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和外戚专权，秦汉史揭示朝廷权力斗争

元帝无能宦官用事　西汉王朝自元帝以后的历史，可以说是宦官、外戚迭相掌权的历史。汉宣帝时期，开始时虽有外戚霍光专政，但霍光的行事，均遵循昭帝时制度，无损于中央集权。而且霍光于地节二年（前68年）即死去，两年后，即地节四年（前66年）霍氏即以谋反之罪而被族诛。因此，终宣帝之世，皇帝的权力是较为强固的。

但是，自元帝以后，一个个皇帝就愈来愈无能。最高统治权力终于被控制于宦官和外戚手中。西汉皇权衰落的根本原因，首先是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土地集中的结果，大地主必然要求政治上分割皇权。而外戚和宦官正是这部分要求分割皇权的豪强地主势力的政治代表。此外，作为皇权的集中代表——皇帝对此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不能把中央集权衰落的原因完全归咎于皇帝的无能，但皇帝本人的才智和能力对皇权的强弱也并非毫无关系。[219]汉宣帝因深知自己的继承人刘奭“柔仁”，又顾恋到刘奭母亲许后的旧情不忍废掉他，故在临死前下诏令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三人共同辅政。希望借助这三位重臣之力，巩固皇权。但是，历史的发展恰恰与宣帝的愿望相反，在他死后不久，朝政大权就落入宦官之手。

在辅政的三大臣中，史高为元帝妃史良娣兄史恭之子，因外戚关系领尚书事，萧望之，周堪皆为元帝老师，位居史高之下。望之为当时名儒，在政治、军事方面颇有见地，如他曾反对以赎罪的办法增加财政收入，认为这样做必将纵容“豪强吏民”为“盗贼”，他还主张同匈奴保持和好的关系，既不能听任其侵略，亦不对其侮辱。这些见解均是较有远见的。周堪的政治见解也与萧望之接近。元帝即位之初，萧望之、周堪言政事，亦颇受皇帝信任。他们二人又荐举宗室刘更生，侍中金敞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辅政。但是，外戚史高则对萧、周二人十分嫉恨，为争夺权势，史高就同宦官勾结起来。由于宣帝时中书令、宦者弘恭、石显就已久典枢机，替皇帝处理政务，逐渐掌权。宣帝死后，弘恭、石显恐失掉权势，也极愿与外戚史高勾结，依仗史、许等外戚势力把持朝政。这样，外戚、宦官两股势力，在共同的利益前提下一拍即合，暂时勾结起来。对此，萧望之已觉察出形势严重，曾上奏罢斥宦者，主张任用士人。但懦弱的元帝总不敢下决心清除弘恭、石显等宦官。萧望之等见此情形，又联合刘氏宗室刘更生等与外戚宦官集团对抗，从此，在朝廷中就出现以弘恭、石显和史高等为首的外戚宦官一派，和以萧望之、周堪及宗室刘更生为首的另一派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

就本质而言，无论是萧望之一派，或弘恭一派均为地主统治阶级。但是，萧望之等不失为地主阶级有一定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而弘恭、史高等宦官、外戚集团中人物则多系图谋私利，贪婪庸鄙之小人。因此，宦官、外戚专权就意味着地主阶级的统治更加黑暗和腐朽。朝廷中的两派斗争，由于元帝的昏庸无能，最后终于中了弘恭、石显的奸计，使萧望之、周堪等失败。据《汉书·萧望之传》载：元帝初元二年（前48年）正月，弘恭、石显趁萧望之出休日不上朝之机，令爪牙上奏诬告望之。恭、显又上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而这一个汉代皇帝竟不懂所谓“召致廷尉”就是下狱的意思，竟以为是令廷尉调查，就糊里糊涂地批准了这一奏章的请求，结果将他自己的老师逮捕下狱。元帝弄明白了之后，虽然令将萧望之放出，但外戚许、史子弟及宦官恭、显等更加对他仇恨，时时寻机陷害。不久找到一个机会将刘更生逮捕入狱，免为庶人。接着又因萧望之上书为更生被陷害入狱事鸣冤，就鼓动元帝将望之系捕入狱。元帝竟听从这二人的建议，是年冬十二月下诏将望之系狱。望之不愿受辱，饮鸩自杀。死后，元帝才“为之涕泣，哀恸左右”（《汉书·萧望之传》），又召石显等责问，又怪臣下报告不详，并表示“追念望之不忘”（同上）。从这段记载来看，元帝糊涂得实在惊人，不过，其中颇有可疑之处。按《汉书·元帝纪》载：刘奭八岁即立为太子，初元元年（前48年）即位时已27岁，即使初即位时也不可能连“召致廷尉”这样的话都不懂，更何况元帝决不是白痴，而是“多材艺，善史书”（《汉书·元帝纪》），颇有些才华的君主。而所谓“善史书”就是“指文吏所必须掌握的文字书法”。[220]“召致廷尉”应当是文吏掌握的基本术语。以元帝之才，若连这句普通术语都不懂，是很难令人置信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元帝的无能和狡诈：他一方面不忍将忠心耿耿的萧望之处死，另一方面又惧怕石显等人权势，就只好在批准奏章时假装糊涂，让萧望之被捕入狱，待弘恭、石显的政敌望之死后，元帝又“为之涕泣”，并“加恩”萧望之的家族，以示不忘旧情，并借以解脱良心的谴责。可是尽管萧望之“长子伋嗣为关内侯”“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汉书·萧望之传》），但石显等专权之势已不可逆转。可见，萧望之等人失败，与元帝的无能有密切关系。虽然刘奭能“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汉书·元帝纪》），但他的才华也仅限于这方面，在“君人之道”这方面确是个昏庸的君主。

萧望之死后，支持他的几个重臣贾捐之、周堪等，和学者京房等也相继被害，凡与石显有隙者，皆被杀或治罪，“自是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汉书·佞幸传》）。不久弘恭也病死，从此石显只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王鹿充宗结成一伙，凡依附者皆得高位，显官要职均被这伙人占据，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汉书·佞幸传》）。自此，朝政为石显等宦官所把持。元帝反而“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还要不断对其封赏，讨好于他，“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汉书·佞幸传》）。在元帝统治的十余年中，实际就是宦者石显专权的年代。皇帝的无能，使得宦官专权，也是皇权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成帝荒淫外戚执政　公元前33年43岁的元帝死去。20岁的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成帝即位后不久就将石显等罢官，后又令显徙归故里。石显失势，忧懑不食，死于途中。与石显勾结之党羽皆废罢，宦官石显的专权，随着元帝的死而归于结束。(www.xing528.com)

但是，宦官势力被铲除后，西汉朝政并没有改善，皇权并未加强，代之而起的则是外戚专权。成帝本是一个“湛于酒色”（见《汉书·成帝纪》）的荒淫君主，其昏庸程度远超过元帝。早在为太子时，他就是个有名的好色之徒，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采良家妇女备后宫以满足淫欲。大将军杜钦及光禄大夫刘向曾上奏以为“后宫女宠太盛嫉妒专上”，建议成帝稍加节制。但成帝只是表面上采纳，实际仍一如既往，专宠许皇后。到鸿嘉元年（前20年）竟发展到微服出宫至市里郊野斗鸡、走马。不久，又宠班倢伃及倢伃侍者李平。鸿嘉三年（前18年）又有赵飞燕姐妹得宠。如此迷恋女色，哪有心顾及朝政，结果朝廷政事皆委于外戚王氏。由此，王氏一门开始步入西汉统治权力的中枢。

成帝母王皇后名政君，政君有兄弟八人：凤、曼、谭、崇、商、立、根、逢时。曼早死有一子名莽。成帝许皇后父名许嘉，为汉代名臣许广汉之侄，元帝时就任大司马、车骑将军，成帝即位后，醉心女色，王皇后一家趁机操纵朝政，不久就以帝舅王凤为阳平侯，王崇为安成侯，取代许嘉辅政的地位。河平二年（前27年）王氏五人：谭、商、立、根、逢时同日封侯“世谓之‘五侯’”（《汉书·元后传》）。自此之后，王凤专政，五侯当朝，“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同上），朝廷皆为王氏一门把持，有个别官吏对其专横稍有不满，即被处死，如京兆尹王章曾对“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同上），终被王凤等诬以“大逆罪”“死狱中”，从此以后公卿见凤“侧目而视”（同上）。西汉政权实际为外戚王氏所把持。

阳朔三年（前22年）王凤死后，王音、王商相继辅政。王商死后又以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辅政四年，至绥和元年（前8年）乞骸骨，荐王莽自代。终成帝之世始终是外戚王氏一家专政。在外戚专政期间，虽不排除有一定“善政”，但其主要方面则是使封建王朝更加腐朽和黑暗。因后、妃，外戚集团以裙带连结，一专国政，自然顺理成章地宠树亲党，排斥贤良。他们穷奢极欲，鱼肉百姓，卖官鬻爵，货赂公行，请托成风这是不可避免的“规律”（参见《中国封建时代的女祸与外戚之祸》，载《文汇报》1980年11月7日）成帝时外戚专政当然也脱离不了这一规律。

哀帝时，丁、傅外戚得势。公元前7年，在位廿六年、四十六岁的成帝在后宫妃、妾倾轧中不明不白地死去[221]，纵欲过度的成帝，虽有众多姬妾，但无一子，故在生前就立弟定陶王之子刘欣为太子。成帝死后，刘欣继位，是为哀帝。哀帝刘欣母丁姬、祖母傅昭仪。哀帝即皇位以后，欲抑损王氏外戚权势，但这个具有变态心理的哀帝同样也缺乏最起码的统治才能，只知嬖幸一个“为人美丽自喜”、“性柔和便辟、善为媚以自固”的董贤。出则参乘，入御左右，甚至与他同床而寝，而董贤除贪佞以外，无任何本领，却被哀帝封为大司马、大将军，位居三公。贤父恭义位至三公“父子专朝”（《汉书·佞幸传》），至于其奢侈腐朽之生活更达登峰造极地步，其府第土木之功穷极技巧，比于皇宫，平时哀帝对其赏赐不可胜计。上方珍宝，武器禁兵以至东园秘器、珠襦玉柙，皆以赐贤。后来，董贤被抄家时，斥卖其财产竟达四十三万万，比当时西汉政府全部“都内钱四十万万”（《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还多。[222]如此荒唐的一个皇帝，怎能指望他振兴朝纲，扭转外戚专权之形势呢？所以，哀帝一面贬抑外戚王氏权势：以师丹代王莽为大司马，将王商及其子王况免官，一面又大封另两支外戚丁氏及傅氏，使朝政又为其祖母傅太后和其生母丁太后一家把持。傅太后四弟：子孟之子喜官至大司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为大司马，封孔乡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太后还有同母弟郑恽之子业，也封阳信侯，郑氏、傅氏封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丁氏一门侯者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在一二年间西汉朝廷内外，几为丁、傅两家外戚所充塞。丁、傅外戚得势后，就与贵幸日盛的宠臣董贤发生冲突，双方相互倾轧。由于哀帝对董贤宠幸日甚一日，所以，尽管丁、傅权势日炽，但董贤的地位也一天天在上升。至元寿年间（前2年至前1年），22岁的董贤已位居三公为大司马，权侔人主。哀帝甚至说要效法尧禅舜，将帝位让给董贤。因此，在哀帝在位期间，丁、傅外戚权势终未能压倒佞幸董贤。

在外戚专权、董贤得宠的时代，皇帝沉湎声色犬马。后宫争宠倾轧，多数大臣趋炎附势，皇室贵族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虽有少数正言极谏之士，提出种种解脱社会危机的对策，均被一片嘈杂的争权夺利的吵闹声所淹没。元寿二年（前1年）仅25岁的哀帝死，9岁的刘衎继位，此时，董贤失去靠山，太皇太后下诏：罢董贤大司马，令其交出印绶。贤知不免一死，即日自杀。丁、傅外戚与董贤的冲突遂告结束。但西汉政治并未因此转机，而是重新出现王氏外戚的专政，并导致王莽的专政，结果使得统治更加昏暗，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危机加深，封建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