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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文:风流才子的成长故事

时间:2023-09-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袁克文,字寒云,又字豹岑、抱存,是有名的风流才子。不久,三妾金氏怀孕生下了袁克文。然而沈氏无所生,但她又极喜爱孩子,尤对袁克文百般疼爱,故袁克文便被过继给沈氏做了继子。她极喜欢男孩子,尤其对袁克文异常喜爱,常把自己的技艺传教给他,母子二人相处极好。袁克文及至长大,看破人生仕途,不愿为官,与受金氏影响无不有关系。病逝前,她才将内心的痛苦向亲子袁克文等吐露出来。养母沈氏、生母金氏,对年幼的袁克文自然产

袁克文:风流才子的成长故事

●袁家宾 于培文

被人称为近代中国“四大公子”之一的袁寒云,是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字寒云,又字豹岑、抱存,是有名的风流才子。所谓近代四公子,一为袁寒云,二为张伯驹先生,三为张学良将军,四为红豆馆主溥侗(还有说张蹇之子张孝若,或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张伯驹为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张学良系奉天都督张作霖之子,溥侗则为清皇室后裔。

生母与养母

袁克文系于1890年生于朝鲜汉城,其生母为当时袁世凯新纳娶的朝鲜王妃之妹金氏。

袁世凯长期驻扎朝鲜前后达12年之久。这期间,一次率兵攻进朝鲜王宫内,杀尽叛兵抢救出朝鲜李王,遂与李王结成金兰之交。李王为拢络袁世凯保护其王位,便将当时年仅16岁的李王妃之妹金氏嫁给了袁世凯,并陪嫁过来两个使女吴氏与闵氏,也是朝鲜人。而袁世凯将吴氏、金氏、闵氏一并纳为自己的妾,这就是袁世凯的次妾、三妾、四妾。不久,三妾金氏怀孕生下了袁克文。

然而,袁世凯家中本有正妻于氏,又纳妾沈氏,而且当时沈氏以正妻的身份随袁世凯来朝。按当时清廷对外臣的规定,外官一律不准在国外娶妻纳妾,若要违反,便犯杀头之罪。而袁世凯此时不但在国外纳了妾,且一下子纳了三位,真可谓胆大妄为。然而袁世凯把此事做得极为机密,早花钱买通了身边所有的人,对外密而不宣,封锁得很紧。当袁克文降生后,对外皆称为正妻沈氏生养,及至袁克文“过百岁”,袁世凯的诸同僚及朝鲜权贵同来贺喜,也只由沈氏出面抱袁克文出来,谓之是自己的亲儿。这一招瞒过了所有人,真把沈氏视为袁克文的生母。

沈氏也一直视袁克文为自己亲儿一般。原来,沈氏有一段很悲惨的遭遇。她本是上海崇明岛人,其父是位穷裁缝,因为家庭贫苦,少女时便被骗入妓院做了妓女。她是位很美丽的少女,皮肤又白又细,眼睛大而有神,通鼻梁,五官俊俏,体态轻盈苗条,故被老鸨视为一棵摇钱树,屡屡逼她接客挣钱。她又不愿,常常因拒客而受打骂,竟被用大烟枪将其大腿扎伤。至使其伤残,成微跛。沈氏在与袁世凯相识时,已是上海名妓,绰号“小白菜”。她与袁世凯相识,一见钟情。

当年袁世凯挥霍尽家产后到上海谋生,然而在上海事没谋成,又因赌博把所带钱财被人几乎骗尽。正当袁世凯穷困潦倒时他遇到了“小白菜”。沈氏“慧眼识人才”,把袁世凯看成了个人物,非但出来接待了他,且感情甚笃,竟以身相许。当知袁世凯是为谋事而来时,便好言规劝袁世凯归入正途。临分别时,二人指天发誓,待袁世凯发迹后,便来迎娶,结成百年之好。沈氏又将自己私房钱拿出来赠与袁世凯,后来,袁世凯投奔了登州军门吴长庆,果然在他手下谋得了一个小官。不久,袁世凯差人去上海,将沈氏娶来为妻。当时袁世凯与正妻于氏感情失和,将于氏丢在了河南原籍,此时只把沈氏作为“正室太太”,一直将其带在身边,深得宠爱,一切家务皆交给她管理。袁世凯出使朝鲜12年,沈氏紧紧相随。然而沈氏无所生,但她又极喜爱孩子,尤对袁克文百般疼爱,故袁克文便被过继给沈氏做了继子。

袁克文生母金氏,长得端庄秀美,尤其那黑黑的长发,一直垂到脚后跟儿,颇有朝鲜王府贵族人家千金小姐的风度。从幼在王宫内受教育,也与沈氏一样,琴、棋、书、画皆会。她嫁给袁世凯时,连其父母也都认为,她嫁过来为正室。岂知非但为妾,竟还排在她原来使唤丫环吴氏的后边,只是生米已成熟饭,且妇女毫无地位,逆来顺受,精神受到极大创伤。加之沈氏见袁世凯又纳三位如夫人与之争宠,无不产生妒意。此时按袁世凯所定家规,吴氏、金氏、闵氏三位后排的侧室,全要由沈氏调理管教。沈氏管教三人甚严,对其不顺者,动辄打骂,且日常早晚及年节喜寿之日,均要向沈氏请安,叩头拜贺等等。金氏生了袁克文,却不能以亲生母身份对外宣布,自然精神格外感到压抑,所以她只有把全身心都寄托袁克文身上,故对袁克文十分喜爱,百般教育,袁克文受她影响很深。然而沈氏一味宠溺袁克文,金氏本想把袁克文教育好,沈氏却极力护短,不准她管教,也使她感到压抑,从此脾气变得古怪异常,高兴时对所有人均和和气气,也从不与人争长论短;心不顺时,不时与人闹气,甚至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就连袁世凯本人及袁世凯最宠幸的五姨太太杨氏,她也敢与之吵闹。一次,在洹上村养寿园,她与袁世凯对棋,不知袁世凯为什么惹了她,俩人吵起嘴来,她一气之下竟把棋盘、棋子全扔进了池塘里。又一次在中南海,她与杨氏因酒醉吵起嘴,二人竟动手大打起来,直到袁世凯大声呵斥才罢手。

金氏自来到中国,就从没再回过朝鲜娘家,她娘家人也从没来看望她,她很想念家乡,惦念双亲,精神郁郁不愿多说。故她每当看到其他姨太太的娘家人来探望,触景生情,便偷偷躲在一旁悲伤流泪。尤其逢年过节或自己的生日,总是暗暗哭一场,可见内心之悲凄。

袁世凯做了民国总统,她也同住中南海,虽与袁世凯住处相距很近,但并不是每天都去居仁堂袁世凯住处见袁,袁世凯也不怪罪她。反到是袁世凯见有什么好吃的,总让佣人给她送去,或是主动到她屋去看她,显然袁世凯觉得有愧于她。她极喜欢男孩子,尤其对袁克文异常喜爱,常把自己的技艺传教给他,母子二人相处极好。袁克文及至长大,看破人生仕途,不愿为官,与受金氏影响无不有关系。

金氏除生有袁克文外,还有袁世凯三子袁克良、三女袁叔祯(袁静雪)、八女(夭之)、十女思祯,个性均很强,自然也多受金氏影响。

由于金氏性格的变化,她对丫环、佣人、甚至女儿们也时有打骂。袁世凯病逝的当天,袁氏家族正跪灵举哀忙做一团时,她感到自己前途已尽,竟一时绝望躲在一室吞了金。身边丫环惊吓得飞跑急报:“三姨太吃了东西了!”家人大吃一惊,又忙请来大夫急救,才将金子痛苦地吐出,大量吐血,从此做下了咯血的病根。后来,袁世凯灵柩回河南彰德入袁家祖坟,她住不多时,便随袁的正室于氏等返回天津袁宅,最终由咯血病逝于天津。病逝前,她才将内心的痛苦向亲子袁克文等吐露出来。尤言大姨太太沈氏曾借管教之名,竟将她绑在八仙椅子腿上毒打至内伤,至临终之时还隐隐作疼。又讲出她的父母也原以为袁世凯要她为正室,及至过门为妾,且还和两位陪嫁姑娘排在一起,因此十分悲伤。她所以在先前不谈此事,是为了免得暴露袁世凯生前的错事,可见她的用心良苦。

养母沈氏、生母金氏,对年幼的袁克文自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神童”之称

袁克文年幼时聪明伶俐,尤其深受养母沈氏的喜爱,一直生活在沈氏身边,唤她为“妈”,对沈氏竟比生母还亲。而沈氏由于自己不能生育,且此时袁世凯身边又添了三位新欢,沈氏不能日日陪伴袁世凯,只好又把自己的感情和希望倾投在这位聪明可爱的养子身上,视他为“命根子”,她和养子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哄他嬉笑打闹,教他琴棋书画,看书识字,言教身教,日日练习,视为游戏。而袁克文又极用心,聪明无比,及至后来竟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加之其父袁世凯又聘老师在家设私塾,令其与长兄袁克定一起学习,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赋诗填词,被全家视为“神童”。

然而,沈氏过于溺爱袁克文,对他骄纵无比,几乎到了百依百顺任其所为的程度,他要干嘛就任其干嘛,他要什么就给什么,故使袁克文从小就养成了花钱如流水的习性,花钱十分大方,从不算计,不懂贵贱,广为施舍,又从不爱惜,花光了再去索要。这一习性使他到晚年落得一贫如洗,贫困潦倒。

沈氏看他一好百好,任其所为,很少管教,且对于他的错处和不良习性还时时加以袒护。生母金氏严加管教,又往往被沈氏所拦。故从小就生长在沈氏身边的袁克文又养成了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习性。他从十五六岁,就经常住在外头,有时竟整夜不归,而沈氏还替他在其父袁世凯面前百般隐瞒。开始,一向以“严父”面孔出现在儿女面前的袁世凯,毫不知道袁克文从这么小就有荒唐行为。一次生母金氏得知袁克文在外面宿娼,彻夜不归,气得实在无法,就把他痛打了一顿。岂知被养母沈氏得知,竟跑去与金氏大闹了一场,并向府内众人放出这样的话:“谁要是告诉他爸爸,我就和谁拼命!”从此非但金氏,就连府上其他人也不敢管了。及至后来袁世凯得知,因为他本人从年轻时私生活就很荒唐,且认为这种事对于男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桩,又加之对袁克文的聪明好学也十分喜爱,故不加管教,遂促成袁克文越来越荒唐放荡。

袁克文15岁时,开始就学于天津北洋客籍学堂,时孙师郑任监督,从此袁克文学业更有长进。越三年,其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便在家里设私馆,用每月200金的月俸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学者严修先生、扬州才子方地山以及名士董宾古等诸先生授课诸子,袁克文受益不浅。他十分勤奋好学,深刻钻研,熟读四书五经等,又专心跟老师习字、填词、作诗、弹琴,尊师爱友,孜孜不倦,学习成绩优异,深受诸先生的喜爱和赞赏,便着意培养。尤其在诗词歌赋方面,更有潜心研究,学识进步更快,常与方地山、董宾古等人互相作诗唱和。袁克文在洹上村时,还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先生杨令茀为他授课。杨令茀在洪宪时,极不赞成帝制,有一次他曾说:“既然共和了,又闹什么君主,恐怕非闹出漏子来不可!”后来果然被他言中。袁克文在这些名师授课下,学业猛进,人皆称为“才子”。袁世凯对他更喜爱,一些对外文章不时令他代为草拟撰写;一切诗赋门联,也均令他书写。而袁世凯每每得到外人赠予的古董玉器等礼物,又总是将他叫来,当面赏给他,又养成袁克文收藏古玩、书画等之爱好。袁世凯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据说当时袁世凯极受西太后宠幸,曾要选袁克文到外国留学,后不知什么原因未去成。

不问政治做名士

对于袁克文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老师、后来又成为他的儿女亲家的方地山。

方地山出生书香门第家庭,幼年聪明好学,就教于名师之下。当年扬州城有“二方”之名,即是方地山及其弟。他兄弟俩,一个9岁,一个11岁,便以“小秀才”之名参加了应考。先是方地山考中了秀才,后来其弟17岁时也考中了秀才。“二方”在扬州办了方氏学馆,十分有名,从事教育之余,广交名士,闻名于国。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及军机大臣时,因闻其名,便邀进袁府课业诸子,月薪200银元。方地山以联称圣,居天津时妓院妓女乞其书联悬于室内,则其声价倍增,然又放浪不羁。袁世凯任清军机大臣时,曾捐四品衔,于北京城南租屋三间,置一大脚女子为妾,自署其门曰:“大方家”。室内撰一书联云:“捐四品官,无地皮可刮;赁三间屋,以天足自娱。”及至袁世凯去世时,曾书挽联

论瑷楼风雨之诗,南国亦知公有子;承便殿共和明问,北来未以我为臣。

又自书洪宪时代题室中窗帘诗云:

千年大睡浑闲间,何必陈抟见太平。利且不为何况善,安心高枕听鸡鸣。

由此可见其人。

方地山与袁克文名为师生,形同朋友,二人脾气、兴趣、爱好、习性以及为人处世、对世俗看法,多皆相同。袁克文曾为印《无隅偶语》一册,内藏一古钱,一面铸春宫图,一面书刻“天地氤氲”四字,常摩挲之,贫时无米以为炊,但不改其乐。

袁克文受方地山影响最深,终身为友,行如一人。故袁克文最有志学,又喜交名流,其父袁世凯被贬洹上养病之时,经常也邀一些名士,如沈祖宪、吴闿生、陈夔龙、黄树蔚、谢恺等诸人,在养寿园内时常谈书论诗,互相唱和。而少年的袁克文也杂居其中,锻炼才能。后来其父袁世凯又命其将此时互相唱和的诗赋进行整理,刊印出《圭塘唱和集》行世。圭塘,是洹上袁宅前横浚洹流的桥名,而沈祖宪、吴闿生等此时皆为袁世凯的门生。尤其此二人在洹上从袁世凯多年,后来有《客庵弟子记》,全书四卷,较详细记述了袁世凯家世等,自然多歌功颂德之词。

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时居中南海,而袁克文先居流水音,后居雁翅楼“离宫”,他便常邀方地山、董宾古、易哭厂等许多京城名士在其住地欢宴,又请些勾栏妓女劝酒作乐。名士间赋诗填词,互相唱和,经常过着诗酒风流的快活日子。尽管外间政治风云甚浓,府中帝制沸沸扬扬,而袁克文与其兄袁克定截然相反,对仕途与政治毫不感兴趣,尽少接触,只对词章抱极大兴趣。他有感必发,做的诗赋数不胜数,然而又不爱发表,只嬉乐游戏而已,又多与人赠咏,故散失掉,实为可惜。他的文学水平被时人评为“精通翰墨,诗词堪绝,兼擅工书法,风流倜傥,卓尔不群。”时财政部佥事季欢曾辑袁克文题画诗一卷,此书后入《金涛花近楼》。袁克文还将在总统府起居、交游、遗闻、政治、唱酬、考订,逐日记下来,集《寒云日记》10余册,被誉为“洪宪后记政事者绝少,盖不欲评判人,而供人评判也。”只可惜后来也散失了,只刘秉义先生保存《袁寒云丙寅、丁卯日记》两本,为之影印百册,才得以流传下来。所记皆碑版泉弊考订之学,间及朋友赠咏。中载图百余幅,又兰亭缩拓10余种最名贵。

1925年至1926年的两年间,袁克文住天津的时间较长,他参加了同咏社。当时与《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说家刘云若、记者王小隐等人往来甚密,发表了不少词章,并集其唱和,名曰《蛇尾集》,取虎头蛇尾之意,刊于《北洋画报》。当时《北洋画报》的经济来源是张学良支持,故人皆以为是张学良的机关报。初办时,登一些三、四方面军的消息,以后便很少谈政治,偶尔也刊一些讽刺性的政治花絮,但主要是中国的青铜器、陶磁、雕塑、书画以及当代的素描、油画、人体美、各地名胜古迹等等,所刊文字,短小精炼。袁克文及方地山、陈师曾、徐悲鸿、颜伯龙诸人均经常于此发表书画文字。由于文图并茂,印刷纸张又精美,所以销路很广,京津而外,外省订户亦不少。此时的《北洋画报》,实又为天津文艺界的“沙龙”,文人墨客常在这里聚会。此时袁克文和张学良为挚友。众人每星期聚会一次,佳肴美酒,读文论艺,成为天津文艺界一盛会。

袁克文曾又与沽上词人寇梦碧、陈和峰、张牧石等先生作诗钟分咏,然而袁克文这些诗也全散失了。

精湛的书法造诣

袁克文从师严修、方地山、董宾古等人,深得他们的指教和薰陶,加之长年练习,精心临摹字帖,练得了一笔好书法,真、草、隶、篆皆会,信手所挥,尽到妙处。故其父袁世凯常令他书联题匾赠予友人或同僚。袁世凯被贬洹上,精心修建洹上花园及养寿园,园内所设一切楼堂亭榭,均令袁克文挥笔书写“养寿堂”、“洗心亭”、“五都草堂”、“乐静楼”、“枕泉亭”、“谦益堂”、“澄淡榭”等等牌匾额,字迹俊美。

袁克文为练好书法,曾在临摹兰亭碑帖上下了极深的功夫,为此他收求到许多《兰亭序》的拓片。张伯驹先生曾谈起这样一件有趣之事:昔日吴步蟾(茂才)曾有一名贵的《落水兰亭帖》,十分难得。又因吴为虞族人,故帖后还有鲜于学士诸跋,乃得自海源阁杨至堂家。帖中尚夹有包慎伯、丁俭卿致杨至堂论《兰亭》信各一札。洪宪时,吴步蟾因反对袁世凯称帝,上书言取消帝制,结果遭袁世凯属下的军警迫害,当时处境十分危险。为此,吴只好去找好友王式通求助,帮助其脱离危险。王式通也颇精通书法,对吴步蟾的书法很看重,留他吃饭,细阅此札。碰巧袁克文也来到王家,王式通忙求袁克文帮助救出吴步蟾,且提出将吴的《落水兰亭帖》赠予袁克文。袁克文本来对其父帝制自为很不赞成,此时毅然表示:“我愿送君到天津买船行。”吴步蟾极为感动,表示一定要将此帖赠予袁克文留念。于是袁克文用自己的汽车,偷偷将吴步蟾带出火车站。及至买票登车,才发现敢情自己袋中没带一文钱,只得向跟来的佣人索得五块银元给吴买了火车票,终于使吴步蟾脱离了危险。当时吴步蟾深有感触地说:“《落水兰亭》可易名《五元一命兰亭》。”袁克文送走吴步蟾,去王式通处取《落水兰亭帖》,王式通留下了安吴书札,只将《落水兰亭帖》给了袁克文。袁克文喜得《落水兰亭帖》,回家爱不释手,日日临摹,并按吴步蟾戏言,题曰《五元一命兰亭》。后来吴步蟾先生归故里为村塾以养老,及至段祺瑞执政时,有京兆尹某延步蟾先生入幕,步蟾先生坚辞,并说:“我无第二《落水兰亭》,也无第二寒云公子;五元难得,一命难全,不再入京矣。”吴步蟾一直不忘袁克文救命之恩。据说后来此帖又流传至于右任先生手中。

袁克文书法愈练愈精,成为书法大家,他的书法时而俊秀、潇洒,时而狂草如飞,奔放如骏,慕名求者甚多。他无论居住上海还是居住天津,都曾靠鬻文卖字为生,且有笔单,字价很贵。在天津时,《北洋画报》常刊有他的字和词。袁克文家中经常堆着许多好宣纸,然而他从不轻易提笔挥就,非到实在手中无钱,逼得他不能不写时,才挑出报酬高的多写出几件,送到《北洋画报》换钱。如果他手上有10块钱,他也不写。一次,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代价是1000银元。由于那张纸又宽又长,他屋里的桌子摆放不开,就把纸铺在他天津住处两宜里的巷堂里,脱了鞋,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

又某岁冬,袁克文与红豆馆主溥侗共同演戏于北京开明戏院。演戏毕,袁克文兴犹未尽,此时天正下雪,时下求他书法的人很多。于是他竟招其相好的妓女为其研墨伸纸,他左手持盏,右手挥笔,越写越有兴致,竟忘了时间。待他书写完毕时,钟表指针已指晨四时许。为此,他写了《踏莎行》词,专记载此事。

袁克文除习书法词草外,还旁及金石考订,有独到处,且兼集邮。

袁克文喜欢藏书,不以多为胜,只收宋版精本,不惜千金。有黄荛圃先生得到宋版本的《鱼玄机诗》,书内有余秋室写《玄机诗思图》,又有王惕甫、曹墨琴夫妇的题词。至后,又归长沙黄鹤汀观察,转至周海珊处。袁克文得知,甚爱,遂以800金高价买来。袁克文藏宋版影印本,且刻有他的观书小像,极雅肖,为他的弟子张瘦梅先生制。小像记载此时的袁克文,体削瘦,貌清癯,玉骨横秋,弱不胜衣。

袁克文又极爱收藏古币。他还收集了许许多多的外国金币,包括各个国家各个时期里所用的金质硬币,形状有方有圆,体积有大有小,都装在一些特别精致的盒子里,数不胜数,足够办个人展览。只可惜后来因为穷的缘故,他就把这些金币都押了出去,就再没有收回来。

参与政事

袁克文虽从内心极不愿步入仕途,参与政事,且更不愿与当时达官要人往来,然而其父起初却对他抱有厚望,又加之在诸兄弟们中,惟袁克定与他稍年长懂事,便不时也派他出去办事,甚至参与一些政事。袁克文从小就十分惧怕其父袁世凯,从不敢违抗他的指示。还在读书时代,袁世凯有一规矩,每周日午膳要由诸子陪餐,他常讲:“没有饭量可不行。”儿子们吃多了高兴,吃少了不高兴。一次袁克文去陪餐吃饭,怕吃得少挨其父斥责,竟在热馍馍端上来时,趁其父不注意,偷偷把一个热馍馍藏在了衣袖内,以示自己多吃了。热馍馍将他的肉皮儿烫得红肿生疼,他只有咧嘴,不敢吭声。故其父指派他去办事,他不敢不应,然而并不热心,只是敷衍了事,应付差事而已。

袁世凯做清廷军机大臣时,曾为袁克文谋得了一个法部秘书的官职,但他并不热衷。一次,部里派他到东华门大街去会同验尸,由于他不愿意看见那尸体难看的样子,竟想出了一个法子,将他所戴的白眼镜涂黑了,糊里糊涂地走了个过场,就算交待了这个差事。由于他胆小,就是这样,也紧张害怕得要命,验尸时离尸体很远,头上直冒凉汗,回来后吓得大病了一场,从此他就更没心事干这份差事了。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东华门大街丁字街东兴楼茶馆门前遇刺。这天一早,袁世凯上朝言宣统退位之事,12点钟后退朝,乘坐双套马车由大队护卫正要回东华门石大人胡同的新办公衙门,当途经东兴楼茶馆门前时,早埋伏在东兴楼茶馆内的革命党人扔出两颗炸弹,当场将袁世凯的“顶马”(卫队营管带)袁振标炸死。袁振标是袁世凯的贴身侍卫,一直忠心耿耿保卫袁世凯的生命安全,每每袁世凯出外,他从不离左右,竭力警卫。他被炸死,袁世凯很痛心,认为立了大功,因此对袁振标的后事很重视,就全权派袁克文去处理丧事,由别人协理。袁克文自然对袁振标救了其父一命甚为感谢,便将袁振标的丧事处理得很大方、隆重。袁克文代表其父亲自去袁振标家中吊唁,写挽联祭悼,袁世凯批给袁振标老婆一万元银子的抚恤金,且将她收进府内供养终生,年年赏钱。这件事对袁府内的佣人震动很大,故全忠心耿耿为袁世凯干事。

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因协助袁派人杀害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受到全国声讨,也被迫辞掉国务院总理之职,袁世凯又派他做了直隶巡按使、直隶总督。后来袁世凯又令人将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应夔丞杀死灭口,遂引起赵秉钧的不满,曾打电话到总统府问是谁叫把应打死的?回答是总统的意思。赵便愤愤不满道:“这样今后谁肯为总统去出力?”开始引起袁世凯对他的不满。袁世凯在二次出山前夕,曾与其心腹赵秉钧、段祺瑞三人密谋,并在洹上铭盘设誓,密定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段祺瑞为第二任大总统,赵秉钧为第三任大总统。此时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赵秉钧只感到大总统梦幻破灭,故不支持帝制。为此,袁克定曾派杨度劝说赵秉钧,“使不绝途。岂知赵秉钧竟对杨度说:“予与极峰定策建国,秘发金滕之誓,祈转告云台公子(袁克定),勿贻老父忧。”袁克定诸人对赵恨之入骨,常在其父袁世凯面前说赵秉钧的坏话,并要除掉赵秉钧。果然,赵秉钧不久被人毒死。外界舆论认为是袁世凯派人所为,袁世凯为了避嫌,表示“痛悼万分”,便派出次子袁克文及亲信朱家宝一起由北京亲赴天津进行吊唁和处理丧事。袁克文自然并没参与其事,且根本不知内情,只当赵秉钧是其父的一个得力下属,自然办丧事极认真,对赵的猝死格外悲痛,亲书祭幛,上题“怆怀良佐”四个大字,挽联则题为:“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又派荫昌代表袁世凯主祭,祭文内有“夺我良佐,闻噩惊召,伤逝念功,至今郁陶”。并极优恤赵秉钧家属,发治丧费一万元,对赵着加恩追封一等忠襄公,以彰良弼,并赐葬西陵。袁克文又集杜诗署飨殿楹联云:“将军勇概谁与敌,丞相祠堂何处寻?”署款袁克文,可见袁克文对赵秉钧评价很高。

章太炎为当时大学者,又任进步党副理事长,袁世凯时欲收买进步党以对付国民党,便邀请章太炎先生入京进行拉拢。而章太炎此时不为所动,袁世凯只因摄于章太炎声望不敢加以杀害,便派人将章太炎接到龙泉寺软禁起来,并令次子袁克文去接待章太炎先生。而袁克文并不晓得其父对章是加以软禁,又久闻章先生大名,万分景仰,自然很愿意交往。袁克文令差人随之前往,并亲自送去崭新的锦缎被褥。章太炎先生万分气忿,只当是袁世凯又来进行收买,便躲在内室,拒不相见,只隔窗窥探。袁克文见不到先生,只好将锦缎被褥放在床上,然后回去向其父交差。太炎先生见袁克文走出去,才愤然入室,点燃一只香烟,然后将所送来的新被褥全掷到户外。

洪宪开国册封文武百官时,袁世凯为拉拢黎元洪支持他称帝,便册封黎为“武义亲王”,亲书“武义亲王”四个字,又令人将其制成金字匾额一方,派袁克文领文武官员送至黎元洪住处。袁克文本并不赞成其父称帝,此时父命又难违,只好硬着头皮去送匾。见到黎元洪后说:“遵父命给大叔道喜。”岂知黎元洪拒而不受,使袁克文羞窘无言,只得默然领人回去交差。

在袁家,袁克文是最早剪去头上那条长长大辫子的。那是袁世凯二次出山并又被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以后,当时一些家眷还尚在洹上村。一次,袁克文由北京回到洹上,家里人见他头上那条大辫子已剪掉了,大吃一惊,立时慌了起来。尤其是其养母沈氏和生母金氏,都以为他定是参加了革命党,“闹”起了“革命”,吓得不知所措,拉着他的手哭哭啼啼、吵吵嚷嚷让他再蓄上辫子,不要参加革命党。任他百般解释也听不进,急得他没办法,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好啦!好啦!我以后留起来就是了。”而她们对他仍不放心,派专人将他“看护”起来,不让他再出门,使他行动不能自由。后来,其父袁世凯从北京打电报来叫他,讲了清廷已逊位,令他马上回北京,一场虚惊才解。然而她们对袁克文仍有点不放心,只是因为此时有袁世凯的指令,无法阻拦,他才得以离开彰德。

其实,袁克文从来也没参与过其父袁世凯的“机密大事”,只不过是在其父指使下去“跑龙套”。

兄弟相煎

袁府内曾有一场“皇储”之争,主要是在大公子袁克定和二公子袁克文之间展开的。

袁克定因其半生随父拜伏在皇权之下,非常羡慕帝王的淫威特权,尤其他自1913年赴德国医治腿疾,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接见,听德皇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的言论后,回国便劝其父袁世凯恢复帝制。其实是他自己有当皇帝的野心,所以他在洪宪时期指挥“六君子”、“七凶”(合称十三太保)在全国搞起了“洪宪请愿运动”,搞得乌烟瘴气,甚至伪造《顺天时报》,假造外人支持帝制的舆论,欺骗其父加快帝制登基。而袁克文反对帝制,认为帝制会使其父处于危险境地,更不满意其长兄袁克定怂父称帝。当发现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欺骗乃父时,十分气愤,便与亲妹袁叔祯(袁静雪)商定,由袁叔祯巧妙使袁世凯得知。袁世凯不由大怒,将袁克定唤来,用皮鞭狠狠打了一顿,怒斥他“欺父误国”,并对礼官处的官吏董晓岚说:“老大不要总瞎闹,我将来也许立贤不立长哩。”袁克定听后,心里十分恐慌,连忙想对策。

原来,在其父心中称帝立“储”问题上,还有二人也在考虑之内。一是次子袁克文,另一是五子袁克权。袁世凯也曾露过口风,要在二、五子中选立一人为太子。袁世凯看袁克文聪明有才学,此时又加之养母沈氏不时在其耳旁叨叨,让袁世凯立袁克文为皇太子,加之袁克文为人温情和蔼,与家人外人和睦相处,故呼声很高。

而五公子袁克权为人诚恳,且聪明好学。袁世凯在天津任直隶总督时,袁克文与袁克权同就学于新学书院,回到家里又同时受业于严修先生,后来又同受教于方地山、董宾古等人,也是位才子,袁克文也夸赞他说:“五弟之诗,可入玉溪之室。”兄弟二人极为要好,互相之间且有诗词唱和,袁克权有时也与袁克文一样混迹于名士之中诗歌欢宴,文采更有所进,所以深得其父袁世凯的青睐。为此,袁世凯将袁克权和六、七子同时送到英国留学,专门叫袁克权深造海军。袁世凯周围的亲信纷纷猜测,袁世凯待他回来后,必是令他当陆军总长,以代袁掌军权。袁世凯也曾亲口对袁克权讲:“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见过天下有拐皇帝、有书吊子皇帝!”暗示要将其位传给他。又在1915年2月20日,袁世凯命当时陆军总长陈宦改任会办四川军务,陈宦启程前晋见袁世凯,请示入川机宜,袁世凯即对陈宦说:“以后我可能叫云台(袁克定)到成都去,你去和云台谈一下,你们之间要以兄弟相待。”陈宦去会袁克定之初,袁克定傲慢轻礼,使陈很窘,正欲起身告辞,只见袁世凯的贴身管事符殿卿满头大汗跑来说:“大爷,总统令你与陈大人结拜。”袁克定这才变颜为悦,重与陈宦叙谈。及至谈及诸兄弟,袁克定又自傲地说:“他们哪有一个成材的料子。”陈宦去四川不久,即按袁世凯的旨意,派大批员工赶修“皇城”,并不时亲自前往监工。当属下问陈宦何事如此之急?陈答道:“我是替老大当差的,如果他将来封为蜀王,怎能没有一个气象雄伟庄严的王府?”属下又问:“大太子要留在北京,怎又外封为藩王呢?”陈又说道:“我看老头子有立爱不立长之意,可能要把储位留给老五(袁克权)。”

此时就是连总统府里的人也感觉到袁克定逐渐失宠。及至后来,大典筹备处给袁世凯“克”字辈的10个儿子做了皇子服,当皇子服做成后,有几个儿子一起穿上高高兴兴照了一张像片,这张像片还在北京的一些照像馆的橱窗陈列过。当时五子袁克权所穿皇子服,无论从形状、款式、色彩、镶缀、刺绣,均与其他人不同,却与长兄袁克定、二兄袁克文的皇子服一样,立刻引起人们的猜测。四子袁克端曾问其兄袁克定:“为什么皇子服不一样?”当时袁克定只是愤愤地搪塞说:“可能老二和老五背着大爷(袁世凯)用重金买通瑞蚨祥掌柜偷做的。老四你不要急,等我到了时候,再收拾他们。”其实袁克定也觉察出他的储位已受到威胁。为此,他曾屡次与其父闹得很不愉快,且终日惶恐,寝食不安。袁克权此时年纪尚不大,为人又厚诚,对袁克定这位长兄,只觉得“兄长如父”,毕恭毕敬,袁克定并不觉得是自己的威胁。而袁克文向来看不惯袁克定傲慢的样子,并对他怂父称帝极为不满,加之袁克文的才学,确又比其兄高出一筹,深受其父喜爱,袁克定便认为他是自己的“政敌”,不由怀恨在心。袁克定身边有许多谗臣,早窥出袁克定的内心世界,遂以唐李世民“宫门喋血”事晓于袁克定。袁克定为能确保自己当上皇储,心内顿生杀机,并在总统府内放出这样的话语:“如果大爷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总统府内也感觉到了紧张气氛。事隔不久,袁克定在其住所北海团城设西餐午宴款待其二、三、四、五、六、七诸弟,谁也没起疑心。而唯袁克文身侧也不乏智友,闻讯后也以曹丕、曹植煮豆燃豆箕之事相告,故袁克文随身携带了银制刀匙。宴席上,袁克定劝酒,袁克文借故滴酒未饮,并暗中用携带的银制刀匙浸入试之,果然发现匙入汤内显示出黑色。克文当即站起,含怒退席,诸兄弟亦随之不欢而散。袁克定未能得逞,但此事立刻轰动了内府,沈氏、金氏急忙去向袁世凯告状,说:“家里快要闹出血淌子了!”袁世凯初听不信,遂找袁克定生母于氏责问,其母自然偏袒其亲生儿子,又与袁世凯吵闹起来。袁世凯只好转而密召袁克定,大为申责,并为此心内郁郁不欢,但终无良策缓此矛盾,袁克文经历此事,自然又气又怕,内心极为痛苦,一度曾偷偷与其亲妹袁叔祯商量,如果一旦袁世凯登基后择他为太子时,他便私自逃往英国去留学。岂知这消息被沈氏、金氏俩人听到,便把袁克文叫到跟前,又哭又劝,袁克文心终于软下来,只好放弃出走。

谏诗劝父

洪宪帝制越演越烈,而袁克文却越来越为父忧,因为南方革命党反袁称帝烈火越来越旺,而北洋内部反对帝制的也大有人在,且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对谋夺袁世凯位置取而代之已跃跃欲试。袁克文认为如果其父把帝制一味搞下去,便置于险地。然而他又自知身孤势单,无能为力,终日忧心忡忡。一日,他携爱妾雪丽清泛舟于颐和园昆明湖,适值深秋,触景生情,又不由对其父帝制前途悒悒而忧,遂作七律二章,题曰《分明》,前有小叙:

乙卯秋偕雪姬游颐和园泛舟昆池福御沟出夕止玉泉精舍

乍着微棉强自胜,

古台荒槛一凭陵。

浚飞太液心无往,

云起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

独临灵室转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

莫到琼楼最上层。

小院西风送晚晴,

嚣嚣欢怨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www.xing528.com)

东去骄风黯九城。

驹隙留身争一瞬,

蛩声催梦欲三更。

山泉绕屋知清浅,

微念沧浪感不平。

时袁克文逐日辟觞政于北海,结纳名士,从者颇众,每日饮酒欢宴,赋诗唱和,于是便把这两章诗捧给众诗友品评。其诗友易哭厂(顺鼎)极为欣赏,并又进行了删改,将两章并为一章,以《感遇》之名,刀以问世:

乍着微棉强自胜,

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

西去骄风动九城。

驹隙留身争一瞬,

蛩声吹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

莫到琼楼最上层。

但袁克文对易哭厂所删,殊未惬意,曾抄原作给他的好友忱缘先生。袁克文作此《感遇》诗,实为想劝谏其父“莫到琼楼最上层”,并指出“乍着微棉”,“阴晴向晚未分明”,“绝怜高处多风雨”,千万莫“强自胜”,也就是千万莫要称帝。然而他又慑于其父的威严,实在又不敢明谏,只不过是暗表自己一片苦心。岂知早把他视为“政敌”的长兄袁克定,竟阴遣岭南某诗人,混居于众名士之内,伪装成“诗友”,实窥测袁克文的动静,暗地随时报告给袁克定。这一日,岭南诗人某喜得《感遇》一诗,终于挑出“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两句是反帝制,便马上密告袁克定,而犹曹丕之于子建的袁克定,总算捉到了扳倒其弟袁克文的把柄,马上又拿此诗去向其父告状。袁世凯此时皇帝梦正浓,见后不由大怒,便将袁克文唤去,令其跪下,狠狠斥责了一顿,从此严禁他出北海住所,并禁与当朝名士往来唱和,实把他“软禁”起来,再不考虑他入“皇储”之选了。袁克文每日唯摩挲宋板书籍金石尊彝,消磨岁月,故有《寒云日记》。由丙辰正月起,10年无间。其后丙寅、丁卯二年手书,为刘秉义得之,为之题跋影印刊行。刘秉义在《袁寒云丙寅、丁卯日记跋》中写到:“余与寒云公子虽无一面缘,读其‘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句,未尝不悲其身世遭家多难悒悒穷困以终也。袁氏诸子,寒云最有志学。喜结名流,故於书法词章,旁及金石考订之属,卓然有独到处。”刘氏对袁克文评价极高。

袁世凯当时对此诗极为愤怒,然而此诗却又被广为传诵,及至帝制之后的若年间以至今,袁家后人又莫不以先辈袁克文因作此诗反对帝制而骄傲。袁克文后来又曾为其儿媳、方地山之女方初观亲书此诗,裱好后挂于室,只可惜后来遗失。

袁克文此时居雁翅楼,无人来往,实在无聊,这时其爱妾雪丽清因不堪总统府内“牢笼”似的束缚而出走了,每日只与另一位新进门的爱妾小桃红欢饮。袁克文丙寅三月二日曾写到:“秀英原名小桃红,今名莺莺,咸予旧欢小字也,对之枨触。爰致语曰:提起小名儿,昔梦已非,新欢又坠;漫言桃叶渡,春风依旧,人面谁家。又曰:薄幸兴成小玉悲,折柳分钗,空寻断梦;旧心漫与桃花说,恶红汰绿,不似当年,盖小桃已琵琶别抱矣。”

“寒云”字的由来

袁克文,字寒云,又名豹岑、抱存,也曾属名龟麾,小名叫“招儿”。尤以“寒云”之印广用,且“寒云”字又颇有些来意和用意。

昔日,袁克文得北宋王晋卿《西蜀寒云图》,甚爱之,每观之若有所思,尤看画面,取“寒云”二字,又想到自己最喜彩串昆剧《千忠戮·惨睹》一曲,深有感触。袁克文曾以剧中建文帝自况。他每演此剧,串唱《八阳》一幕,苍凉悲壮,高唱入云,大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况。其唱《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叠叠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慷慨激昂,自为寒云之曲。从此对“寒云”二字更为得意。且自书联语云:“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差池兮斯文风雨高楼感。”一用《千忠戮》,一用义诗,自存怀中。又名其爱姬雪丽清为“温雪”。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去世,袁克文甚哀,与红豆馆主又多次演《惨睹》一剧,袁克文此时饰建文帝,更维妙维肖。有吴则虞先生曾亲至贵州某僻地,见有一小庙,祀建文帝及殉难诸臣像,竟觉与袁克文所饰建文帝无二。傍有联云:“祖以僧为帝,孙以帝为僧,弹指阅兴王,法帝难追皇觉寺;君不死竟归,臣不归竟死,抚腐伤往昔,钟声错认景阳宫。”袁克文此时演此剧,更悲歌苍凉,似作先皇之哭。张伯驹先生为此曾言:“回看龙虎英雄,门下厮养,有多少忘恩负义之事,不啻现身说法矣。”

不幸的婚姻

袁克文的婚姻并不幸福。其正妻刘梅真,本是天津道刘尚义之女,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匆匆忙忙给袁克文包办的。两家既不是门当户对,二人又不是青梅竹马,这里颇有一番因由。有一年,袁世凯带袁克文由天津赴北京颐和园去给慈禧太后贺寿,那时袁克文刚十七八岁,还没提亲,有才学,人长得也清秀,时下袁世凯正受慈禧太后的宠信,慈禧太后单独在内殿接见了袁世凯父子俩。此时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握有兵权,慈禧欲拢络袁世凯,见袁克文样子聪明伶俐,又问了话,袁克文回答得体,非常喜欢,便当面提出,要把娘家的侄女许配给袁克文。袁世凯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恩宠,弄不清是祸是福,反到惶恐不安起来,急中生计,马上跪向慈禧太后宣称:袁克文已从小与人定婚。当着慈禧的面,撒了个弥天大谎。袁世凯奏明后,额头已冒出冷汗,幸喜慈禧太后没瞧出来,便把这门亲事推脱掉了。袁世凯回到天津任内,知自己犯了“欺君之罪”,若被发现,即遭九族抄斩之罪。越想越怕,心惊胆颤,急忙暗暗托出可靠之人,四处为袁克文张罗亲事。由于急不可耐,当时的条件只要姑娘本人好,至于娘家的门第、贫富,都可以不必理论。按门第,刘尚义只是个天津道,与袁世凯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相比,犹如天渊之差;论富贵,连所陪嫁的东西也得由袁家代办。亲事说定之后,接着便在天津的直隶督署内匆忙办了婚事,自然热闹非常,实为对外张扬。就这样,袁世凯便把在慈禧太后面前撒下的大谎圆得严丝合缝,一场满门抄斩的大祸终于免掉。然而,由于感情缺乏基础,二人婚姻并不美满,故常不在一起同居。

当时袁家规矩很大,刘梅真自然没经过见过,如袁世凯平日最喜女人穿红着绿,越是年节,穿艳服他越高兴,而他最忌女眷穿青、灰、蓝等素服。一次过年,女眷们全穿上艳艳的红裙子,脸上涂脂抹粉去给袁世凯拜年,而刘梅真是头一年拜年,不知袁家的规矩,穿了一件新灰色衣服去拜年。袁克文没介意,其父袁世凯却把脸子拉下来,吓得她从此便牢牢记住,再不敢年节穿素去见公公袁世凯。刘梅真及至后来,也学会了袁府的规矩,每每和儿女们坐一块吃饭,便叫一个佣人专管吃饭不准掉一粒饭,不准夹过河菜,不准先喝汤,也不准剩饭。只有过年时剩了饭她才高兴,说是“年年有余”。

她与袁克文初婚时感情还尚好,及至后来袁克文经常外出冶游,过着荒唐的生活,且总纳妾,二人就逐渐疏远。起初每纳一妾,刘梅真便同他吵一次,然而袁世凯却说:“只有有本事的人才纳许多妾。”对袁克文比较放纵,故刘梅真只好忍气吞声,默认了,二人关系从此“淡如水”,很少在一起同居。她的一生,与袁克文一起欢乐的日子不多,幸好婆婆沈氏、金氏待她很好,她对她们也很孝顺,一直和睦相处,居住在一起。袁克文的各妻妾儿女,也几乎全跟她一起生活,她又有嫡庶观念,厚亲薄庶,对袁克文其他妾的儿女只是一般照顾,维持他们的吃穿不缺。而对自己亲生儿女,则倍加宠爱,尤其对其亲儿子,每日山珍海味,甚至早点都吃鱼翅、燕窝,穿西服革履,出入坐汽车。时长毛绒大衣刚刚时兴,价格昂贵,在众北洋旧官僚儿女中,只有张作霖的儿子张学铭刚刚穿上一件,而刘梅真便给其二子袁家彰也买了一件。后来,刘梅真病逝于天津两宜里袁宅。

袁克文一生曾有两位他十分鍾情、而对方对他也十分爱恋的女子,只可惜因种种原因,终成憾事。

一位是近代才华横溢、身世畸零的著名女词人吕碧城。吕碧城1883年出生于一个仕宦世家,其父吕凤岐曾任山西省学政。长妹清扬、妹美荪都以诗文名于当时,有“淮西三吕”之美称。姐妹诗作辑有《吕氏三姐妹集》刊行于世。碧城12岁时不幸丧父,遂奉母命到天津寄依舅家。她善画能文,精于诗词,十五六岁所填之词即受樊樊山、易实甫二先生的赞赏,以后便蜚声词坛。1903年应英敛之之约,任天津《大公报》编辑。后与姐妹一度赴日本游学,1909年返津,应当时直隶提学使卢木斋之聘,于天津河北区元纬路创办了卢氏蒙养园,并在卢氏所办的学堂中兼任教职。其后又自办一所北洋女子公学,任校长兼执政,为天津早期举办女学的倡导者之一。袁世凯督直时,已闻其才。此时碧城著有《晓珠集》,深为袁克文所爱。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时,先聘吕碧城女士为公府秘书,后任为参政。此时袁克文与吕碧城二人以词为相知,互相爱慕其才情,二人常和诸名士一起聚会唱和,感情逐近,但因袁克文已与刘梅真婚配,因此二位有情人未能成眷属。及洪宪帝制起,吕碧城女士因不赞成袁世凯的帝制而辞职他去。

吕碧城女士9岁时也曾经父母之命议婚汪某,后因家事牵扯,汪某提出退婚。吕碧城遂愤与决绝。从此挫折,又与袁克文之事不成,后来竟终生未婚,独身一生。

袁克文婚姻上的另一件憾事,便是与后来做了袁世凯六姨太太叶氏的一段恋情,这似乎更是一件让人听起来颇离奇、然而又是真实的一件事。这也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的事。一次,袁世凯派袁克文去南方办事,袁克文此时生活已很放荡。到了南京,他经常去钓鱼巷走走,便结识了当时为荡船女、唱“髦髦戏”的叶氏。叶氏为江苏丹凸人,个头较高,皮肤白嫩,眼睛明亮,身段匀称,穿着时髦,打扮妖艳,走起路来风摆柳,十分风流。二人相遇,感情甚笃,山誓海盟,定下婚娶之约。二人离别之时,叶氏又赠一张相片给他留念,袁克文便放入衣袋中。回府向其父复命时,没敢向其父讲出。岂知当给其父弯腰叩头时,不小心将叶氏所赠送的相片掉落在地上。其父见状,忙问掉地为何物?袁克文一看不好,吓出一身冷汗,惊慌之下,只得慌报说是为其父在南边物色到一美女。袁世凯一听大喜,接过相片看后,连声说“好”,且赞赏袁克文孝顺,就阴错阳差把这门婚事定在了自己身上。且很快派出一向为他办此种差事的上差符殿卿携带银两赴南方,将叶氏接进府来完婚。叶氏当时并没弄清事情,还当是袁克文派人来接她,便高高兴兴跟来当新娘,岂料“洞房花烛之夜”时,发现她意想中的翩翩少年,竟变成了满嘴胡须的老者。然木已成舟,心中虽然不满意,然而袁世凯身任直隶总督这样的高官,权势很大,她自知无可奈何,又已成了直隶总督的姨太太,能享受不尽荣华富贵,便也就将错就错了。就这样,袁克文与叶氏一段姻缘就告吹了,袁克文心内自然有苦难言。

荒唐的生活作风

袁克文生长在富贵之家,从小又极受溺爱,而当时上流权贵富豪之家腐败风气极浓,故受其薰染很深,从年轻就学会了吃、喝、嫖、赌、抽。尤其他走马灯似的换姨太太,谁也无法知道他到底有多少相好的女子。又因为其父袁世凯也认为:男人纳妾越多说明他有本事,女人不应干涉。所以很少有人对他进行管教。他纳妾休妾都随便,有的一起生活三年五载,有的甚至一年半载便离散。

民国4年(1915)年9月16日,为袁世凯的生日,总统府内全聚在居仁堂大厅向袁世凯行家人礼祝寿,少长男女,各照辈次分班拜跪。在孙辈行中,有老女佣人抱一幼儿,合手叩头。袁世凯很惊奇,忙问:“此儿何人?”答:“二爷新添孙少爷,恭喜!贺喜!”袁世凯又问:“其母为谁?”答:“其母现居府外,因未奉总统允许,不敢入府。”原来这幼儿是袁克文在南方所纳的妾薛丽清所生。薛丽清,亦名雪丽清,南都清吟小班名妓,身非硕人,貌亦中姿,而白皙温雅,举止谈吐,为苏州城中第一流人,其时已在宫内,袁克文在诗中称“雪姬”。后来自己又离去。《汉南春柳绿》记雪丽清谈离去原因说:“予之从寒云也,不过一时高兴,欲往宫中一窥其高贵。寒云酸气太重,知有笔墨而不知有金玉,知有清歌而不知有华筵。且宫中规矩甚大,一入侯门,均成陌路,终日泛舟游园,浅斟低唱,竟无生趣,几令人闷死。一日同我泛舟,作诗两首,不知如何触大公子之怒,几遭不测。我随寒云虽无乐趣,其父为天子,我亦可为皇子妃,与彼同祸患,将来打入冷宫,永无天日。前后三思,大可不必,遂下决心,出宫自去。且历代皇帝家中,恐兄弟相残,李世民则杀建成,元吉、雍正皇帝杀其兄弟多人。克定未做皇太子,威福尚且如此,将来岂能同葬火坑,不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之为妙也。袁家家规太大,亦非我等惯习自由者所能忍受。一日家祭,天未明,即梳洗已毕,候驾行礼,此等早起,尚未做过。又闻其父亦有太太十余人,各守一门,静待传呼,不敢出房,形同坐监。又闻各公子少奶奶,每日清晨,先给长辈请安,我居外寓,尚轮不到。总之,宁可再做胡同先生,不再做皇帝家中人也。”故薛丽清没见袁世凯即已出宫。至民国5年(1916)秋,薛丽清曾到汉口,寓福昌旅馆,重树艳帜。

然而按袁府规矩,妾生子须由袁家赐红袍子才算正式纳妾。而薛丽清已远去,哪里去寻,于是袁克文与袁乃宽、江朝宗等人商定,当夜往北京石头胡同某清吟小班,将袁克文曾眷之苏妓小桃红带进府内,静候传呼。原来袁克文在上海结识了两位名妓,一名情韵楼,一名小桃红,且与情韵楼生一子,与小桃红生一女。袁克文要将其二人一同带回北京,而情韵楼不愿受袁府束缚,未来;而小桃红自告奋勇,就把两个孩子一同带来,由她一起抚养,而又不敢进宫,只好留在外边。小桃红被带进府,八大胡同南部佳丽,受此惊吓,不知所云,竟有逃至外边不敢回来的。至事定,皆称小桃红真有福气。

袁克文因谏诗被其父令在雁翅楼不能与名士来往,终日由小桃红陪伴。后来,小桃红又与袁克文分手。时小桃红不愿离去,哭留,而袁克文不应,终离去。又在天津重张艳帜,又易名秀英,尚未忘情袁克文。后来袁克文亦后悔,故袁克文有枨触词出。

加入青帮

袁克文在上海入了青帮,且成了青帮的“老头子”,此事轰动一时。

还是在袁世凯搞洪宪帝制之时,因袁克文写谏诗劝父勿称帝,而被其父留北海住所禁止与诸名士往来,袁克文从此失宠。袁世凯的三子袁克良患有精神病,就在袁克文失宠不久,一次袁克良竟对袁世凯言其兄袁克文与袁世凯某妾有暧昧事。袁世凯听后大怒,欲对袁克文有所责。此时克文的老师方地山惟恐袁世凯将对袁克文有所不测,急携袁克文逃往上海。袁克文到上海后,竟乐而忘返,及至最后事情查明,非有其事,其父袁世凯便令人将其催回。此时袁克文已在上海加入青帮,并因荒唐挥霍,已囊袋皆空。为在其父面前掩其荒唐事,袁克文便假装染重病,令人将其放入一簸箕内,以棉被覆盖着身体,抬进中南海疗养。其父目睹此景,虽亦气愤,但终因儿女情长,亦只好忍气作罢。袁克文惧怕其父再责,便又埋头读书,长进不小。此时其父正洪宪登基,袁克文虽内心反对,而又不敢公开违抗,且刻一金印章,文曰“二木子印”,并多处使用。其父见此,只以为他态度有了转变,转嗔为喜,不复追究前事了。

袁克文与方地山师生二人居上海时,常给上海小报《晶报》写稿,与文艺界人士很熟,更与青帮人士混在一起。对于青帮一事,他对家人从不言及内部事项,故无从知他经何人入了帮,在帮内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事。及至后来,才从外界略知一二。

袁克文是青帮“大”字辈的一个“老头子”。当时“大”字辈的人在上海并不多,有北洋时期任直隶水警厅长的高士奎,做过孙中山先生总统府卫队长的汪禹丞,张啸林的老头子樊瑾丞,理教头子张树声,安徽人王德邻,袁世凯的幕僚步章五,北洋时期通海镇守使张仁奎,同盟会人徐朗西,顾竹轩的老头子刘登阶等。据袁克文之妹袁叔祯对袁克文之子袁家楫曾说:“没这些帮,你爷爷的地位就维持不了。”袁克文无论是定居上海,还是后来居天津,都曾开香堂收徒弟。

袁克文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文艺界,都收了不少徒弟,如文艺界的俞逸芬、金碧艳等人,政界人士有上海协进社社长徐维斌等。袁克文住天津两宜里时,也曾开香堂收过徒弟,他在天津的大徒弟是杨子祥。开香堂总是在夜间举行,不准帮外人看,连妻子儿女也不准看。

当时横行上海滩于一时的三个青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都没袁克文的辈份高(黄、张为“通”字辈,杜为“悟”字辈)。时袁克文所带侍从韩荣浦,是黄金荣当年营救法国主教事件中给他送过信的人,由韩介绍袁克文才去访问黄金荣。袁克文一见黄金荣,就先送他10枚金币作为见面礼。这些金币是袁世凯当总统后,由英国铸造的纪念品,上面印刻袁世凯的头象,颇为珍贵。后来黄金荣又拿给杜月笙显示,杜月笙眼热得连声称“好”,黄金荣就送给他三枚。黄、杜二人对袁克文极恭敬,大摆宴席,隆重招待,并让袁克文住高贵豪华的高级公寓,出入皆有多名安南巡捕保护。这两个上海“大亨”还先后陪伴袁克文踏遍上海一带的名胜古迹,接着又引他到书寓(高级妓院)和会乐里长三堂子,并亲选几名红妓女送到袁克文所住的公寓,与之朝夕相伴,说唱玩乐。袁克文只觉他们殷勤招待,岂不知已跌入他们布下的“迷魂计”。接着黄等设下了赌局,开始,袁克文与黄金荣、杜月笙、金廷荪等四人一起叉麻将,总是袁克文赢,黄、杜二人输,因此袁克文很高兴,赌瘾越来越大,一场赌注由成千元下到上万元。不到10天的功夫,袁克文就把所带去的几万银钞输得精光,只好赶快回北京。临行前袁克文腰包已空,黄、杜二人又把从他腰包掏出来的银钞做人情,拿出5000元给他做路费。书生气十足的袁克文十分感激二人,故以后常往来。

袁克文的许多徒弟对其很“孝顺”,而袁克文也经常解囊相助,故徒弟辈中无一人说袁克文不好的。及至后来袁克文贫因时,亦有人也解囊相助。

热衷京剧艺术

袁克文是位享誉南北的著名票友。他自幼就酷爱京剧艺术,还在清末光绪帝时期,他就参加了由权贵子弟溥侗(红豆馆主)、王楞仙、梅雨田、赵子衡以及一些文人名伶组织的“言乐会”曲会。先是清歌雅聚,不久便能粉墨登场了。为了学好京剧,他不惜重金,拜当时三世家传供奉内廷的名笛方秉忠为师,专习昆曲,故他后来以昆曲而称名。自宣统元年(1909),肃王府将前醇王府的恩庆、恩荣两个昆曲班子的著名演员组成了新的安庆班,除在王府内承应外,又常在东安市场内东庆荣园演唱,三年中安庆班先后公演昆弋剧目大约90出折子戏。袁克文着了迷,经常观剧,边观边摩,故他对昆曲造诣很深。及至民国2年(1913)言乐会又增设皮黄组,会址在北京椿树二条赵子衡宅内,袁克文和溥侗、赵子衡、言菊朋、梅雨田等人加入了该组,从此他又间好皮黄,经常粉墨登场在北京的江西会馆、湖广会馆,曾哄动一时。及至1915年袁克文为了深造,竟特邀江南著名昆曲家赵子敬来京,拜之为师,且为其课了一个总统府统计局主事的差事。赵子敬系江苏武进人,曾与俞栗庐、徐凌云等在江南组织曲会,对于我国京剧昆曲艺术的发展贡献极大,为昆曲的一代宗师。他会戏极多,袁克文拜他为师,昆曲之功亦加精湛。同年辫帅张勋来京,张勋最爱听昆曲,将都下各名角齐集于江西会馆,演戏三日,袁克文亦粉墨登场,彩串他最拿手的一出《千忠戮》昆曲一阕而名噪一时。一时间,名人诗人,揣摩风气,咸代梅兰芳等谱曲,被之管弦,着于歌咏,定袁克文所住的北海为教坛,奉袁克文为传头,袍笏演奏,殆无虚日,被人誉为“金云昆曲最盛时代”。时袁克文串唱《八阳》一幕,苍凉悲壮,高唱入云,大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况。其唱《倾杯玉芙蓉》慷慨激昂,自为寒云之曲。唱至“恨少个绿衣使鼓骂鱼阳”,声泪俱下,目皆为裂,坐客肃不闻声,愕顾左右,主张帝制者皆垂首有忸怩之色。时下都门观袁克文此剧颇多,故有《寒云歌》生。

其父袁世凯与其兄袁克定均极反对袁克文登台唱戏,认为那是“下贱人”干的事,袁克文登台演戏,实为有辱祖宗,有损门第,故严禁他出去登台,但袁克文时常是背着其父其兄出去客串。及至其父去世,袁克文才放开胆子登台去演。1917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高步沄提倡昆曲,组织“赏音会”、“消夏会”、“观摩会”等,袁克文与溥侗、陈德霖等应邀与荣庆社演员一起在江西会馆演出了《折柳》、《阳关》、《奇双会》等剧。为了后台开支,一度公开售票。其时总统徐世昌为顾全袁家的名声,曾出面干涉,遂使演出中辍,而言乐会票房为条件所限,亦随之解体。

1919年袁克文久居上海,时欧阳予倩正在江苏南通办伶工学社,函约袁克文于12月13日赴南通为伶工学社上演,袁克文欣然前往,在更俗剧场演出《折柳》、《三字经》、《游园惊梦》、《小宴·惊变》等,票价虽一元之高,依然座满。本原定演出三场,由于不少人渴慕袁克文的风采,只得又加演了一场。袁克文扮的小生(《折柳》)雍容华贵,举止安详,吐字发音尤为精确,而嗓音也十分悦耳动人。在《三字经》中,他又串小花脸,动作规矩,颇有家数。尤以与欧阳予倩先生合演,欧阳予倩的杨贵妃唱做自然,袁克文的唐明皇丰神俊逸,情意温存,令人想见当年天宝风流。观者欢声雷动,赞美不绝,为一时之盛会。

袁克文与张伯驹先生既是同窗,又是挚友,还是表兄弟,学问均好,性趣爱好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友谊深厚,俩人且经常同台演戏。如某岁冬,张伯驹先生与袁克文、红豆馆主共演剧于天津开明戏院。袁克文与王凤卿演《审头刺汤》,此时袁克文戒了大烟,体渐丰腴,登场时演“汤勤”。张伯驹先生与红豆馆主主演《战宛城》,张伯驹饰张绣,红豆馆主演曹操。张伯驹登台以“冻云楼主”名,故二人又被时人称为“中州二台”。沽上词人王伯龙做《丛碧词》,云:“洹上起寒云,词坛两俊人。”

1925年、1926年间,袁克文回到天津家中,天津为水旱码头,是戏曲、曲艺名角荟萃之地。京津又相距咫尺,京角常以天津为进阶,因而成大名者,代有传人。观众戏迷中,聚友下海者如孙菊仙、汪笑侬、李克昌、陈寄豪。至于袁克文、王君直、薛月楼、童曼秋、韩慎先、刘叔受、李重民、陈富年等则始终保持票友身份。每人艺术高超,各有特长。袁克文一到天津,即参加了同咏社。1925年该社有社员达40余人,生旦净末丑俱全,袁克文和恽兰荪、滑作鼎、孙润宇、王麟卿、陈邈生、陈文悌及陆仲麟亦为该社骨干。就连《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说家刘云若、记者王小隐等亦常来曲社。曲社彩排在天津日租界花园礼堂和英租界黎家别墅,曾在春和戏院演出。袁克文还从师南昆名家沈锡卿(金戈),同时又向北昆名丑郭春山学戏。又每日与恽兰荪、溥侗、徐凌云、童曼秋等名家切磋技艺,曾与童曼秋合演《金山寺》、《小宴·惊变》、《议剑献剑》等戏。此时袁克文对小生、丑、老生均所擅长。

1926年7月26日是袁克文养母沈氏的60大寿,袁克文在住处天津地纬路袁家大院,邀请了王季烈的合笙社曲友举办曲集祝寿。袁克文此时与荀慧生、郭定荣二先生合演《审头刺汤》。此后袁克文还经常与一些名角如程砚秋、孙菊仙等人粉墨登场,同台演戏,演技大增。

袁克文于外界广演昆曲,其兄袁克定认为他“玷辱家风”,大为恼火。而此时张伯驹的表叔高采臣竟向张伯驹之父张镇芳告状说:“彼(张伯驹先生)实应为将帅,做大官,但因演戏,破坏了风水。”

又一次,袁克文又回北京,准备与陈德霖先生在新民戏院合演《游园惊梦》。袁克定听此消息,不由大怒,便通知当时警察总监薛笃弼派出警察准备将袁克文关押起来。此时袁克文已入了青帮,收了许多徒弟,他就分派了他的徒子、徒孙把住了戏园的前后门,不让警察进去。薛无法,只好亲自来到戏园,劝他不要唱。他却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据说,他这两场戏一共用去了三四千元。那时票友唱戏都是要花钱的。

1929年,袁克文在天津还应孙菊仙之邀,为修贡院筹款,假春和戏园义演了两天。与王庾生合演了《卸甲封王》和《议剑献剑》。1930年又为天津私立慈惠女校募捐,与溥侗、朱作舟等人于1月8日在春和戏园义演,剧目有朱作舟的《铁笼山》,袁克文与溥侗合演《搜山打车》,而压大轴的是袁克文和溥侗、尚小云、李寿山的《奇双会》,溥侗饰赵宠,尚小云饰李桂枝,李寿山饰李奇,袁克文饰李泰。这年冬某日,袁克文又义务事演戏于开明戏园。克文与王凤卿、王幼卿合演《审头刺汤》,张伯驹与溥侗演《战宛城》。张伯驹饰张绣,溥侗饰曹操,九阵风饰婶娘,钱宝森、许德义饰典章、许褚。夜已二时,戏尚未终,未至刺汤,遂散场。袁克文兴犹未尽,同至妓馆夜饮。天下雪,时求袁克文书者多,妓为研墨伸纸,袁克文左持盏而右挥毫,书毕已四时许,才冒雪归。袁克文与张伯驹各有《踏莎行》词记此事。

晚年生活

袁克文后来迁至天津旧英租界地租房居住,但仍过着风流的生活。及至后来,家庭生活比较拮据,遂以书写屏联及扇面字画等聊补不足。他的绘画也很有功夫,一些人慕名而来,生活到也能过得去。在天津,他又收了不少青帮徒弟,如李明德、杨子祥等人。而活动较多的还是参加戏曲演出活动,成为津京两地著名票友,并多为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募捐。此时他身体发胖,只演《审头刺汤》中的汤勤,《群英会》中的蒋干,《义剑》中的王允等。此外,袁克文与张伯驹等人不时还在天津国民饭店为词集唱和,名《蛇尾集》。后与沽上词人寇梦碧、陈机峰、张牧石作诗钟分咏,有《寒云·奇双会》一题,张伯驹曾书一联云:“洹上词余蛇尾集,褒城家住马头村。”下句乃《奇双会》戏词。袁克文亦曾演《奇双会》中之巡按李泰。

袁克文此时生活仍很荒唐,不久,他染上了猩红热,但还没好利索,他又到外边与一个妓女吃花酒,结果病又复发。家里人请来梁宝鉴先生给他治疗,而此时袁克文的病已无法医治。由梁宝鉴给打了一针强心针,他睁开眼,将身边的女儿家祉的手拉至自己床铺前,伤心流泪地说:“家祉,我这次回来,要工作了。我对不起你们,把你母亲遗弃了。你也这么大了,我把你母亲的相片给你,这才是你的生母,你的生母不是刘梅真。”然而他并未及说出家祉亲母的名子叫什么。后来袁家祉拿着相片偷偷去问别的长辈,才知自己的生母叫小桃红,然而却不知她在何处。

1931年旧历正月,袁克文病逝于天津河北区两宜里袁宅,终年42岁。

袁克文一生有钱便花,从不知理财,坐吃山空,至去世,人们只在他笔筒内找出了20元钱。但他的徒弟很多,又颇讲义气,且在青帮中他的辈份最高,他的后事皆由其徒弟们出钱办理。开吊的时候,由他的大徒弟杨子祥领头带孝子帽,全身皆穿重孝,“孝子”竟达200余人,皆是他的徒弟、徒子、徒孙以及天津军政要员、富豪巨贾,原北洋在天津居住的袁世凯旧属,连上海青帮也出资派人来天津奔丧。袁克文的灵前则整日哭声不断,一些相识的妓女,也系着白头绳来哭奠守灵。

这时,其兄袁克定竟然在多年不相往来的情况下,也来吊唁,险些闹出事来。原来此刻袁克文三妹袁叔祯也来吊唁,她是红帮的一个小堂主。对昔日其父称帝,袁克定欲害袁克文之事万分气恼,只认为袁克文一生流离坎坷,皆是其兄袁克定造成,此时见他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便把家属均支使开,令袁克文的徒弟们摆开阵势,欲在灵前将袁克定殴打一顿,为袁克文“报仇”。幸好刘梅真赶来,从中拦住,将众人斥散。袁克定吓坏了,只按众人之意,在灵前给袁克文叩头,完毕,也没敢坐,在刘梅真护送下赶忙返回北京,从此再不敢来津。

张伯驹书挽联曰:

天涯落拓,故国荒凉,有酒且高歌,惟怜旧日王孙,新淳涕泪;芳草凄迷,斜阳黯淡,逢复伤逝,忍对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其师、友、姻亲方地山挽联为: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无可奈何惟有死;生在天堂,能入地狱,为三太息欲无言。

张、方二人真谒袁克文知心。

出大殡时人达4000余,除请来天津的僧、道、尼以外,还派专人请来北京广济寺的和尚、雍和宫的喇嘛来念经,这样的规模,天津市数十年罕见。下葬时,从他住的两宜里到他墓地西沽,沿途搭了许多祭棚,各行各业的人都分头来吊祭,一时交通梗塞。

袁克文长子,娶方地山长女方初观女士。次子袁家彰,娶原清廷驻外公使吕海寰十女吕师竹女士,现夫妇居华盛顿入美国籍。三子袁家骝,娶吴健雄女士为妻,二人均为著名物理学家,入美国籍。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定居美国纽约。四子袁家楫,天津市政协委员。长女袁家怡(早殇),次女袁家祉,嫁原黑龙江都督段之贵之子段昭延,现居天津。三女袁家华,现居香港。

现袁克文坟莹由其子袁家楫迁到北郊赵庄子回民公墓。

1976年其子袁家骝从美国回国时,周恩来总理曾设宴款待他,并说:“你祖父(袁世凯)是政治家,你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对袁克文评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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