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州人对蜀汉政权的认同与拥护

在蜀汉建国初期，确实存在部分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的现象。

前面提到的广汉人李邈，他作为蜀中名士，曾当面嘲讽刘备强占益州：“振威［即刘璋］^[3]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刘备反问：“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谁知张邈又补了一刀：“匪不敢也，力不足耳。”就是这句话，给他带来杀身之祸，险些丧命。蜀郡人张裕在刘备得蜀后，凭借自身影响力，四处散布“刘氏祚尽”的消极言论。秦宓、费诗、来敏等人也都表达过不满。

但这都只是一时的愤慨。从根本上看，他们的不满只是作为刘璋旧臣，出于道义对刘备背信弃义的谴责，而非发自内心地敌视整个蜀汉政权。

事实上，当刘备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对整个益州人士群体采取怀柔政策之后，除了个别特例（张裕）外，绝大多数益州人士投入蜀汉政权的怀抱，并为后来蜀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是刘备与曹操在汉中会战的最艰难时刻，蜀汉军力不支，刘备发急信回成都请求支援。诸葛亮收到信后，询问蜀部从事杨洪如何回应，杨洪果断回答：“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支持诸葛亮尽发蜀地兵士为国征战。最终刘备成功夺下汉中。

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因夷陵大败，溯江而走，蜀将巴西人程畿断后。吴军追杀而至，有人劝程畿弃大船乘轻舟而逃，他断然拒绝：“吾在军，未曾为敌走，况从天子而见危哉！”他与吴军搏斗，英勇战死。后来杨戏作《季汉辅臣赞》，称其“立节明君”。

最感人的例子当属黄权。章武元年，刘备为关羽败亡之事东征吴国，曾经尤为敌视刘备的蜀中大将黄权主动请战，希望为大军先锋试探敌军虚实。刘备没有答应，让黄权驻扎江北，防备曹魏。后来蜀汉战败，黄权被断归路而被迫北投魏国。初到魏国时，曹丕问他是不是想像陈平、韩信背弃项羽投奔刘邦那样“舍逆效顺”，黄权答道：

臣过受刘主殊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

——《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

黄权的忠诚让曹丕极为感动，于是给予他优待：“拜为镇南将军，封育阳侯，加侍中，使之陪乘。”随后，又有传闻说，蜀汉要诛杀黄权的家人，曹丕建议黄权发丧，黄权却认定那是“虚言”，说：

臣与刘、葛［即诸葛亮］推诚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实，请须后问。

——《三国志》卷四十三《黄权传》注引《汉魏春秋》

事实上，蜀中确有人提议刘备降罪于黄权的家人，但刘备并未采纳，对待黄权的家人一切如初，还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

刘备病逝的消息传到魏国后，君臣幸灾乐祸，而黄权面无喜色。曹丕素来了解黄权对刘备的忠心，因而“察权有局量，欲试惊之”，数次遣使者传唤黄权，“累催相属”“交错于道”，黄权府上之人“莫不碎魄”，但黄权“颜色自若”。

就这样，一个原本敌视刘备的蜀中旧臣，却上演了一番真实的“身在曹营心在汉”。

除此几人外，最典型的当属益州大学士秦宓。他原本是对蜀汉政权怀有偏见的代表人物，但经过诸葛亮的真诚相待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敌视到发自内心地认同并拥护蜀汉政权。在后来三国史上闻名后世的那场辩论赛上，秦宓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

那时正是蜀汉和吴国重修于好之时。东吴名士张温出使蜀汉，诸葛亮与百官设宴相待，而秦宓姗姗来迟。张温认为秦宓有失礼节，便有意刁难，因此发起了辩论：

温问曰：“君学乎？”

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

温复问曰：“天有头乎？”

宓曰：“有之。”(www.xing528.com)

温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

温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

温曰：“天有足乎？”

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

这些对话看似只是对于“天”的无害争论，实际上却是对东（吴国）与西（蜀汉）谁为正统政权的犀利交锋。张温自诩饱学之士，发难于秦宓，结果没占到半点儿便宜。他随即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

温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

温曰：“何姓？”

宓曰：“姓刘。”

温曰：“何以知之？”

秦宓朗声回答：

“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

——《三国志》卷三十八《秦宓传》

面对张温咄咄逼人的攻势，秦宓淡定自若，“答问如响，应声而出！”最终张温败下阵来，“大敬服”。

由此可见，不管是杨洪、程畿、黄权还是秦宓，他们都代表了益州中高层人物对蜀汉政权的认同和拥护。而所谓益州本土人士始终排斥、敌视蜀汉政权的观点，只不过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反面教材，不足为信。

蜀汉政权内部从来没有发生过荆、益两派内斗的事实。除了这两个群体外，蜀汉内部还存在另一个特殊的“派系”——东州人。所谓东州人，指的是刘焉时期有“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其中包括不少名士，成为刘焉、刘璋帐下大臣。后来，东州人泛指在刘备集团入蜀前，就在益州立足的荆州等地人士。但是，并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这些东州人在后来蜀汉政权时期有过结党成派的行为。而刘备对这些东州人也委以重任，甚至不计前嫌。最典型的例子要属刘巴。

刘巴，字子初，原为荆州零陵人，因出身名门而看不起出身低微的刘备，还侮辱了他眼中的“兵子”张飞，惹怒了刘备。刘表病逝，荆州士人大多追随刘备，唯独刘巴北上投曹；刘备夺取荆南三郡后，时在零陵的刘巴特意辗转到益州为刘璋效力，其间还曾力劝刘璋不要邀请刘备入蜀，可见对刘备怨念之深。刘备攻破成都后，帐下人想替他出气杀了刘巴，刘备却下令：“有害巴者，诛其三族。”刘备对刘巴甚是礼遇，拜他为左将军，后来刘巴官至尚书令。

还有不少东州人甚至进入了刘备集团的核心圈子，如之前文章提到的法正和李严。法正本是三辅地区的扶风郿人，东汉建安年间为躲避战乱而入蜀投靠刘璋，是典型的“东州人”。顺便一提，法正还有个同乡和他一起入蜀，此人就是孟达。而身为与诸葛亮一样的托孤重臣，李严原是南阳人，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入荆州时赴蜀，被刘璋任命为成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