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化简史：江汉地区的苗蛮族群与原始先民

追寻着神农氏的足迹，江汉地区的原始先民的创世活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三苗时期。三苗是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生活在江汉地区的原始族群。三苗有众多别称，诸如“有苗”“苗民”“南蛮”等，皆三苗之谓。夏商时期被称为“荆”或者“荆蛮”“楚蛮”“荆楚”“楚荆”的族群，据学者的考证，大都是三苗的后裔。^[5]

《战国策·魏策》载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6]。道出了三苗的活动范围。吴起所说“彭蠡”系今天的鄱阳湖，“洞庭”即今洞庭湖。“衡山”在长江以北，系今天河南南部的伏牛山；“文山”地在今鄱阳、洞庭间的偏南一带。具体说来，从大的空间范围看，三苗分布在江淮、荆州直至岭南的广大南方地区；从小的空间范围看，三苗分布在东西横跨鄱阳湖、洞庭湖的长江中游，南北涵盖文山、衡山的江汉地区、江河淮汉的广袤区域，尤其是江汉地区应是三苗活动的主要区域。后来司马迁也基本认同这一说法，指出“三苗在江淮、荆州为乱”。而武汉在江汉地区腹地，正好处于三苗活动的中心地带。

三苗是“传说时代”或“五帝时代”生活在江汉地区的主要族群应无异议，只是他们系江汉地区远古时代的土著族群？抑或由别处迁徙而来？尚无确论。有土著与外来两说，各有依据。外来说认为三苗居民是蚩尤部落中九黎的后裔。蚩尤在与炎黄部落联盟的战争中失败后，其部落中的一支向南逃窜，迁居到江汉地区，发展成为三苗，还建立了“三苗国”。土著说则强调三苗地区的居民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在尧舜时期的首领是 兜，而九黎部落只有少部分融入了当地土著之中，不是江汉地区居民的主体，而是最后与土著融合组成三苗。比较两种说法，三苗系九黎后裔的说法似乎漏洞更多，论者以为它与上古文献的记载多有不符。首先，尧舜时期有“流四凶”的举措，这一时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的晚期，此时三苗部族已然形成，其首领就名 兜。而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晚期，而这两个时期基本上是并行存在的；其次，从三苗中黎姓的产生来看，也可证明九黎融入到了三苗之中。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颛顼生 头， 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因釐、黎上古音同字通，认为三苗是从黎氏发展而来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苗民黎姓，就认定三苗来源于黎氏，最多也只能说明苗民中的黎姓最初来源于九黎。这也恰是九黎融入三苗的一个有力证据。总而言之，三苗更大可能是长期生活在江汉地区的土著族群，只是后来又加入一些九黎部族的成分。(www.xing528.com)

三苗活动的时期正是文明社会即将来临的前夜，也是古史中所谓“五帝时代”，这一时期在文化人类学上又被称为“英雄时代”，部落间彼此攻伐，战争频仍，干戈扰攘。战争带来了部落间的仇杀，也导致了部落间的融合，并催生出一个个部落英雄。黄帝就是华夏部落中最著名的英雄。他通过战争和部落联姻等方式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这便是华夏民族的雏形。黄帝是华夏部落最早的首领，之后，颛顼、帝喾、尧、舜都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南方的三苗并不是这一部落联盟的成员，因而被称为“苗蛮”。南方的苗蛮时常与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产生矛盾，为降服异类、征讨不臣，从黄帝到尧、舜，都对南方的苗蛮进行过征讨。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 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另据《淮南子·修务训》记载：“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淮南子·齐俗训》又写道：“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堰兵，执干戚而舞之。”《大戴礼记·五帝德》中也有尧征伐三苗的记载：“尧……杀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上述记载道出了“五帝时代”黄河流域的诸夏部落与长江流域苗蛮部落的激烈冲突，经过一系列攻伐战事，诸夏部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其政治军事势力逐渐向长江流域扩张，极大地压缩了苗蛮部族的活动空间。当然，这些战事导致了南北地区不同部落间的残酷兼并和杀戮，也带来了不同部落间的文化融合。炎帝与黄帝两大部落数次大战，黄帝“三战而得其志”，炎、黄两大部落最终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

在此过程中，江汉地区依然以苗蛮部族为主体，他们是江汉大地的主人，只不过在诸夏部落军事压力下，这一地区受到诸夏文化的更多影响，这种文化影响开始并不显著，然而经年累月的影响之后，这一地区的文化礼俗开始嬗变，社会发展逐步向文明趋近。以苗蛮部族生活习俗为主的土著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在以后的岁月中继续碰撞交融，伴随着中华文明整体发展的步伐，独具特色的江汉文化也逐渐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