灼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调”及清谢堃《春草堂集》“清才蜀国传花蕊，妙舞南朝让柘枝”，知屈柘枝当是在成都地区流行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否则不会在明清时期仍有文载以颂。

一对柘枝舞佣，不仅仅是当时皇族参与并热衷百乐的例证，更是成都富庶、开放、社会各阶层文化共享的亲切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