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大量地记的形成，扩充了人们认知地理的角度。和汉赋相比，魏晋人的博学高才，使魏晋赋在题材上开始出现时序天象、江海山原、动植物产等新的题材，展现了魏晋士人史地文综合的知识架构体系。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出现了地域赋、山赋和江河赋。尤其在东晋时期，这三类赋发展为赋体的主流。
地域赋，是东晋时期的新题材。如王彪之《闽中赋》，曹毗《湘中赋》，顾恺之《湘中赋》，庾阐《扬都赋》，曹毗《扬都赋》《冶城赋》。这种对地域的关怀和表现，作为创作的题材在汉赋中是没有的。如《闽中赋》：“木则腾虹笼采于峻聚，流星丽光于高林”，“果则乌椑朱柿，扶余枇杷”[19]，是对闵中物产的描述。另外，东晋时期，开始产生专门描写山的赋，有王彪之《庐山赋》、孙放《庐山赋》、支昙谛《庐山赋》、孙绰《游天台山赋》。描写水的有郭璞《江赋》，袁乔《江赋》，庾阐《涉江赋》《海赋》，曹毗《涉江赋》，顾恺之《湘川赋》。山川开始成为赋体的一种新题材。
同时，魏晋地记对地理的认知架构也改变了赋文体的写作意识。晋左思《三都赋序》：“余既思慕《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美物者贵依其书。”[20]皇甫谧评价《三都赋》：“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图经制，可得案记而验，岂诬也哉。”[21]所用的正是山水图记、方志、异物志等地理书。袁枚《随园诗话》：“古无类书、无志书，也无字汇，故《三都》《两京》之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22]言此时之赋，颇似类书、郡志。从汉赋到魏晋赋，其描写对象，从皇家宫殿、苑囿扩展到地域认知、山脉、河流、整个都城景观以及民俗风情，而这些内容本是地记的文体构成因素。谢灵运的《山居赋》交代自己写作宗旨时，已经标志着赋体在内容上的扩展，“文体宜兼，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23]。其中言“文体宜兼”，说明谢灵运在创作《山居赋》时，有非常清醒的文体互渗相兼的意识。所谓的文体宜兼，是地记中所承载的地学知识向赋体的渗透。
六朝地学知识发展的重要表现，还在于对地形地貌的关注和具体描述。这种地理意识的自觉在文赋中也有明显的表现。甚至地形地貌本身也开始具备了独立的美学价值。郭璞的《江赋》：“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聿经始于洛沫，拢万川乎巴梁。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崌崃，流九派乎浔阳。”[24]在关于河水赋的描写中，郭璞的《江赋》表现出与地记中对地理认知的同构性，即对于长江的源头、分支、所经区域和流向的描写。这种描写，是建立在真实地理形貌之上，显明了六朝赋体的革新。
郦道元作《水经注》在交代各地地理知识时，除征引地记作品之外，还常常征引时人的赋体著作，说明当时“赋”和“记”在关注地理知识要素上有一致的地方。如《水经注·江水注》记载荆门、虎牙两山的长江：“江水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虎牙在北……楚之四塞也，水势急峻，故郭景纯《江赋》曰‘虎牙桀竖以屹崒，荆门阙竦而盘礴；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者也。”郦道元之所以引用《江赋》，是因为在赋中也同样存在对地形地貌所造成的水势的关注。又如《水经注》“庐江水”，引用晋朝孙放的《庐山赋》：“寻阳郡南有庐山，九江之镇也。临彭蠡之泽，接平敞之原。”[25]晋释慧远的《庐山纪略》：“庐山‘左挟彭蠡，右傍通川’”[26]，也是对山川地理位置的描述。文人在地理认知上的学术身份使关于山水城邑之诗文赋呈现一种相互影响的交融形态。(www.xing528.com)
经过地学知识建构的赋体，其本身也开始成为文人进行山川认知的主要载体。东晋孙绰在其任章安令时作《游天台山赋》：“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所以不列于五岳、阙载于常典者，岂不以所立冥奥，其路幽迥。……不任吟想之至，聊奋藻以散怀。”[27]对于五岳之外的山川，开始以赋的形式传达一种山川认知。西晋杨泉作《五湖赋序》：“名山大泽，必有记颂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诗，云梦有《子虚》之赋。夫具区者，扬州之泽薮也……而独阙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窃愤焉，敢忘不才，述而赋之。”[28]对于一地地理认知，亦多用这种经过改造后的赋体。
地理知识进入赋体创作后所带来的另外一种新的写作方法，是赋体创作者开始运用自注这种形式。因为赋的文体形式并不能清晰地表达地理知识，而对于新的地理区域的描述，创作者自己开始以注文的形式随文解释。
如谢灵运《山居赋》的自注，一为注解其中典故来源，一为注解山水之貌的地理成因。“近南则会以双流，萦以三洲，表里回游，离合山川。崿崩飞于东峭，盘傍薄于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挥白沙而生涟。”注中言：“表里回游，是其貌状也。”又交代这里的双流指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会于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积岸，成此洲涨。又如“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其注曰：“往渚还汀，谓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谓东西有山，便是四水之里也。抱含吸吐，谓中央复有川。”在赋中排列地名，而在注中随文解释，这种注文的体式与地记语言非常相似。如赋文“昆涨缅旷，岛屿绸沓。山纵横以布护，水回沉而萦浥”，注文：“薄州有山，谓之岛屿，即洲也。涨者，沙始起将欲成屿，纵横无常，于一处回沉相萦扰也。”[29]是对地形地貌特征的解释。同时期，在赋中有自注形式的，还有庾阐的《扬都赋注》，曹毗的《魏都赋注》。关于自注的来源，“或以为始于王逸的《九思》，然洪兴祖《楚辞补注》卷十七补注：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耳”[30]。这是探讨自注的形式来源。然而从自注的功能来看，它是地学知识初次进入赋体的一种附属产物。
魏晋时期，地理知识在赋体创作中已经成为主要的知识素养和文体要素。“夫极貌写物，有赖于深思；穷力追新，亦资于博学。”[31]《四溟诗话》谈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32]。在赋体创作中强调文人的地学修养，强调赋体创作中对地理现象的描述，这应是自魏晋之后赋体创作所建立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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