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军队实力强化，秦汉史，军事实力加强

中央军的充实和西汉军队的编制　由皇帝直接控制的中央常备军是封建政权的主要支柱。为增强对内镇压和对外作战的力量，武帝时大力加强军队，其中主要是加强中央常备军。

在中央常备军中，武帝时除南、北军原有部队外，又增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隶属北军。校尉均为秩二千石的官吏。屯骑、长水、胡骑是骑兵，射声长于弓箭，是弓手，虎贲是车兵。加上中垒、步兵校尉，具备了各种兵种。八校尉中，步兵校尉驻防上林苑门；长水校尉，戒备城外宣曲宫；胡骑校尉，戒备左冯翊的池阳宫；其他校尉的驻地不详。这些部队都是皇帝亲兵，负责保卫皇室安全，后来也有出征之事。同时，还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南军。期门军无定员，多时达一千人，最初大概没什么明确规定，后来专选“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汉书·东方朔传》）。“羽林亦宿卫之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最初可能定员七百人（见《汉仪注》），但后来随时增减，实际亦无定数，均是从陇西、北地六郡“良家子”或京畿三辅地区“良家子”中擅长武技者选出。所以，期门、羽林都是精锐部队，为京师近卫军，许多名将均出身期门、羽林军，“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为官，名将多出焉”（《汉书·地理志》）。所谓“六郡良家子”就是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之地出身“良家”之子弟。如淳注曰：良家者“医巫商贾不得与也”。因上述六郡地处边境，人多勇猛善战，故选为皇帝近卫军，以加强宫廷和京城的保卫。期门和羽林都是从武帝随身扈从发展起来的近卫军。“期门”即武帝游猎时约定时间到某门下扈从之意。羽林原为建章宫骑，后改为皇帝亲兵。武帝时，对外战争频仍，战士死事，子孙无人抚养，汉武帝又选“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汉书·百官公卿表》）。羽林孤儿长大后就编成专门部队，其任务与羽林相仿，平时为皇帝的宿卫仪仗，战时也派往前方打仗。期门、羽林和羽林孤儿都是贵族兵。与一般征发来的战士不同，期门之位与郎官相同，羽林亦相仿，有时尚出其右。期门、羽林还可转为他官，西汉一代出身期门、羽林的文武官员不乏其人。羽林孤儿无固定人数，“父死子继”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后来演变为世兵的萌芽。在充实军队实力的同时，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原来三辅的军事首长是中尉。设中垒校尉后，已分割中尉部分权力。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于内史地区设置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等三都尉。至太初元年（前104年），分内史地区为三辅，分别置长史。与此同时，中尉改称执金吾，其军事实权早被各个都尉分割，而由皇帝总揽大权，由此中央军更牢固地掌握在皇帝手中了。

在充实中央常备军的基础上，地方军也随之加强，如在地方军中增设楼船（水军）等为常备兵种。此外，在边境尚有屯田兵，仅在朔方、河西等地就有六十万屯田兵。这样，就建成了由中央到地方一支庞大的军队。现将其编制简示如下：

中央军：

（一）南军（由卫尉主之），期门、羽林属之。掌守宫城。

（二）北军（由中尉主之），八校尉属之。

地方军：

（一）内地军事组织

太守—都尉—县令长—县尉—游徼、亭长、啬夫等

（二）边郡军事组织

太守—都尉—候官—鄣尉—候长—燧长(www.xing528.com)

边郡之烽燧组织由太守至燧长与内地之军事组织由太守至亭长之组织，级别相同（见劳干《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至此，军队的组织、编制也空前扩大了。

兵源的扩大　汉武帝时期军事实力加强的又一标志，是兵源的扩大。由于长年的对外战争，需要大量补充战士。所以，汉武帝时期的兵源较以前有显著扩大：

除一般的征发兵役以外，汉武帝时期还常常将刑徒编入军队，组成刑徒兵。属于刑徒兵者，有七科谪、恶少、徒、弛刑徒、罪人、应募罪人等名目。汉代七科谪与秦大同小异，只是无发闾左，而增加亡命（即逃亡无户籍之人）。徒、弛刑、罪人、应募罪人都是已科罪犯，恶少是犯过罪或有犯罪嫌疑但未科刑的人。这些刑徒被征入伍后，可单独编队，亦可同一般士兵混合编在一起。在屯田、戍边和对外战争中都曾发挥过作用。

募兵也是汉武帝用于扩大兵源的手段之一。中央校尉军的士兵就是募兵性质。以后，有各种各样的募兵名目，如勇敢、奔命、伉健、豪吏、应募、私从，等等。这些募兵也曾用于对外战争。

汉武帝时期兵源扩大的另一途径是大规模使用少数民族士兵。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早在楚、汉相争之际和汉初战争中，就有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充当战士，参加过以汉族为主要成分的军队。不过，当时加入汉族军队的少数民族士兵人数较少，规模较小，其作用远不如武帝时那样显著。汉武帝时开始大规模地使用少数民族将士，他们在防守、戍边、保卫京师及对外战争中都曾起了重要作用。其使用的少数民族将士，主要是匈奴和西域将士，此外南越兵也在局部地区投入战争。

汉武帝时期匈奴将士的来源，主要来自匈奴的降军。在汉武帝开展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以后，不断有匈奴军投降汉朝，其中由较高的统帅率众来降的就有二十二起。[135]每起降军皆有数万至数十万之众，如昆邪王归汉，有众四万，号称十万。这些匈奴降军归汉后，多参加对匈奴的作战，匈奴出身的将帅和士兵都在战争中起过很大作用，如从匈奴归汉的赵信、赵安稽、桀龙、高不识、仆朋、复陆支、伊即轩、成娩等在击匈奴的战斗中曾充当统帅。除匈奴将领外，义渠出身的胡人将领在汉军中也起过重要作用，如公孙贺、公孙敖皆为义渠胡人，曾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均以战功封侯（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匈奴、胡人将士除在边境戍守、作战外，还有在首都和近畿拱卫中央者。北军中的长水校尉、胡骑校尉就是统帅中央军的胡骑首领。

汉武帝时期西域各国先后内附。归附后的诸国军队也有不少被征调投入对西域各地的重大战役，如天汉三年（前99年）和征和四年（前89年）成娩率楼兰兵攻车师。汉武帝伐大宛时，曾征用过乌孙兵。至汉武帝以后，随着西汉王朝在西域势力的扩大，西域各国军队参加征伐的数目愈来愈多。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进攻南越时，曾使用过南越兵。南越兵多是水军，操船弄楫是南方人的长技。发挥南越兵的特长，使他们担任主力，对战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

总之，汉武帝时大规模地使用少数民族将士，尤其是西汉王朝军队中匈奴兵和西域兵的大量增加，不仅补充了兵员不足，而且弥补了汉军中的薄弱环节，如匈奴兵的骑射、南越兵的楼船均为其所长而为汉军之短，有了这些将士参加，使汉军的薄弱之处得到了弥补。少数民族将士参加汉王朝军队，一般均就地征发，故尚可免远地征发之劳，减少千里馈粮之困难，也节省了军费开支，于经济上也是颇为有益的。更重要的是：征用少数民族士兵进攻少数民族，乃是统治阶级“以夷制夷”的惯用手法，这一手法在当时颇有效验。汉武帝一代多数战争战果辉煌，很少败衄，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少数民族士兵之大规模使用，实为汉武帝时代加强军事实力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