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德斯（J.Enders）认为当前全球范围内，学术职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2]
首先，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职业的功能日益凸显，但是学术职业的声望和地位却在下滑，同时还面临着财政紧缩、外部问责等重重压力。其次，学术工作变得异常繁杂。贝斯（J.Bess）发现，大学教师的日常工作事项涉及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科研与专业活动、共同体服务和行政工作五个方面，粗略计算竟达320余项。[3]理想状态下，大学应该创造良好的环境激发教师的学术活力，让每一个个体发挥出最大的潜能，但现实中各种评价的指挥棒都是围绕着科研而展开的，因此科研与教学及其他事务之间又存在着一种内在张力。不管处于哪个职业阶段的教师，都不得不“为科研狂”。并且，由此衍生的以量化为主导的评价更是带来一系列弊病。再次，教学时间相对固定，大量的行政以及琐碎事务又挤压了教师进行科研创作的时间，结果导致教师不得不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一项对我国高校教师工作时间的调查发现，原“985工程”高校教师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已超过50个小时，其中正教授的周工作时间达到56.5小时。[4]在各种压力之下，高校教师的学术工作越来越带有快节奏，甚至错乱与失序的特征。
此外，在高强度、收入相对有限和职业发展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从事学术职业不啻为一场赌博。[5]近年来，我国不少高校正逐渐通过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了传统上教师的“铁饭碗”制度，不仅年轻教师入职后就面临着两个聘期内“不晋升就走人”（up or out）的巨大压力，而且因为职称晋升的标准越来越严苛以及考核要求的从严，让其他不少教师也忧心如焚。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高校实行“非升即走”制度，已有多起青年教师由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升至副教授而遭到学校解聘的报道见于报端。(www.xing528.com)
最后，学术职业的功能分化。为了应对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求，学者的角色和功能也出现了分化。不少高校开始探索教师的分类管理，比如浙江大学实行教学科研并重岗、研究为主岗、教学为主岗、社会服务与技术推广岗、团队科研／教学岗五种聘任形式。[6]聘任方式改变的不仅仅是合同期限和永久性质，它赋予学术工作以新的内涵。一方面，大学教师一直以来令人艳羡的职业稳定及其所拥有的学术自由特权遭到了极大的冲击。急速扩张带来的一个后果是高等教育所消耗的资源也越来越多，政府和私人投资者要求高等教育履行更大的责任。由此，一种问责文化出现，并开始影响学术职业。[7]另一方面，大学教师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职能正慢慢趋向瓦解。这对学术职业的核心理念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今后将很难再用“学术职业”这个术语涵盖整个教师群体。笔者在访谈之初，经常向受访教师提的一个问题是：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你是如何打算的？彼时令笔者不解的是很少有人能够明确给出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顶多也只是说“做好手头工作”“尽快升上副教授”“还是希望退休前能够评上教授”，等等。后来笔者逐步意识到对于未来的计划来自对当下工作和生活的掌控感，也许这些受访者已然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但是究竟如何发展却由不得自己控制。知识探索固有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愈加易变的外界环境，都在侵蚀着学者对于未来职业发展的信心。默顿提出的“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科学规范受到极大的挑战，学术工作已经转向齐曼口中“专利的、本土的、权威的、委托性的专家工作”。[8]
面对来自外部政府的问责与社会各方的压力，大学不得不在主动与被动之中开展一系列的组织变革并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措施，众多改革的压力以层层传递的方式，最终由教师来承受。作为大学的管理者，面对隔行如隔山的学科和专业，他们无法具体干涉大学教师的工作内容，但又因为忧心于放任而出现的松懈现象，不得不逐渐强化其外部控制特征。教师与大学组织之间的关系已由传统意义上互惠和信任的关系型转为交易型，教师以自己的特定知识和技能换取一定的回报。[9]阎光才指出，由于学术工作性质的变化，大学教师的研究目的越来越趋于工具化和功利化，研究过程的自主性日渐丧失甚至带有机械化色彩。他们从事研究的旨趣也不再是从学术劳动中获得精神满足，而更多的是为满足组织的业绩考核要求，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可靠的工作保障和良好的职业前景，以及社会地位和声誉。[10]那么，在这样的情境和心境之下，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力究竟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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