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所发挥的功效，已远高于人、财、物，即传统自然经济或工业经济发展阶段所高度重视的生产要素，成为价值创造中的基础要素。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大学教育作为提升人力资源、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功能。大学已从早期的“传授知识”、19世纪末的“发展知识”、20世纪中期的“应用知识”，发展至21世纪的“创造知识和知识转化”的核心平台。更重要的是，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之下，劳动力就业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素质要求不断提升。它不仅要求毕业生具备高度的专业技能，同时需要毕业生具有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适应或推动不断的技术更新，应付多元文化的工作背景。这意味着，高等院校需要调整完善教学课程，提高教学内容与劳动力就业岗位之间的适切性，保障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其将来从事的工作高度结合，提升学生的未来工作能力。
此外，近年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社会各界迫切要求高校推动教学改革，提高高校学生的学业成就、竞争力和国际交流能力，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最终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2）社会问责机制的不断强化
上文指出，21世纪初期中国高等教育所经历的快速规模扩张具有明显的成本压缩性取向。但需要补充的是，除此之外，由于近年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严重滞后于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速度，高校经费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杂费收入、产学研合作收入等多种渠道筹措的经费，即高度的非财政性经费依赖成为高校经费筹措与资源投入的重要特征。(www.xing528.com)
一方面，成本压缩性取向导致了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高度的非财政性经费依赖特质，使得不仅是政府，而且学生及其家庭、企业、社会相关机构等也成为大学的经费提供主体。面对利益相关者和经费提供主体的多元化，大学需要回应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满足公共利益。同时，随着利益相关者对大学资金使用效益的关注，大学也面临着日趋沉重的社会问责压力，需要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教学质量责任和社会责任。
（3）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需求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不仅体现为数量的增长，更意味着高等教育在结构与功能层面的质的转型。质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教育需求者层面的转型，即高校升学群体在家庭背景、学习需求以及学习参与方面出现的多样化趋势；其二是教育供给者层面的转型，即为了适应前者的变化，高等教育系统在制度性架构、组织行为、教学内容与提供方式等方面的调整与转型（天野郁夫，2012）。随着近年中国高等院校的大规模扩招，与以往高等教育精英阶段的具有高度同质性的升学群体不同，大众化阶段的高校升学群体已呈现出明显异质趋向。这种异质性，不仅体现为高校入学者在家庭社会背景、升学需求、学习行为方面的多元化趋势，也包括了学生在学业能力、学习动机、学习兴趣方面的个体差距日趋扩大。升学者群体的异质化趋势给高等教育的传统供给模式带来了严峻挑战，导致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对抗与紧张。面对这一变化，高等教育机构需要调适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形式和学生管理方式，实现高等教育新发展阶段的人才培养机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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