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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地记与图经的文体差异

时间:2023-08-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用图和经表示地方情况的图经,在东汉时候已经出现。图经是属于国家行政系统的文献,为参政辅助而用。[10]至于在《始兴记》中描述芙蓉岗、桃花洞等如此细致的地理物象,是图经所不具备的,而正是地记在表现题材上与图经的区别。地理之得名,多因人文之活动,在图经中,也有因解释地名而叙及人文活动的。

汉魏六朝地记与图经的文体差异

图者,专力于地貌形态的绘制。有以山为图,以水为图,以郡县版图为图,以宫殿为图等多种形式,虽主题不同,但必依托于地形地貌,其衍生的文字著作,有图(注)、图说、图经、图记四种形式。从简单的注文到图经、图记,逐渐有了文字的成书形态,图经谱系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文体叙述程序。“中国地图的发展源远流长,古代神话传说之中就有‘史皇作图’‘河伯献图’等,而较为可靠的是最早使用地图的记载见于《宜侯天簋》《散氏盘》等铭文中。《诗经·周颂》《尚书·洛诰》中也有关于地图的记载”[6],但只言片语,不能让人明晓早期地图内容。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图实物是战国时期的兆域图和放马滩地图。兆域图为墓穴规划图,此处不论。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东南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了7幅地图。“图上绘有河流、山脉、居民点、道路、关隘,以及许多文字注记的地名、山名、溪名、谷名、森林分布、道里数字和图的上下位等。”[7]这是能考证到的早期地图,地图的内容表现了此时的地理知识已经掌握了方位、道里、地物关系这三项。早期地图中所描述的物象,记载得最为清晰的是在《管子·地图篇》:“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此地图之常。”[8]可知,最早的地理内涵即为地形地貌也,这些显著的地理物象和地形地貌是早期地图上的主要内容。

汉代的地图如《汉舆地图》《地理图簿》《司空郡国舆地图》《地形图》仅存其名,不能有所考实。但是在汉代的史学著作中所提及的地图,多和地形地貌有关。如班固征匈奴,其作有《封燕然山铭》,“考传验图,穷览山川”,关于匈奴之传和匈奴国的地形,在汉代的军事战争是必备之物。《汉书·李广传》记载李广率部“深入匈奴两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又载李陵“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这是将自己所经之处的山川地形绘画以呈给朝廷。《后汉书·李恂传》:“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从这些描述中都可以推知汉时地图的部分内容。班固《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琅邪郡,有莱山莱王祠。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地(池)’。”[9]说明在汉时地图上有文字注记。《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绘制了包括山川、屯田、聚落,均为可征之物象。城邑等内容的地形图,对地表物象和地形地貌的反映是地图的基本内容。用图和经表示地方情况的图经,在东汉时候已经出现。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根据《巴郡图经》了解巴郡的境界、道里、户口和官吏等情况。《华阳国志》卷一:“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综上,地图的内容,包含疆界、道路、突出人文建筑物、居民村落、地表形态、山水形态与走势等。这些内容在后来残存的大量图经佚文中都可以得到验证,而地图和图经中所关注的内容,正是后来地记创作要叙写的题材内容,其根本即“地理之象”。

地记的语言形式和观察地理的角度虽与图经极相似,但其文体功能不再为释图,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

第一,内容不同,不涉及户口、村落、道里。图经是属于国家行政系统的文献,为参政辅助而用。地记属于地理学范围,多数为私人撰著。

第二,视角不同。在图经中,以图上物象为主语,如“潘岳父冢,巩县西南三十五里”,“嵩岳,在县西南五十里”。其语言在于标注图上之山川营建之物,遂以物本身为主语。而地记体式,则以某县为主语,叙其为:“巩县西南三十五里有潘岳父冢。”可知,虽均为叙一地之物,而地记是以州郡县为视野中心。(www.xing528.com)

第三,地记不同于图经只对重要地物标志进行陈述的局限,展开了对地理物象的广泛描述,而有博物之用。图经仅涉及山,至地记,则写一山之有,至于山上之岗穴,乃至山上之洞、洞上一台等,至于树木鸟兽,纤介皆入。如《江乘地记》:“南十五里上思村山,山上有穴,未测深浅,名为云隆。”“摄山有山猿,赤足,或见,涉冬积雪,辄有一行迹。”[10]至于在《始兴记》中描述芙蓉岗、桃花洞等如此细致的地理物象,是图经所不具备的,而正是地记在表现题材上与图经的区别。

第四,图经、地记均在于叙地名。地理之得名,多因人文之活动,在图经中,也有因解释地名而叙及人文活动的。

第五,地记中涉及人文历史。至于地记,在解释地名之外,其重点更在于叙一地曾发生的人文活动、历史遗迹,这是地记最显著的文体特征。如晋史筌的《武昌记》:“吉祥山,吴主微时,尝隐于此。”讲述此山所发生的历史人文,不再限于此山之所以得名的历史,此为因地而存古。又如“武昌长湖通江,夏有水,冬则涸,于时靡所产植。陶太尉立塘以遏水于此,常自不竭。因取琅邪郡滆湖鱼菱,以著湖内。菱甚甘美,异于他处,所产鲋鱼,乃长三尺。”[11]其叙述的重心更为偏重于人文历史的介绍,这显然是受汉代风土记、风俗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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