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周赧王十四至十九年》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三一三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魏襄王六年，韩宣惠王二十年，赵武灵王十三年，齐宣王七年，楚怀王十六年，燕王哙八年。

魏哀王（当作襄王）六年秦来立公子政为太子，与秦王会临晋。

（《六国表》，《魏世家》同，惟“来”误作“求”）［赵武灵王］十三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楚、魏王来，过邯郸。

（《赵世家》，《六国表》作“秦拔我蔺，虏将赵庄”）［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王与梁王会临晋。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秦本纪》，《樗里子列传》作“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伐虏赵将军庄豹，拔蔺”）　　案：赵庄，《赵世家》、《六国表》同《秦本纪》作庄。《樗里子列传》作庄豹，误也。《赵世家·正义》云：“庄一作芘”，更非。《赵策四》有“赵使赵庄合从欲伐齐”章，盖即此人。《燕策三》、《苏秦列传》苏代曰：“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所谓“赵庄之战”，即指此役，亦大战也。《苏秦列传·索隐》云：“肃侯二十二年赵庄与秦战败，秦杀赵庄河西。”肃侯二十二年所杀者乃赵?，非赵庄。设赵庄已见杀于肃侯时，何得前此二年犹使以谋合纵伐齐乎？

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樗里子击蔺阳，虏赵将。公子繇通封蜀。（《六国表》，“蔺阳”当即“蔺”）

当楚威王之时（“楚威王”当作“楚怀王”），越北伐齐，齐威王（当作“齐宣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图越之所为不伐楚者，为不得晋也。韩、魏固不攻楚。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则叶、阳翟危，魏亦覆其军，杀其将，则陈、上蔡不安。故二晋之事越也，不至于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所重于得晋者何也？”越王曰：“所求于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愿魏以聚大梁之下，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则齐、秦、韩、魏得志于楚也，是二晋不战而分地，不耕而获之。不此之为，而顿刃于河山之间，以为齐、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计，奈何其以此王也。”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毫毛而不见其睫也。今王知晋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王所待于晋者，非有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今楚众已分，何待于晋？”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越世家》）　　案：《越世家》系此事于越王无瞗时，谓越因此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瞗，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黄以周《史记越世家补并辨》（收入《儆季杂著·史说》）以为《越世家》所记大谬，谓楚灭越在楚怀王时，而不在楚威王时。“且遍考秦、汉古书，楚围徐州之年，并无三大夫围於中、景翠围南阳事”，“景翠于楚威王时未任用，至怀王屡使将兵，见《国策》。”黄式三《周季编略》因而校定齐使说越王为此年事。按曲沃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正当函谷关东北，原属魏国，魏襄王五年（即上年）为秦再度攻取。於中在今河南西峡县东，正当武关以东、楚方城以西地方，於中连同商密（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一带合称商於之地。此处原为楚地，此时已为秦所占有。魏、韩连年为秦所败，上年秦又大败韩军于岸门，主张合纵抗秦之犀首因大败而走，魏、韩被迫与秦“连横”。造成秦、魏、韩三国与楚、齐两国对峙之形势。秦所占有之曲沃与於中，成为秦从函谷关与武关伸向关东之左右矛头，对楚造成严重威胁。《秦策二》第一章谓“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当即是年事。齐宣王使人说越王曰：“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当在楚攻取曲沃之前。除此以外未见有楚围攻曲沃於中之事。与此同时，楚又使景翠统率大军驻屯于鲁、齐两国边境，以及韩之南边，即齐使者谓越王所谓“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景翠为当时楚之柱国，统军作战在楚怀王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楚怀王十七年景翠围攻韩雍氏，见于《韩世家·集解》所引《纪年》，秦因此助韩反攻景座，见于《六国表》韩宣惠王二十一年。景座即景翠，“翠”“座”乃一声之转。楚怀王二十一年秦攻韩宜阳，楚使景翠往救，景翠待秦攻拔宜阳之后进兵，秦因而赠以煮枣一地。见于《东周策》。楚怀王二十九年齐秦约攻楚，楚使景翠以六城败齐，并以太子横入质于齐。见于《楚策二》。据此可见，“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乃与“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相配合，用以对付秦之连横策略，图谋击退秦攻楚之策划。

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后秦欲伐齐，齐、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谓张仪曰：“吾欲伐齐，齐、楚方欢，子为寡人虑之奈何？”张仪曰：“王其为臣约车并币，臣请试之。”（以上一节，《楚世家》作“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此节以下《楚世家》大体相同）张仪南见楚王曰：“弊邑之王所说甚者无大大王（《楚世家》“说甚”作“甚说”，“无大”作“无先”），惟仪之所甚愿为臣者亦无大大王（《楚世家》“惟”作“虽”，“为臣”作“为门阑之厮”，“无大”作“无先”）。弊邑之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惟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楚世家》“惟”作“虽”）。今齐王之罪，其于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不得为臣也（“事王”原误作“事令”，“而”下无“令”字，今从王念孙校正。以上六句，《楚世家》作“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大王苟能闭关绝齐（《楚世家》作“王为仪闭关而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世家》作“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楚世家》作“如是则齐弱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楚世家》“利”作“富”），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说，宣言于朝廷曰：“不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楚世家》作“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得吾商於之地’”）群臣闻见者毕贺（《楚世家》作“群臣皆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世家》作“而陈轸独吊”）。楚王曰：“不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上节《楚世家》作“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王曰：“何也。”（《楚世家》无上节）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得而齐先绝（《楚世家》“齐”下有“交”字），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楚世家》此句下有“必轻楚矣”句）且先出地绝齐（《楚世家》“出地”下有“而后”二字，金正炜曰：“此当有后字，误脱也”），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楚世家》“且”作“则”，“受”作“见”）。受欺于张仪（《楚世家》“受”作“见”），王必惋之（《楚世家》“惋”作“怨”）。是西生秦患（《楚世家》作“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楚世家》下有“臣故吊”句）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世家》无“曰吾事善矣”以下九句）。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楚世家》作“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张仪至，称病不朝（《楚世家》作“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

“张子以寡人不绝于齐乎？”（《楚世家》作“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往詈齐王（《楚世家》作“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张仪知楚绝齐也，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楚世家》作“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使者曰：“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楚世家》作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仪曰：

“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楚世家》无此两句）使者反报楚王（《楚世家》作“即以归报怀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楚世家》作“兴师将伐秦”）。陈轸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楚世家》无此问对）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而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楚世家》作“吾国尚可全”）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楚世家》“交”下有“来天下之兵”五字），国必大伤。”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楚世家》作“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秦策二》第一章，《楚世家》怀王十六年与此大体相同，惟首节不同，结尾无以上三句，紧接“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云云，金正炜云：“杜陵当作杜阳”）秦欲伐齐，齐、楚从亲，于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说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说乎？”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齐必弱，齐弱则必为王役矣（《楚世家》作“如是则齐弱矣”）。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为利也（《楚世家》“利”作“富”），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说，宣言于朝廷曰：“不得商於之田方六百里。”（《楚世家》作“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得吾商於之地’”）群臣闻见者毕贺（《楚世家》作“群臣皆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世家》作“而陈轸独吊”）。楚王曰：“不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上节《楚世家》作“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贺。”王曰：“何也。”（《楚世家》无上节）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得而齐先绝（《楚世家》“齐”下有“交”字），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楚世家》此句下有“必轻楚矣”句）且先出地绝齐（《楚世家》“出地”下有“而后”二字，金正炜曰：“此当有后字，误脱也”），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楚世家》“且”作“则”，“受”作“见”）。受欺于张仪（《楚世家》“受”作“见”），王必惋之（《楚世家》“惋”作“怨”）。是西生秦患（《楚世家》作“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楚世家》下有“臣故吊”句）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使者未来，又重绝之。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世家》无“曰吾事善矣”以下九句）。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楚世家》作“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张仪至，称病不朝（《楚世家》作“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

“张子以寡人不绝于齐乎？”（《楚世家》作“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往詈齐王（《楚世家》作“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张仪知楚绝齐也，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楚世家》作“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使者曰：“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楚世家》作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仪曰：

“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楚世家》无此两句）使者反报楚王（《楚世家》作“即以归报怀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楚世家》作“兴师将伐秦”）。陈轸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楚世家》无此问对）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而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楚国不尚全乎？（《楚世家》作“吾国尚可全”）王今已绝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齐、秦之交也（《楚世家》“交”下有“来天下之兵”五字），国必大伤。”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楚世家》作“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秦策二》第一章，《楚世家》怀王十六年与此大体相同，惟首节不同，结尾无以上三句，紧接“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云云，金正炜云：“杜陵当作杜阳”）秦欲伐齐，齐、楚从亲，于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说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说乎？”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也，而两国之兵必至。善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阴合谋计也。”楚王曰：“愿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赂之。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

张仪至秦，详失绥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

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愿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出地于秦，取偿于齐也，王国尚可存。”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遂取丹阳。（《张仪列传》）［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张仪相楚。（《秦本纪》，《六国表》云：“楚怀王十六年张仪来相。”《楚世家》亦谓是年秦惠王“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张仪列传》亦云：

“秦欲伐齐，齐、楚从亲，于是张仪往相楚。……楚王……乃以相印授张仪。”）

　　案：《秦策二》第一章、《楚世家》与《张仪列传》所载，为同一事件之传说，当以《秦策》所述较为原始，《楚世家》已较《秦策》有增饰，《张仪列传》则更多增饰。《秦策》未有楚王授相印于张仪之说，《楚世家》、《张仪列传》授相印之说当出于夸张而增饰。

《秦本纪》言是年“张仪相秦”，《六国表》言张仪来相楚，皆不可信。楚使三大夫张九军北围秦之曲沃、於中，在楚进一步攻取曲沃之后，当张仪入楚进献“商於之地”时，双方正以大军相对峙，大战一触即发。楚怀王虽轻信张仪之欺诈，尚不能轻以相印授予正相对敌之国之相国。《秦策》仅言“乃使勇士往詈齐王”，《楚世家》作“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张仪列传》又讹作“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

　　又案：是时楚正以三大夫张九军北围秦之曲沃、於中。当此年齐助楚攻取曲沃之后，楚将进一步攻取於中，秦之形势颇为不利。秦因而遣使张仪入楚见怀王，进献楚正在围攻中之商於之地，以齐、楚绝交为交换条件。此为秦之缓兵之计，以待秦之进一步加强坚守商於之地之兵力，图谋向楚反攻。《楚世家·集解》云：“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水经·丹水注》亦云：“丹水径流两县（按指南乡、丹水）之间，於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谓以此也。”所谓“有商城在於中”，商城即春秋时代楚之商县。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於在今河南西峡县东，两地相邻，因而连称为商於之地。张仪为秦进献商於之地于楚，目的在于绝楚、齐之交，分解楚、齐“从亲”，使楚孤立，以便秦反攻楚军得胜。待齐、楚确实绝交之后，张仪目的已达，立即食言。商於之地不过两县，本无六百里之广纵。张仪所谓“商於之地六百里”，本为夸大之辞，食言而改称“广从六里”，乃欺人之谈。所谓楚怀王使一将军受地于秦，此一将军当即屈z。屈z原为“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秦之曲沃、於中”之一大夫，时屈z正率大军围困於中。及张仪食言，怀王大怒，兴师进攻，亦即命令屈z进攻所围之“商於之地”。《秦策》谓楚王举兵伐秦，楚兵大败于杜陵。

鲍彪以为杜陵属京兆，此说不确。杜陵乃因汉宣帝之陵所在而得名，在今陕西西安东南。战国时不应有杜陵之称，楚兵亦不能轻易攻至此地，杜陵二字当有讹误。《楚世家》以为因此怀王“十

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z、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张仪列传》同。

《屈原列传》亦云：“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z，遂取楚之汉中地。”丹、淅亦即丹阳，即指丹水东北之地，亦即“商於之地”东部。盖其时秦已有大败楚军之准备，当楚军攻入“商於之地”东部，即陷入秦军之重围，因而大惨败。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列传》）　　案：《屈原列传》云：“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云云，以为屈原见绌在楚怀王十六年，张仪入楚献商於之地之前。《新序·节士》第十九章则云：“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阑、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新序》以为屈原见放，在张仪入楚之后。并谓张仪入楚之前，屈原已为楚东使于齐，因而秦使张仪入楚货赂上官大夫等，共谮屈原。当以《屈原列传》所记为实，《新序》所述乃出于后人之增饰。

　　又案：梁玉绳《史记志疑》云：“王逸《离骚·序》云上官靳尚，盖仍《新序·节士》篇之误。考《楚策》靳尚为张旄所杀，在怀王世，而此言上官为子兰所使，当顷襄王时，必别一人。故《汉书·古今人表》列上官大夫五等，靳尚七等”，其说是也。钱穆《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云：“《姓纂》云：‘楚庄王少子兰为上官大夫，后以为氏。’庄王即顷襄王，子兰乃庄王弟，怀王稚子，此误。

《通志·氏族略》‘楚王子兰为上官大夫，因以为氏，秦灭楚，徙陇西之上絡’。亦以子兰为上官大夫，而上官则为邑名。”（《先秦诸子系年》第三八六页）其说非是。子兰与上官大夫非一人，《传》有明文。上官大夫与左徒同在朝列，则非县大夫，可知。考秦官有官大夫、五大夫等，此时楚亦已效之。《楚策一》“杜赫说楚王以取赵，王且予之五大夫”，可证。上官大夫盖即官大夫，称官大夫为上官大夫者，亦犹柱国或称上柱国也。

甘茂约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盖（金正炜云“相秦”当为“拒秦”之误），为楚和于秦，秦启关而听楚使。甘茂谓秦王曰：“怵于楚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魏不悦而合于楚，楚、魏为一，国恐伤矣。王不如使魏制和，必悦。王不恶于魏，则寄地必多矣。”（《秦策二》第十四章）　　案：金正炜曰：“按屈盖相秦无考。……《史记》楚怀王十七年秦败我将屈z，《索隐》云：z音盖，楚大夫。疑即此策屈盖，相秦当为拒秦之误。z未为秦虏之先，谋和于秦。考楚怀王十七年春，因张仪食言而不献商於之地，怀王怒，命屈z大举攻楚。

其时屈z不能违背王命而谋和于秦。屈z谋和于秦，必在张仪食言之前。”又秦嗣王（“又”读作“有”），敢用吉玉宣璧（“宣”读作“蠧”），使其宗祝邵?布愍告于不显大沈厥湫（“愍”董荄作“忠”，汝帖本无此字，郭沫若据《元至正中吴刊本》作“(”，谓通“檄”），以底楚王熊相之多鱙（“鱙”同“罪”，汝帖本缺此九字）。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缪力同心（“缪”郭沫若作“眀”，通“戮”），两邦以壹（“以”，董荄、郭沫若作“若”）绊以婚姻，?以斋盟（汝帖本缺此八字），曰W万子孙毋相为不利（“W”同“世”），亲?大沈厥湫而质焉（“?”同“仰”）。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淫失甚乱（“失”通“佚”，郭沫若作“)”，谓“夸”之异文），宣篬竞从（“篬”通“侈”，“从”通“纵”），变输盟制（“输”通“渝”，郭沫若“制”作“*”，谓古“约”字），内之则+虐不姑（“+”通“暴”，“姑”通“辜”，绛帖本作“辜”，《告巫咸文》亦作“辜”），刑戮孕妇，幽剌,戚（“,”通“亲”，郭沫若作“幽*,”，谓“*”同“约”，“或”同“馘”），拘圉其叔父，蜫者冥室椟棺之中（“者”通“诸”，自“变输”以下，汝帖本只有“刑剌不辜”四字），外之则-改厥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之光列威神（“列”通“烈”），而兼倍十八世之诅盟（“倍”通“背”），.者侯之兵以临加我（“.”通“率”，“者”通“诸”），欲2伐我社稷，伐鴋我百姓（“鴋”通“灭”），求蔑/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之癅祠、圭玉羲牲（“/”同“法”，通“废”，“羲”通“牺”，汝帖本缺自“/”以下十一字），逑取0边城新1及2、长、,（“逑”，董荄云：“一作逮”，郭沫若作“述”，谓通“遂”，“0”同“吾”，汝帖本缺“逑”“及”二字），0不敢曰可（“0”同“吾”，“可”通“何”）。今又悉兴其众，张矜3怒（董荄云：“3”巫咸本作“4”，郭沫若“矜”作“5”，“3”作“6”，读作“部”，又读“怒”作“弩”），饰甲底兵（“饰”通“饬”，“底”通“砥”），奋士盛师，以翨0边竞（“翨”通“逼”，“0”同“吾”，“竞”通“境”），将欲复其78（“7”通“?”，“8”同“迹”，郭沫若“8”作“逑”，谓通“求”），唯是秦邦之羸众敝赋，9:栈舆（“9”同“鱡”，郭沫若作“;”），礼使介老（郭沫若“使”作“?”，同“叟”），将之以自救也（绛帖本“也”作“<”，董荄云：“《告巫咸文》作?”）。亦应受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之几灵德赐，克剂楚师（汝帖本以下缺），且复略我边城，敢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著者石章（“者”通“诸”），以盟大神之威神。（《秦诅楚文》之《告大沈厥湫文》刻石，据容庚《古石刻拾零》所载《绛帖本》与《汝帖本》，参以郭沫若《诅楚文考释》所据《元至正中吴刊本》）　　案：《秦诅楚文》刻石三件，皆秦王使宗祝请神加殃楚王从而“克剂楚师”之文告，文辞相同，惟所祀之神不同。北宋时先后出土《告巫咸文》，嘉中出土于凤翔开元寺，《告大沈厥湫文》，治平中耕者得于朝那湫旁，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北，《告亚驼文》传出于洛阳，或谓亚驼即滹沱，但滹沱水非秦地，何以又出于洛阳，当出仿刻而作伪。原石与原拓，南宋时已不见。据记载，《告巫咸文》出土时有三十四字漫灭，但南宋之《绛帖》与《汝帖》所载以及《元至正中吴刊本》，皆字字完好，盖已经拼凑而翻刻。《汝帖本》较《绛帖本》字数略少，盖又有删节。一九三四年容庚据《绛帖本》、《汝帖本》所载《告巫咸文》与《告大沈厥湫文》，编入《古石刻拾零》，并有考释。后十年吴公望又影印《元至正中吴刊本》，一九四七年郭沫若又据以作《诅楚文考释》，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九卷）。

　　又案：《说文》云：“诅，襃也。”“襃”即“咒”之异文。诅有两种，一种是先结“盟”而后加“诅”，如《左传》襄公十一年季武子作三军，先盟于鲁僖公庙之大门，再诅于五父之衢。此后三桓多次先结“盟”而“加诅”，“诅”乃谓彼此在神前相约守盟而加祸于不守盟者。即郑玄所谓“以祸福之言相要曰诅”（见《诗经·小雅·何人斯·郑笺》）。另一种是对敌人咒骂而请神加祸于敌人，称为“诅”。如《左传》定公五年十月阳虎“大诅，逐公父?及秦遄，皆奔齐”。即在神前咒骂此两人而驱逐之。战国时秦、宋等国流行巫师咒诅敌国君王之巫术，甚至制造敌国君主之像，在神前咒骂而加以射击。如《燕策二》第一章记苏代约燕王，云：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写寡人，射其面。”《燕策二》第十一章记苏子谓齐王曰：“今宋王射天笞地，铸诸侯之象，使侍屏，展其臂，弹其鼻。”即指宋使用巫师咒诅敌国君王之巫术。如同以前彝族有此风俗，在与敌作战前，由巫师咒诅敌人，将草人写上敌人名字加以咒诅而打击。《秦诅楚文》言秦王使“宗祝”于巫咸、大沈厥湫等神前，咒骂楚王而欲加祸于楚王，从而克剂楚师。“宗祝”即是宗庙之祝，具有祷告鬼神并于神前咒骂敌人，请神加祸于敌人之巫师性质。《周礼·春官》有“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诅楚文》之载辞，当即出于宗祝邵?所作，用于咒诅楚王之巫术。《诅楚文》所以要告于巫咸与大沈厥湫，盖两者即为秦巫师所崇拜之天神与地癨。

　　又案：秦王于秦、楚大战之前，使宗祝邵?在雍祭祀巫咸、咒诅楚王而祈求“克剂楚师”，盖亦有其特定之原因。当时秦已迁都咸阳，但据《史记·封禅书》所载，秦所有祭祀上帝、天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之祠庙以及祖庙，皆在旧都雍（在今陕西凤翔县城以南）。秦王三年一度“郊见上帝”之礼，以及重大之典礼，皆必至雍举行。直到秦始皇时仍如此。据《秦始皇本纪》及《吕不韦列传》太史公赞语，九年四月秦王年二十二岁，因到雍，先“郊见上帝”，再到祖庙行冠礼，禣乘机作乱，矫太后玺发卒攻秦王所居之蕲年宫。郭沫若据苏轼之说，以为出土《告巫咸文》刻石之开元寺，即祈年宫之故基。“当更进一步获得一断定，即秦之祈年观所祀者为巫咸神。”此一推断不确。祈年宫为秦王行宫，何故祀巫咸耶？《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鳷、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又云：“（昆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諮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所谓登葆山、灵山，具有天梯性质，以巫咸为首之群巫所从升降上下，以沟通人间与天堂。古时巫医不分，群巫由此采得百药，与不死之药。巫咸为巫师之祖师，《说文》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为巫。”“巫”字甲骨文与金文皆作“}”，《诅楚文》中巫咸之“巫”，写法正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宗祝邵?本为巫师性质，在雍告于巫咸而举行咒诅楚王之巫术。盖巫咸原为巫师之祖师，能沟通人间与天堂而上通于天神，使巫术得以灵验而生效。

　　又案：宗祝邵?既在雍告于巫咸，而咒诅楚王，以上通天堂；又至朝那湫旁告于大沈厥湫而咒诅楚王，以为大沈厥湫能下达地宫。《史记·封禅书》记秦所祀名山大川之神，“湫渊祠朝那。”《汉书·地理志》亦载朝那有湫渊祠。《史记集解》引苏林曰：“湫渊在安定朝那县，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正义》引《括地志》曰：“朝那祠在原州平高县东南二十里。”在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即平凉县西北。《史记索隐》云：“即龙之所处也。”大沈厥湫为秦之水神，犹如实沈为晋之水神。《左传》昭公元年载晋侯有疾，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子产谓实沈为高辛氏之季子，迁于大夏。大夏亦为泽名，《淮南子·坠形训》云：“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古时祭河常以玉石沉于水中，实沈与大沈厥湫之名，即由此而来。古人以为河伯、水神为地宫之主宰，河伯、水神最能作祟。《秦始皇本纪》称秦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卜曰：“泾水为祟。”古时祝巫因而为“河伯娶妇”。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曾革除此风习，秦亦有此风习。《六国表》载秦灵公八年“城堑河濒。初以君主妻河”。《索隐》云：“谓初以此年取他女为君主，君主犹公主也。妻河，谓嫁之河伯。”河伯在古神话中，其神力几与上帝相等。殷人东夷皆重视河伯，卜辞中常见有燎于河，沉于河，埋于河之祭祀。秦原为嬴姓，出自东夷，因而亦重视河伯水神；大沈厥湫亦成为秦巫所崇拜之大神。

　　又案：《秦诅楚文》所咒诅之楚王，董荄推定为楚顷襄王，欧阳修则定为楚怀王，谓文中称楚王熊相，而《史记》作熊槐，盖传写之误。近人考释者皆以为楚怀王。郭沫若据《周官·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以为三公乃论道经邦之相位，楚怀王盖名槐而字相。文中称楚王“率诸侯之兵以临加我”，考释者皆谓指楚怀王十一年“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文中又称楚王“逑取吾边城新~及�、长、?，吾不敢曰可（“可”读作“何”）。今又悉兴其众”。容庚系此事于怀王十六年，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在秦相张仪入楚欺骗楚王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之后，怀王大怒而发兵西击秦。此说甚是。是时楚、齐原相联合，“楚三大夫张九军以围秦之曲沃、於中。”楚得齐之助，既攻取曲沃，正谋围攻“商於之地”，形势紧急，对秦甚不利。于是秦相张仪入楚，伪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既欲促使楚与齐绝交，瓦解齐、楚联盟，又作缓兵之计，以便秦调集大军作好反击歼灭楚军主力之准备。及楚与齐绝交，楚王不能得商於之地，于是大怒而向商於发动进攻，秦已作好反击歼灭楚军主力之准备。秦王使宗祝于神前咒诅楚王，而祈求“克剂楚师”，即在此时。所谓“逑取吾边城新~及�、长、?”，即指楚谋求攻取商於之地。考释者皆谓“�”即“於”，甚是。所谓“新~及�”，实即商於，长、?不过是附近之小地名。考此地之商，原名商密，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原为?之国都。?为秦、楚界上小国，楚成王时取得其地，改建为县，称为商县。楚成王尝使司马子西为商公。商於之地原为楚地，此时为秦所占有（详见拙作《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所附《楚国商县考》，《中国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新~疑即秦取得此商县后改名。秦惠文王常以新得之地改名，如秦惠文君六年“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十一年“更名少梁曰夏阳”。盖以阴晋之名有晋为国名，少梁之名有梁为国名，因而加以更改。商县改名为新~，盖秦已有地名商，即商鞅之封邑。因而将商县更名。此时秦、楚之间边城，惟商、於两城常连称，称为“商、於之地”，与此所谓“新~及�”相当。新~之即商改名，当可论定。

考《水经·丹水注》，谓丹水县故城西南有密阳乡，为古商密之地。又云：“丹水东南流至其县南，黄水北出芬山黄谷。”可见商密旁有黄水出黄谷。古“黄”与“皇”音同通用。盖商之改名新

~，即以水名为城名，此亦古代常见之通例。郭沫若改释“逑取吾边城新~及�、长、?”之“逑”为“述”，并读“述”为“遂”。以为楚怀王十一年六国攻秦时，“其他五国均损兵折将，而楚独略有获，此可补史之缺文”。其说非是。商於之地本属楚，为秦所攻占，此后楚未能克复。

　　又案：郭沫若谓所谓《秦诅楚文》之《亚驼文》一石，出于宋人仿刻，甚是。宋人所刻《绛帖》、《汝帖》中未收《亚驼文》。陈炜湛《诅楚文献疑》（《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以为《诅楚文》三石全出于唐、宋间，好事之徒所伪作，但其所提出四点可疑，尚不足以定为伪作。（一）陈氏谓文字可疑，《诅楚文》字体主要是小篆，而不是战国文字。其实，战国时已有两种字体，铜器所铸铭文、石刻文字，属于工整一体，为后来小篆之起源。铜器刻辞、应用器物上文字以及竹简、帛书，属于草率一体，即后来隶书之起源。《诅楚文》刻石，属于工整一体，当然与小篆相近。而且如今所见《诅楚文》已非原石原拓，皆出辗转摹写翻刻，难免混入后来字体。

（二）陈氏谓情理可疑，以秦、楚关系而论，楚无负于秦而秦常诈楚，理应楚诅秦而不该秦诅楚。殊不知咒诅敌国君主是当时流行之巫术，彼此相互咒诅而不讲是非曲直。（三）陈氏谓史实可疑，所谓秦穆公及楚成王以后“十八世之诅盟”，全属子虚乌有。

所罗列楚王之罪状，如同以往之“暴君”“混蛋”。殊不知此乃巫师咒诅敌国君主“倍盟犯诅”之辞，以史籍所载亡国君主之罪状强加于敌国君主，已成为当时流行之风习。例如宋亡国之君宋王偃之罪状，与殷王纣完全相同，详见顾颉刚《宋王偃的绍述先德》一文（收入《古史辨》第二册），与《诅楚文》列举楚王罪状亦类同。郭沫若依据《诅楚文》，确认楚怀王是“暴君”“混蛋”，固然不当；陈氏据此以为《诅楚文》出于伪作，亦不确。（四）陈氏谓词语可疑，通篇风格似袭《左传》文公十三年《吕相绝秦》文，有些词语是汉代以后才见使用，如“刑戮孕妇”则仿伪《古文尚书·泰誓》“刳剔孕妇”等。《诅楚文》本为巫师咒诅之辞，词语本多因袭前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此所谓《春秋》，即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当时《左传》已成君臣之政治读物，因而为《诅楚文》所因袭。伪《古文尚书》中“刳剔孕妇”，并非汉代以后才见，《墨子·明鬼下》已谓殷王纣“播弃黎老，贼诛孩子，楚毒无罪，刳剔孕妇”。伪古文乃抄袭《墨子》。前人亦已早有定论，若为唐、宋间文人所伪托，彼辈不知古人有用咒诅之巫术，捏造不出如此宗祝咒诅之文章。苏东坡《诗》云：“刳胎杀无罪，亲族遭圉绊，计其所称诉，何啻桀、纣乱。”即对此不能理解。

【附编】

曲沃负者（“负”通“妇”），魏大夫如耳母也。秦立魏公子政为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为太子纳妃而美（“哀”当作“襄”），王将自纳焉。

曲沃负谓其子如耳曰：“王乱于无别，汝胡不匡之？方今战国，强者为雄，义者显焉。今魏不能强，王又无义，何以持国乎？王中人也，不知其为祸耳。汝不言，则魏必有祸矣。有祸必及吾家，汝言以尽忠，忠以除祸，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间。会使于齐。负因款王门而上书曰：

“曲沃之老妇也，心有所怀，愿以闻于王。”王召入，负曰：“妾闻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妇人脆于志，窳于心，不可以邪开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号谥，所以就之也。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所

以开善遏淫也。节成然后许嫁，亲迎然后随从，贞女之义也。今大王为太子求妃，而自纳之于后宫，此毁贞女之行而乱男女之别也。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夏之兴也以涂山，亡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亡也以妲己。周之兴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梁端《校注》：“朝字衍”），关雎预见（“预见”原误“起兴”，从梁端据《文选注》、《诗考》引校改），思得淑女，以配君子。

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礼，则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为万物始。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天下大纲纪也。三者治则治，乱则乱。今大王乱人道之始，弃纲纪之务，敌国五六，南有从楚（“从”通“纵”），西有横秦，而魏居其间，可谓仅存矣。王不忧此，而从乱无别（“从”通“纵”），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国政危矣。”王曰：“善。寡人不知也。”遂与太子妃，而赐负三十钟。如耳还而爵之。王勤行自修，劳来国家，而齐、楚、强秦不敢加兵焉。（《列女传》卷三）　　案：秦来立魏公子政为太子，在魏襄王六年，此事当在六年后。所谓“齐、楚、强秦不敢加兵焉”，乃夸饰之辞，不可信。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三一二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魏襄王七年，韩宣惠王二十一年，赵武灵王十四年，齐宣王八年，楚怀王十七年，燕王哙九年。

魏襄王七年秦王来见于蒲坂关。四月，越王使公师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焉。（《水经· 河水注》引《纪年》）　　　案：蒲坂在今山西永济东，蒲坂关在蒲坂西南黄河西岸，与黄河东岸之临晋关相对。临晋在陕西大荔东，临晋关在临晋东北黄河东岸。此时蒲坂关为魏所有，临晋关为秦所有，乃秦、魏交界之主要关塞所在。《齐策六》第九章载即墨大夫见齐王建曰：“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纪年》言是年孟春“秦王来见于蒲坂关”。《秦本纪》言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王与梁王会临晋”，《魏世家》亦云哀王（当作襄王）六年“与秦会临晋”，所记当为一事。司马迁据《秦记》，谓秦王与梁王会于临晋关。《纪年》乃魏史，则谓秦王来见于蒲坂关。惟《纪年》载在此年，而《史记》载在上年，盖事在此年年初，《秦记》载于上年。

　　又案：“乘舟”为君王乘坐用以指挥水战之大船，如春秋时吴王有“乘舟馀皇”，见于《左传》昭公十年，馀皇为乘舟之名。此谓“乘舟始罔”，始罔亦当为乘舟之名。是年越王以乘舟及战舟三百、箭五百万赠予魏，盖用以支援魏对楚作战之需要。据《越世家》，是时齐使者游说越王曰：“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劝越王此时乘楚兵力分散而进攻，以为“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此者乎？”于是越遂伐楚。是年越以大批水战所需之军备支援魏国，即为“斗晋、楚”。　韩公仲相（鲍彪云四字衍，金正炜谓“当以韩公仲相齐为句，齐下当重齐字，公仲即韩珉，韩珉之相齐，屡见《策》及《史记》”，不确），齐、楚之交善，秦、魏遇（“秦”上原衍“秦”字，今删。鲍本作“秦与魏遇”），且以善齐而绝齐乎楚。楚王使景鲤之秦（“王”上原脱“楚”字，从鲍本补），鲤与于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鲤，恐齐以楚遇，为有阴于秦、魏也，且罪景鲤。为谓楚王曰：“臣贺鲤之与于遇也。秦、魏之遇也，将以合齐、秦而绝齐于楚也。今鲤与于遇，齐无以信魏之合己于秦而攻于楚也（金正炜曰：“攻字疑本作外”）。齐又畏楚之有阴于秦、魏也，必重楚。故鲤之与于遇，王之大资也。今鲤不与于遇，魏之绝齐于楚明矣（“明”上鲍本有“信”字。金正炜曰：“绝下衍齐字”）。齐、楚信之（鲍云“衍楚字”），必轻王，故王不如无罪景鲤，以视齐于有秦、魏，齐必重楚，而且疑秦、魏于齐。”王曰：“诺。”因不罪而益其列。（《韩策一》第二十一章）楚使者景鲤在秦，从秦王与魏王遇于境，楚怒。秦令周>谓楚王曰（“令”原误作“合”，“谓”作“为”，今从吴师道据别本改正）：“魏请无与楚遇而合于秦，是以鲤与之遇也。弊邑之于与遇善之，故齐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鲤而德周、秦。（《秦策四》第六章）楚王使景鲤如秦，客谓秦王曰：“景鲤，楚王所甚爱，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听则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听，则杀景鲤，更与不如景鲤者市（“者”原作“留”，姚注：“留，曾、刘一作者。”“市”字原脱。王念孙谓“者”字是，“者”下当有“市”字），是便计也。”秦王乃留景鲤。景鲤使人说秦王曰：“臣见王之权轻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来使也，闻齐、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与楚为昆弟国，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无楚也。齐、魏有何重于孤国也？楚知秦之孤，不与地而外结交诸侯以图（鲍本无“诸侯”二字），则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秦策四》第七章）

　案：《韩策一》第二十一章与《秦策四》第六章所记同为一事。

景鲤为楚怀王、顷襄王时亲于秦之外交大臣。是时景鲤出使于秦，“从秦王与魏王遇于境”，高诱注：“境，秦界也。”是年秦、魏两王相会于临晋关与蒲坂关，正是秦、魏两国界上之关，可知秦、韩两策所记必为是年之事。是时韩相为公仲，亲秦而赞助张仪连横之策略，齐、楚之交善，齐、楚与秦、魏、韩形成对峙局势，秦、魏两王相会于边境，“且以善齐而绝齐乎楚”，即计谋与齐联合，而使楚与齐绝交。楚使景鲤从秦王与魏王相会于边境，楚王恐“齐以楚遇，为有阴于秦、魏也，且罪景鲤”。可知是时楚王甚重视齐、楚之交。楚王轻信张仪进献商於之地而与齐绝交，当在此次秦、魏两王相会之后。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围雍氏。（《秦本纪》，《田世家》于盡王十二年亦云“楚围雍氏”，实为齐宣王八年）

楚围雍氏，韩令冷向借救于秦（《韩世家》作“韩求救于秦”），秦为发使公孙昧入韩（《韩世家》“为”上有“未”字，当是。当读“秦未为发”为句）。公仲曰：“子以秦为将救韩乎？其不乎？”（《韩世家》“将”作“且”，无“其不乎”句）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于南郑、蓝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殆不合军于南郑矣。’”（《韩世家》作“请道南郑、蓝田，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奈何？”（《韩世家》作“子以为果乎？”）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谋（《韩世家》“谋”作“智”），楚威王攻梁，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梁，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劲魏’（《韩世家》“劲魏”作“到之”。《索隐》云：“到，欺也”），于是攻皮氏，魏氏劲，威王怒（《韩世家》无以上三句），楚与魏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也其将扬言救韩（鲍本“扬”作“阳”，当是。《韩世家》作“今其状阳言与韩”），而阴善楚（《韩世家》“而”作“其实”），公恃秦而劲（鲍本“恃”作“待”，《韩世家》作“公待秦而到”），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公战胜楚，遂与公乘楚，易三川而归（《韩世家》“易”作“施”，《正义》云：“施犹设也”）。公战不胜楚，塞三川而守之（鲍本“塞”上误多“楚”字），公不能救也。臣甚恶其军（《韩世家》作“窃为公患之”）。司马康三反之郢矣（《韩世家》“康”作“庚”，《集解》引徐广曰：“一作唐”），甘茂与昭?遇于境（“?”原误作“献”，《韩世家》作“鱼”，《索隐》引《战国策》作“昭?”，今据以改正。“?”“鱼”同音通用，昭鱼，《集解》引徐广曰：“楚相国”，《韩世家》“境”作“商於”，盖商於乃楚之边境），其言曰收玺，其实犹有约也。”（《韩世家》“其实”作“实类”）公仲恐，曰：“然则奈何？”对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以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鲍本“以”上补“臣”字，姚云：“刘去以字”，《韩世家》无“以”字）。秦必委国于公以解伐（《韩世家》作“齐、楚必委国于公”），是公之所以外者仪而已（《韩世家》“以外”作“恶”），其实犹之不失秦也。”（《韩策二》第二章，《韩世家》误系于韩襄王十二年，并云：

“于是楚解雍氏围。”）　　案：《韩世家》系此章于韩襄王十二年下，《集解》徐广曰：

“《秦本纪》惠王后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齐盡王十二年皆云：‘楚围雍氏’，《纪年》于此亦说‘楚景翠围雍氏，韩宣王卒，秦助韩共败楚屈丐’，又云：‘齐、宋围煮枣’，皆与《史记·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则此……说‘楚围雍氏’以下是楚前围雍氏，赧王之三年事。”《正义》曰：“徐说非也，徐见下文云：‘先身而后张仪’及‘公所恶者张仪也’，言张仪尚存楚又两度围雍氏，故生此前后之见，甚误也。然是公孙昧却述张仪时事，说韩相公仲耳。”余考徐说是也。公孙昧语辞，固非追述张仪时事，至韩襄王十二年不仅张仪已死十年，甘茂亦已去秦六年，史公固误以楚前围雍氏事，系于后围雍氏之役耳。

　　又案：《韩世家》所载公孙昧转述秦王之言，与《韩策》不同，云：“请道南郑、蓝田，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吴师道据此云：“按《史》止作殆不合矣，无军于南郑四字，窃谓《史》为是。”黄丕烈又云：“此当读殆不合为一句，军于南郑矣一句，言待楚、韩之胜也。”而程恩泽又谓：“就本《策》言之，当以上南郑为汉中，下南郑为新郑。”今案程说不当，上下文同一“南郑”，不应分指两地。秦王言“请道于南郑、蓝田以入攻楚，出兵于三川以待公”，盖秦分三路进军，一军由南郑攻楚汉中，一军由蓝田出武关至商於攻楚于中原，另一军由三川以救韩，前二路欲乘此时机“入攻楚”，即攻入楚境，后一路在三川以待楚、韩决胜负，故公孙昧谓“秦王必祖张仪之故谋”。

《纪年》于此亦说楚景翠围雍氏。韩宣王卒，秦助韩兵败楚屈丐，又云：齐、宋围煮枣，皆与《史记·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合。（《韩世家·集解》引徐广曰）

韩宣惠王三十一年秦助我攻楚，围景痤。（《六国表》）

　　案：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据《韩世家》“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z”，谓《纪年》当云韩助秦，今云“秦助韩，传钞误也”。非是。《史记会注考证》又谓《六国表》“秦助我”乃“我助秦”之误。

中华书局出版之《史记》标点本据此改《六国表》，大误。是年韩、魏从秦张仪连横策略，秦、韩、魏与齐、楚成对峙之势，楚发大军一面围韩雍氏，一面攻秦商於之地。秦、韩合力于雍氏、商於两地反攻，一面反包围楚将景翠于雍氏，一面又共败楚将屈z于商於，因而《六国表》之《韩表》云：“秦助我攻楚，围景痤。”景痤即景翠，“翠”“痤”声转通用。《纪年》乃魏史，亦云：“秦助韩共败楚屈丐。”屈丐即屈z，并非《纪年》与《六国表》有误。

［韩宣惠王］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是岁，宣惠王卒，太子仓立，是为襄王。（《韩世家》）［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楚世家》）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通侯执皀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师袭秦，战于蓝田，又却。此所谓两虎相据也。

（《楚策一》第十八章策士所造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秦取楚汉中，再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至邓，楚王引归。（《秦策四》第一章）日者，秦、楚战于蓝田，韩出锐利以佐秦，秦战不利，因转而与楚，不固信盟，唯便是从。（《赵策一》第十一章秦王谓公子仲）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大战，楚大败，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张仪列传》）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屈原列传》）　　案：《楚世家》、《张仪列传》、《屈原列传》皆谓张仪见楚怀王进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食言，怀王使屈丐攻秦，所攻即为商於之地，陷入秦之重围，因而在丹阳大败。据《韩策二》第二章，此时秦分三路进军，一由南郑攻汉中，一由蓝田出武关进攻，一由三川以救韩。大败屈丐者，当即由蓝田出武关之秦军。同时由南郑攻汉中之秦军与之配合，取得汉中。《张仪列传》谓“秦、齐共攻楚”，不确，当为“秦、韩共攻楚”。

齐、宋围煮枣。（《韩世家·集解》徐广引《纪年》）齐、宋攻魏，楚回（通“围”）翁氏（即雍氏，《田世家》作“伐魏，楚围雍氏”），秦败屈*（《田世家》作“屈丐”）［苏秦］胃（通“谓”）陈轸曰（“苏秦”两字原无，《田世家》作“苏代”，今按帛书下文称“今者秦立于门”，可知是苏秦而非苏代。《田世家》“陈轸”作“田轸”。“陈”“田”通用）：“愿有谒于公（《田世家》“愿”上有“臣”字，当为衍文，苏秦与陈轸无臣属关系，不应自称为臣），其为事甚完，便楚，利公（《田世家》“便”误作“使”），成则为福，不成则为福（《田世家》作“不成亦为福”，“则”当“亦”字之误）。今者秦立于门（《田世家》“秦”作“臣”），客有言曰：

魏王胃（通“谓”）韩?、张义（通“仪”）（《田世家》“?”作“冯”，《集解》徐广曰：“韩之公仲侈也。”“侈”即“?”字之误，“朋”“冯”乃一声之转）煮枣将将榆（“枣”原写作“棘”，“榆”通“渝”。《田世家》作“煮枣将拔”），齐兵有（通“又”）进（《田世家》“有”作“又”），子来，救［寡］人可也（“寡”字原脱，据《田世家》校增，《田世家》“也”作“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枝（“枝”通“支”，《田世家》作“拔”）@（通“转”）辞也（《田世家》作“此特转辞也”）。秦、韩之兵毋东，旬余，魏是（通“氏”）@，韩是（通“氏”）从（《田世家》作“则魏氏转韩从秦”）。秦逐张义（通“仪”），交臂而事楚（《田世家》作“事齐、楚”），此公事成也。”陈轸曰（《田世家》作“田轸”）：“若何史（通“使”）毋东？”（《田世家》作“奈何使无东”）合（通“答”）曰（《田世家》作“对曰”）：“韩?之救魏之辞（《田世家》“?”作“冯”），必不胃（通“谓”）郑王曰（《田世家》“郑王”作“韩王”）：‘?以为魏’（《田世家》“?”作“冯”），必将曰（《田世家》无“将”字）：‘?将@（通“专”）三国之兵（《田世家》在此句上有“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却齐、宋”），乘屈*之敝（《田世家》作“弊”），南割于楚，故地必尽。’（《田世家》作“故地必尽得之矣”）张义（通“仪”）之救魏之辞，必［不］胃（通“谓”）秦王曰：‘义（通“仪”）以为魏’，［必将］曰（《田世家》作“必曰”，按上文例，当作“必将曰”）：‘义（通“仪”）且以韩、秦之兵东巨（通“拒”）齐、宋（《田世家》“巨”作“距”），义（通“仪”）［将］@（通“抟”）三国之兵，乘屈*之敝，［东割于］楚，名存亡［国，实伐三川］而归，此王业也。’公令楚［王与韩氏地，使］秦制和，胃（通“谓”）秦王曰：

‘［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韩］是（通“氏”）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何（《田世家》作“韩冯之东兵之辞且谓奈何”）’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韩以窘］魏，魏是（通“氏”）不敢不听（《田世家》作“魏氏不敢东，是孤齐也”，下有“张仪之东兵之辞且谓何”），韩欲地而兵案（《田世家》作“秦、韩欲地而兵有案”），声□发于魏（《田世家》“声”下作“威”字），魏是（通“氏”）□□□□□□□□（《田世家》作“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魏是（通“氏”）［转］，秦、韩争事齐、楚，王欲毋予地（《田世家》作“楚王欲而无与地”），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秦、韩之王劫于韩?、张义（通“仪”）而东兵以服魏（《田世家》“服”上有“徇”字），公常操□芥而责于［秦、韩］（《田世家》“□芥”作“左券”），此其［善于］公而恶［张］义（通“仪”），多资矣（《田世家》“张仪”作“张子”）。”（以上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二《苏秦谓陈轸章》，缺文俱据《田世家》增补。据此可知，司马迁作《田世家》所据史料与此帛书相同，惟将苏秦改作苏代，并改“齐、宋攻魏”为齐“伐魏”）　　案：煮枣在今山东东明县南。盖齐、宋合军围煮枣，与楚围雍氏同时。秦使樗里疾率军入三川，先与韩解雍氏之围，并与韩协助秦将魏章大败楚将屈z于丹阳，然后疾又以秦与韩、魏三国之兵东进，即所谓“张仪救魏”，“张仪东兵”，从而解煮枣之围，大败齐师于濮上，又助魏攻燕，又与魏攻卫。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斩首八万；又攻取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濮。助魏攻燕。（《秦本纪》，“濮”原误作“满”，据《六国表》、《齐策六》改正。《六国表》作“庶长章击楚，斩首八万”）［南郑］县，故褒之附庸也……至六国时，楚人兼之。怀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二年（当作三年），秦惠王置汉中郡……即汉中郡治也。（《水经·沔水注》）　　案：《秦本纪》原作“东攻齐到满”，《正义》云：“满或作蒲，秦将姓名也。”据《六国表·魏表》，是年“击齐，虏声子于濮”，《齐策六》第七章“濮上之事，赘子死，章子走”，可知“满”“蒲”皆“濮”字之形误。据《六国表》，是年魏击齐至濮，《齐策六》记濮上之事，盼子谓齐王曰：“不如易余粮于宋，宋王必说，梁氏不敢过宋伐齐”。可见伐齐到濮者为魏而非韩。《秦本纪》“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助韩”当是“助魏”之误。

［秦惠王二十六年樗里子］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

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樗里子列传》）　　案：魏章是时为庶长，《秦本纪》称为庶长章。樗里子是时亦为庶长，《秦本纪》称为庶长疾。魏章为秦击楚于丹阳之主将。

樗里疾为秦入三川助韩、魏反击楚、齐之主将，先解韩雍氏之围，又合韩军助魏章大胜楚师于丹阳，继而又解魏煮枣之围，合魏军大胜齐师于濮上。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王见而说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

（《甘茂列传》）

　　案：甘茂当为秦由南郑东进汉中之主将。当魏章乘大胜于丹阳之余威，南下攻取汉中时，甘茂与之配合略定汉中地。

魏章率师及郑师伐楚，取上蔡。（《水经·汝水注》引《纪年》）　　案：《水经注》引此条未记年，今本《纪年》系于周显王二十三年，即魏惠王二十四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从之，不足信。

魏章乃随张仪由魏入秦而为将者，秦武王即位初，张仪与魏章同时被逐走。魏章为秦逐走在魏襄王九年，距魏惠王二十四年已有三十六年。马非百《秦集史·国君纪事》十五系此条于秦惠王更元十三年魏章与韩师大胜楚于丹阳之后。此说可从，盖魏章乘胜，率秦师及韩师进而攻取上蔡。

［魏哀王］（当作魏襄王）七年攻齐，与秦伐燕。（《魏世家》）魏哀王（当作魏襄王）七年，击齐，虏声子于濮，与秦击燕。（《六国表》）濮上之事，赘子死，章子走。盼子谓齐王曰：“不如易余粮于宋，宋王必说。梁氏不敢过宋伐齐，齐固弱，是以余粮收宋也。齐国复强，虽复责之宋，可；不偿，因以为辞而攻之，亦可。”（《齐策六》第七章）　　　案：顾观光据《六国表》，以为“赘子”即“声子”之误。

［魏］襄王七年韩明率师伐襄丘。（《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案：“明”当为“朋”之误。韩朋即公仲朋，时为韩相。襄丘时为楚地，《水经·济水注》又引《纪年》云：“襄王十年楚庶章率师来会我，次于襄丘。”襄丘在濮水之南，当煮枣之西北，与韩、魏交叉接壤。韩攻楚之襄丘，疑亦在秦、魏联合大败齐师于濮上之时，盖韩正与秦、魏连横而谋击败齐、楚。

　　又案：是年秦相张仪迫使韩、魏与秦连横而斗齐、楚，形成秦、韩、魏三国与齐、楚混战之局势。年初，楚既围韩之雍氏，又攻秦占有之商於之地，齐亦以齐、宋联军合围魏之煮枣。秦于是发大军分三路出击。一路由蓝田出武关至商於应战，一路由南郑攻取楚之汉中地，一路出函谷关?塞入三川，与韩、魏联合反击楚、齐两国之军。秦庶长樗里疾率大军入三川，先与韩反攻楚将景翠于雍氏，继又与韩军协助庶长魏章大败楚将屈丐于商於之丹阳，斩首八万，擒杀屈丐，后又助魏反攻，合围煮枣之齐师。

大败齐师于濮上，虏齐将声子，又败走齐将匡章。楚乘秦大军东进之机，深入袭击至秦之蓝田，因韩、魏联军南下攻至邓而退兵。

邓在今湖北襄樊市北。此为秦与楚、齐两大国初次大规模交战，结果楚、齐大败，楚因而失去汉中之地。张仪在秦推行之连横策略，因而取得成功。

［赵武灵王］十四年赵何攻魏。（《赵世家》）

齐宣王八年杀其王后。（《田世家·索隐》引《纪年》）

【附编】

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故往见郭隗先生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郭隗先生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诎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学，则百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嘿，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奋击，稴藉叱咄（吴师道云：“稴当作A。”），则徒隶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诚博选国中之贤者而朝其门下，天下闻王朝其贤臣，天下之士，必趋于燕矣。”昭王曰：“寡人将谁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

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闵王出走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独莒、即墨。（《燕策一》第十二章，《燕世家》略同，《说苑·君道》、《新序·杂事三》有大体相同之章节）　　案：《燕策一》、《燕世家》皆谓燕昭王即位后师事郭隗，“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说苑·君道篇》第二十二章又谓：“居三年，苏子闻之，从周归燕；邹衍闻之，从齐归燕；乐毅闻之，从赵归燕；屈景闻之，从楚归燕。四子毕至，果以弱燕并强齐。”《说苑·尊贤篇》亦云：“燕昭王得郭隗，而邹衍、乐毅以齐、赵至，苏子、屈景以周、楚至。”凡此皆策士臆造之说而为游说之士张目者。《孟子荀卿列传》云：“是以邹子（即邹衍）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亦不可信。据《赵世家》剧辛为燕将，于赵悼襄王三年为赵将庞眗所擒，时为燕王喜十三年，计去昭王即位已七十年，去昭王伐齐亦已四十二年。

梁玉绳《史记志疑》已谓剧辛来燕不能在昭王即位时。钱穆《邹衍考》更谓：邹衍至赵见平原君，在信陵君破秦存赵之后，事见《平原君列传》，其时梁惠王死已七十二年，燕昭王亦已死二十二年。邹衍与剧辛同僚，见于《韩非子·亡征》，因而断言：“其自齐赴赵，当齐王建时，在平原君晚节，自赵往燕，则仕燕王喜，绝不与齐宣、燕昭相涉，史公云云，盖误于燕、齐方士之说耳。”并谓：

“昭王招贤，时仅有一乐毅耳。邹衍、剧辛皆在后，《史》《策》为盛言士争趋燕，遂误攀后来者为说，非情实也。”（《先秦诸子系年》第四三八至四四一页）其实，乐毅亦非因昭王招贤而来者。《乐毅列传》称：乐毅为魏将乐羊之后，魏文侯封乐羊于中山之灵寿，其子孙因家焉。赵灭中山之后，而赵人举之，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适魏，后为魏昭王使于燕。可知乐毅由赵经魏入燕，已在沙丘之乱以后，已是燕昭王十七年以后事，并非在燕昭王即位之初招贤之时。《资治通鉴》记“昭王以乐毅为亚卿，任以国政”，在周赧王三年，不确。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三一一年）

　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魏襄王八年，韩襄王元年，赵武灵王十五年，齐宣王九年，楚怀王十八年，燕昭王元年。

张仪相秦，谓昭雎曰：“楚无鄢郢汉中，有所更得乎？”曰：“无有。”曰：“无昭过、陈轸，有所更得乎？”曰：“无所更得。”张仪曰：“为仪谓楚王逐昭过、陈轸，请复汉中。”（以上两“昭过”，姚本误作“昭雎”，今从鲍本。“请复汉中”原误作“请复鄢郢汉中”，盖涉上而误衍“鄢郢”两字，今删）昭雎归报楚王，楚王说之。有人谓昭过曰（“昭过”，姚本亦误作“昭雎”，今从鲍本）：“甚矣！楚王不察于名者也（“名”上姚本原衍“争”字，今从鲍本）。韩求相工陈籍而周不听（“工陈籍”原误作“工师籍”，从金正炜据《东周策》第十章改正），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听，何以也？周曰：是列县畜我也。今楚，万乘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今仪曰：逐君与陈轸，两王听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仪重于韩、魏之王也。且仪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贵富者魏也，欲为攻（“攻”通“功”）于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绝其交，内逐其谋臣，陈轸夏人也，习于三晋之事，故逐之则楚无谋臣矣。今君能用楚之众，故亦逐之，则楚众不用矣，此所谓由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见臣于王，请为王使齐交不绝，齐交不绝，仪闻之，其效汉中必缓矣（“汉中”上原衍“鄢郢”二字，今删），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楚策一》第十九章）　　案：张仪尝为秦攻取魏之曲沃等地，旋而以曲沃等地归还于魏，迫使魏与秦连横，并为魏相而逐走惠施。此时张仪又施故技，欲以新攻取之汉中归还于楚，逐走楚将昭过与谋臣陈轸，迫使楚与秦连横，但此谋未得逞。当时秦大臣甘茂即反对以汉中归还于楚。见《秦策一》。

张仪欲以汉中与楚，请秦王曰：“有汉中蠹，种树不处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财，则伤本（吴师道云：“疑当云：种树不处则伤本，家有不宜之财，人必害之”）。汉中南边为楚利，此国累也。”甘茂谓王曰：“地大者固多忧乎？天下有变，王割汉中以和楚，楚必畔天下而与王。王今以汉中与楚，即天下有变，王何以市楚也？”（《秦策一》第九章）　［楚怀王］十六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愿也。”仪遂使楚。（《楚世家》，《屈原列传》略同，作“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云云。《张仪列传》大体相同，惟作“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云云）楚怀王拘张仪，将欲杀之，靳尚为仪谓楚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之无秦也，楚必轻矣。”又谓王之幸夫人郑袖曰：“子亦自知且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尚曰：“张仪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爱女而美，又简择宫中佳丽好玩习音者，以飀从之（“丽”上原衍“玩”字，从鲍彪删。“飀”同“欢”）。资之金玉宝器，秦以上庸六县为汤沐邑，欲因张仪内之楚王，楚王必爱（金正炜谓“爱当为受”）。秦女依强秦以为重，挟宝地以为资，势为王妻以临子（“子”原误作“于”，从金正炜校正）。楚王惑于虞乐，必厚尊敬亲爱之而忘子，子益贱而日疏矣。”郑袖曰：“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张子，张子得出，德子无已时，秦女必不来，而秦必重子。子内擅楚之贵，外结秦之交，畜张子以为用，子之子孙必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楚策二》第五章，《楚世家》、《张仪列传》略同，惟《张仪列传》增出一节云：

“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张仪之楚贫，舍人怒而欲归。张仪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归，子待我为子见楚王。”（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谓“待”上“子”字当为“乎”之讹）当是之时，南后郑B贵于楚，张子见楚王，楚王不说。张子曰：“王无所用臣，臣请北见晋君。”楚王曰：“诺。”张子曰：“王无求于晋国乎？”王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张子曰：“王徒不绝色耳？”王曰：“何也？”张子曰：“彼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国也，未尝见中国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独何为不好色也？”乃资之以珠玉。南后郑B闻之大恐，令人谓张子曰：“妾闻将军之晋国，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郑B亦以金五百斤。”张子辞楚王曰：“天下关闭不通，未知见日也。愿王赐之觞。”王曰：“诺。”乃觞之。张子中饮，再拜而请曰：“非有他人于此也，愿王召所便习而觞之。”王曰：“诺。”乃召南后郑B而觞之，张子再拜而请曰：“仪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仪行天下遍矣，未尝见人如此其美也。而仪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释之，吾固以为天下莫若是两人也。”（《楚策三》第四章）　楚王将出张子，恐其欺己也。靳尚谓楚王曰：“臣请随之，仪事王不善，臣请杀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谓张旄曰：“以张仪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穷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仪也，彼仪穷则子重矣。楚、秦相难，则魏无患矣。”张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构兵而战。秦、楚争事魏，张旄果大重。（《楚策二》第六章）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屈原列传》）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楚世家》）　　案：《张仪列传》谓“张仪既出”之后，“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与秦亲。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韩王听仪计。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武信君。使张仪东说齐盡王……齐王……乃许张仪。张仪去，西说赵王……赵王许张仪，张仪乃去。北之燕，说燕昭王……燕王听仪。仪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资治通鉴》据此记载于是年。此皆后世策士所伪托，并不可信。《张仪列传》所记张仪游说楚、韩、齐、赵、燕等国君王之辞，见于《楚策一》第十八章、《韩策一》第六章、《齐策一》第十七章、《赵策二》第三章与《燕策一》第六章。其游说辞之内容，皆张仪不及见之事，如说齐王曰：“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而再胜秦，四战之后，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胜秦之名，而国破矣。”所谈已是战国末年赵将李牧抗秦之战役。又如说赵王曰：“今寡君有微甲钝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迎战邯郸之下。”而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相，专权擅势。”所称先王已是赵武灵王。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指出：

“盖《史》载仪说列国，皆本于《策》，多不可信。《经史问答》云：秦所取六国之地，韩、魏最先，次之者楚，其后及赵，然所取必其为秦之界上。今《策》言张仪一出，赵以河间为献，燕以常山之尾五城为献，齐以鱼盐之地三百里为献，非不识地理之言乎？”钱穆《张仪卒乃魏哀王九年非十年辨》亦云：“又考《仪传》及《楚世家》张仪以楚怀王十八年重至楚，是年即秦惠王末年。楚囚张仪，既而释之，仪得返秦，值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已不悦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遂至魏，以魏哀王九年五月卒，即秦武王之元年也。计其自秦至楚，复返秦而至魏以卒，前后最多不出十七月，其间更无时北说韩、东说齐，又西说赵而北说燕甚明。且仪之去楚，怀王已悔之，使人追仪勿及。时齐尤恶张仪，仪决不敢幸脱楚祸，复说齐、赵；且张仪去秦，乃见逐于武王，又何为之说六国令相率事秦哉？余观仪生平足迹所到，仅为魏、秦、楚三国，燕、齐非所及。”（《先秦诸子系年》第三八一至三八二页）魏哀王（当作襄王）八年围卫。（《六国表》）［魏襄王］八年翟章伐卫。（《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魏哀王］（当作襄王）八年伐卫，拔列城二。卫君患之，如耳见卫君曰：“请罢魏兵，免成陵君，可乎？”卫君曰：“先生果能，孤请世世以卫事先生。”如耳见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阏与，约斩赵，赵分而为二，所以不亡者，魏为从主也。今卫已迫亡，将西请事于秦。与其以秦j卫（“j”读作“释”），不如以魏j卫。卫之德魏必终无穷。”成陵君曰：“诺。”如耳见魏王曰：“臣有谒于卫，卫故周室之别也，其称小国，多宝器。今国迫于难，而宝器不出者，其心以为攻卫j卫，不以王为主，故宝器虽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窃料之，先言j卫者，必受卫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见魏王。魏王听其说，罢其兵，免成陵君，终身不见。（《魏世家》）　　案：是年秦将樗里疾既助魏解煮枣之围，大败齐师于濮上，又助魏伐卫。魏将翟章拔卫列城二，樗里疾则围卫之蒲。如耳见魏成陵君曰：“今卫已迫亡，将西请事于秦。与其以秦?卫，不如以魏?卫。”盖是时秦、魏正合军攻卫。《赵策四》第十章谓：翟章从梁来，赵王延之为相，辞不受。田驷谓柱国韩向曰：“臣请为卿刺之，客若死，则王必怒而诛建信君。”建信君为赵孝成王之封君，距此有五十年左右，则此从梁入赵之翟章，当为一另外同名之人。

秦褚里疾围蒲不克而秦惠王薨。（《樗里子列传· 索隐》引《纪年》）　

秦攻卫之蒲（《樗里子列传》作“昭王元年樗里子将伐蒲，蒲守急，请胡衍”），胡衍谓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为秦乎？以为魏乎？为魏则善，为秦则不赖矣。卫所以为卫者，以有蒲也。今蒲入于秦（“秦”原误作“魏”，吴师道云：“一本作秦。”《樗里子列传》作“今伐蒲入于魏，卫必折而从之”，《索隐》曰：“《战国策》云：今蒲入于秦，卫必折而入于魏，与此文相反也。”则《策》文原本作“秦”，后人据《史记》而误改作“魏”。今从王念孙据以改正），卫必折于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卫于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将观公之事，害秦以善魏（《樗里子列传》“善”作“利”），秦王必怨公。”（《樗里子列传》作“王必罪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释蒲勿攻，臣请为公入戒蒲守（《樗里子列传》作“臣试为公入言之”），以德卫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谓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樗里子列传》作“必拔蒲”），今臣能使释蒲勿攻。”（《樗里子列传》“今臣”作“衍”）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镒焉（《樗里子列传》作“蒲守恐，因再拜曰：‘愿以请’，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诚去，请厚子于卫君。”（《樗里子列传》作“秦兵苟退，请必言子于卫君，使子为南面”）胡衍取金于蒲，以自重于卫（《樗里子列传》“取”作“受”，“重”作“贵”，下云：“于是解蒲而去”），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归，又以德卫君也。（《卫策》第十一章，《樗里子列传》大体相同）　　案：《樗里子列传》系此事于秦昭王元年，不确。当从《纪年》定在秦惠王末年。据《魏世家》所载如耳见成陵君所说，《卫策》所载胡衍见樗里疾所说，是年秦、魏正合攻卫。若在秦武王四年或昭王元年，秦伐魏皮氏，秦、魏正不合，秦何得越魏而攻卫乎？

《樗里子列传》称昭王元年樗里子“解蒲而去，还击皮氏，皮氏未降，又去”，与史实不符。

［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惠王卒，子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秦本纪》。

越，《集解》徐广曰：“一作赵”）［秦］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秦始皇本纪》引《秦记》）

武王名荡。（《秦本纪·索隐》）

悼武王十九年而立。（《秦始皇本纪》引《秦记》）(www.xing528.com)

武烈王十九年而立，立三年。（《秦始皇本纪·索隐》引《世本》）　　案：《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在今陕西咸阳市以北周陵中学北边，参看周赧王八年案语中论及公陵、永陵之所在。

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张仪与司马错等灭蜀（“灭”当作“定”）……遂置蜀郡焉，王莽改之曰导江。仪筑成都，以象咸阳。……初，张仪筑城取土处，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顷池是也。（《水经· 江水注》）　　　案：《秦本纪》谓武王元年诛蜀相庄，而《华阳国志》记“陈庄反”与“诛陈庄”在同年，惟记在周赧王六年，盖误上二年。是年秦惠王遣张仪与司马错伐蜀诛陈庄，当在是年惠王去世以前之事。《水经注》“灭蜀”当是“定蜀”之误。仪城成都，当在同时。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谓“仪城江州”，未著年代，亦当在是时。

［周赧王］六年（当作四年）陈庄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庄。（《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秦惠王讨灭蜀王，封公子通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张若与张仪筑成都城。（《文选·蜀都赋》李善注引扬雄《蜀王本纪》）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都在赤里街，张若徙少城内，始造府县寺舍，今与长安同制。（《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引《蜀王本纪》）［周］赧王五年（当作“四年”），［秦］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读作“阑”）。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廖寅云：“岁当作倾”）。惠王二十七年也。（《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府城本呼为锦城。秦灭蜀，张仪所筑也。每面各三里，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屡皆倾倒。忽有大龟，周行其所，蹑而筑之，功果就焉，故亦号为龟城。（《太平御览》一百九十二引《成都记》）成都郡，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筑，以象咸阳，沃野千里，号曰陆海。今万岁池，即筑城取土之处也。（《太平御览》一百九十三引《郡国志》）　　案：是时成都筑城，以秦都咸阳为模式，因而有小咸阳之称。

董说《七国考》卷十四有“小咸阳”条。《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又引李膺《益州记》云：“少城与大城俱筑，惟西、南、北三壁，东即大城之西墉。”盖咸阳如此布局，沿用中原各国都城东面大郭连结西面内城之制。少城为官署与市所在。赤里街为蜀王故治，里以赤名，因蜀之先祖开明徙治成都，开明尚赤。张若徙治所于少城。志谓“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所谓“营广府舍”，即指官署之府舍。所谓“置盐、铁、市官并长、丞”，盖设置盐、铁、市官于少城，当即盐铁手工业作坊与市场所在。左思《蜀都赋》云：“内则议殿爵堂……华阙双邈，重门洞开……外则轨躅八达，里对出，比屋连甍，千庑万室，亦有甲第，当衢向术……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内则议殿爵堂”云云，盖三国时，蜀于此建都，少城之官署已改建为宫殿。“外则轨躅八达，里对出”云云，盖外城即大城，为甲第与居民之里所在。所谓“亚以少城，接乎其西”，盖少城正连接于大城即外城之西。“市廛所会”云云，盖市场即在少城。李善注：“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也。”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谓大城乃张仪在灭蜀初所筑，少城乃张若做蜀守后所筑，并谓内城即大城，盐、铁、市官在内城，而“少城唯民居，而以商业繁盛见称”。皆与史料不合，并不可信。盐、铁、市官之所在，必为市场与盐铁业所在，不容分处两城。

客卿为韩谓秦王曰：“韩珉之议，知其君不知异君，知其国不知异国。彼公仲者，秦势能诎之。秦之强，首之者珉为疾矣（金正炜云：

“首”为“冒”之误）。进齐、宋之兵，至首垣，远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鲍本“及”作“反”），以为成而过南阳之道，欲以四国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燕亡于齐（“曰”下原衍“以”字，从鲍校删），魏亡于秦，陈、蔡亡于楚，此皆绝地形，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为诸侯轻国也。今王位正（“位”通“莅”，“正”通“政”），张仪之贵，不得议公孙郝，是从臣不事大臣也。公孙郝之贵，不得议甘茂，则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贵贱不相事，各得其位，辐凑以事其上，则群臣之贤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孙郝尝疾齐、韩而不加贵（金正炜云：“疾”疑当作“挟”），则大臣不敢为诸侯轻国矣。齐、韩尝因公孙郝而不受，则诸侯不敢因群臣以为能矣。外内不相为，则诸侯之情伪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孙郝、樗里疾请无攻韩，陈四辟去（吴师道云：“四”疑当作“而”），王犹攻之也。甘茂约楚、赵而反敬魏（“敬”通“儆”），是其讲我（“讲”通“构”），茂且攻宜阳，王犹校之也。群臣之知无几于王之明者！臣故愿公仲之国以侍于王，而无自左右也。”（《韩策三》第十二章）　

　案：时当秦武王初即位时，张仪尚在朝中。“今王位正”，王念孙云：“位”读为“莅”，“正”读为“政”，言自今王莅政以来。据此可知，原来“群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为诸侯轻”，武王莅政以来，加以纠正，使群臣“各得其位，辐凑以事其上”，“外内不相为”，大权集中于国王，原来张仪、甘茂、公孙郝、樗里疾分别挟诸侯以为重，相互争夺权力。张仪成为甘茂、樗里疾、公孙郝政治上之仇敌。

【附编】

如耳说卫嗣公，卫嗣公说而太息，左右曰：“公何为不相也？”公曰：“夫马似鹿者而题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马，而无千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也。今如耳万乘之相也。外有大国之意，其心不在卫，虽辩智，亦不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卫嗣君重如耳，爱世姬，而恐其皆因其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以敌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参也。”（《韩非子·内储说上》，《荀子·王制》杨注引“君”作“公”，“魏姬”作“魏妃”）

　　案：《魏世家》哀王八年魏伐卫，如耳见卫君请罢魏兵，如耳因说魏王而罢兵。如耳之为卫所重，疑自此年始，而薄疑之用事于卫，亦与如耳相先后。

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奉千钧，又况一斤？”（《吕氏春秋·务大》）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于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弗如在上也；其在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吕氏春秋·审应》）

卫嗣君谓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国，以为不足仕，则寡人力能仕子，请进爵以子为上卿。”乃进田万顷。薄子曰：“疑之母亲，以疑为能相万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妪者，疑母甚爱信之，属之家事焉，疑智足以言家事，疑母尽以听疑也，然已与疑言者，亦必复决之于蔡妪也。故论疑之智能，以疑为能相万乘而不窕也，论其亲，则子母之间也，然犹不免议之于蔡妪也。今疑之于人主也，非子母之亲也，而人主皆有蔡妪，人主之蔡妪，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绳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内也。绳之外与法之内，仇也，不相受也。”一曰：卫君之晋，谓薄疑曰：“吾欲与子皆行。”薄疑曰：“媪也在中，请归与媪计之。”卫君自请，薄媪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从之甚善。”卫君曰：“吾以（已）请之媪，媪许我矣。”薄疑归言之媪也，曰：

“卫君之爱疑，奚与媪？”媪曰：“不如吾爱子也。”“卫君之贤疑，奚与媪也？”曰：“不如吾贤子也。”“媪与疑计，家事已决矣，乃更请决之于卜者蔡妪，今卫君从疑而行，虽与疑决计，必与他蔡妪败之，则疑不得长为臣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卫嗣君之时，有人于县令之左右，县令发蓐而席弊甚，嗣公还，令人遗之席曰：“吾闻汝今者发蓐而席弊甚，赐汝席。”县令大惊，以君为神也。（《韩非子·内储说下》）卫嗣君使人为客过关市，关市苛难之，因事关市，以金与关吏，乃舍之。嗣公为关吏曰：“某时有客过而所，与汝金，而汝因遣之。”关市乃大恐，而以嗣公为明察。（《韩非子·内储说上》）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魏王闻之，曰：“主欲治而不听之，不祥。”因载而往，徒献之。（《韩非子·内储说上》，《卫策》第十四章略同，惟无魏王献胥靡事）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说苑·杂言篇》第二章“谢子”作“祁射子”）。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梁（《淮南子·修务训》作“唐姑梁”，《说苑·杂言》作“唐姑”）。唐姑梁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谢子山东辩士，固权说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不以善为之悫，而徒以取少主为之悖，惠王失所以为听矣。用志若是，见客虽劳，耳目虽弊，犹不得所谓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饰鬼以人，罪杀不辜，群臣扰乱，国几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吕氏春秋·去宥》）公孙竭与阴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国，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无此其功而有行乎？（《吕氏春秋·无义》）　　　案：史定“饰鬼以人，罪杀不辜，群臣扰乱，国几大危”之事不详，当发生于秦惠王之晚年，故《吕氏春秋》谓“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公孙竭参与“阴君之事”，亦不详，疑与史定相关。

公孙竭先参与而后向樗里疾告密，因而“阴君之事”得以消除，其功非不大，但因彼尝参与“阴君之事”，罚之“不得入三都”。

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吕氏春秋·首时》，《淮南子·道应训》略同，云：“出舍喟然而叹，告从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见，不识道之可以从楚也。’”）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

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而忘其直（通“值”），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田俅子》三篇。（《汉书· 艺文志》列墨家，班固注：“先《韩子》。”）　　　案：马、梁玉绳、孙诒让皆以为即田鸠，“鸠”“俅”音近。

腹C为墨者钜子，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C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C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吕氏春秋·去私》）　　案：当秦惠王时，墨为显学，流行于楚、秦两国。秦惠王尝亲秦之墨者唐姑果。墨者田鸠留秦三年而未得见秦惠王，后为楚之使者如秦而得见。墨者钜子腹?又居于秦，尝得秦惠王之优待，甚至其子杀人，王令吏勿诛。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三一年）　秦武王元年，魏襄王九年，韩襄王二年，赵武灵王十六年，齐宣王十年，楚怀王十九年，燕昭王二年。

秦武王元年诛蜀相庄。张仪、魏章皆死于魏。（《六国表》）［秦］武王元年与魏惠王（当作魏襄王）会临晋，诛蜀相庄。张仪、魏章皆东出之魏。伐义渠、丹、犁。（《秦本纪》）［秦］惠王卒，武王立，张仪、魏章去，东之魏。蜀侯?、相庄反，秦使甘茂定蜀。（《甘茂列传》）　　案：《华阳国志》谓周赧王六年“陈庄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伐蜀”，甘茂主持平定陈庄之反。蜀侯?反在秦昭王六年，不与“陈庄反”同时，《甘茂列传》有误。

［张仪以］今王九年五月卒。（《张仪列传·索隐》引《纪年》，宋“耿秉本”、明“游明本”误作“今主”，宋“黄善夫本”、清“殿本”作“哀王”，“汲古阁单刻索隐本”作“安僖王”）［秦］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武王，皆畔衡，复合从。（《张仪列传》）　　案：《赵世家》以秦惠王卒于赵武灵王十六年，秦武王卒于赵武灵王十八年，其记秦惠之卒迟《秦本纪》一年，记武王之卒又早一年，与《世本》武王立三年之说合。《韩世家·集解》引徐广曰：

“一云周赧王六年韩襄哀王三年张仪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徐广所引或说，秦昭立年则又迟《秦本纪》一年。考之《吕氏春秋·去宥》，秦惠晚年尝罪杀不辜，群臣扰乱，国几大危，余疑秦惠卒、秦武立时，秦廷群臣扰乱，延至此年，尚未逾年改元，蜀亦叛离。及张仪、魏章亡魏，甘茂定蜀，秦之政局始大定，至明年始改元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此史公所以于《赵世家》误以惠王卒于此年欤？《秦本纪》云：“［武王］二年……张仪死于魏”，《六国表》于《魏表》亦云“魏哀王十年张仪死”，《魏世家》同与《秦本纪》合，但《六国表》于《秦表》又云“秦武王元年张仪、魏章皆死于魏”。《张仪列传》又谓：秦武王元年仪重至魏，“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又以仪卒在秦武王二年，即魏襄王十年，而《索隐》引《纪年》又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韩世家·集解》徐广云：“魏哀王十九年，《纪年》于此亦说‘楚入雍氏，楚人败’，然其时张仪已死十年矣。”余谓张仪之卒，自当从《纪年》在魏襄王九年，《六国表》、《张仪列传》误迟一年，亦缘秦武王以内乱逾二年定位更元而误也。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樗里子列传》）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张仪，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张仪，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齐。桓臧为雎谓楚王曰：“横亲之不合也，仪贵惠王而善雎也。今惠王死，武王立，仪走，公孙郝、甘茂贵。甘茂善魏，公孙郝善韩，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韩、魏，韩、魏之重仪，仪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仪困秦，而雎收楚，韩、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二人将收韩、魏轻仪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复雎而重仪于韩、魏，仪据楚势，挟魏重，以与秦争，魏不合秦，韩亦不从，则方城无患。”（《楚策三》第五章）　张仪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恶张仪曰：“仪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齐让又至。张仪闻之，谓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王。”王曰：“奈何？”曰：“为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举兵而伐之，故仪愿乞不肖身之梁，齐必举兵而伐之，齐、梁之兵连于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王曰：“善。”乃具革车三十乘纳之梁，齐果举兵伐之。梁王大恐，张仪曰：“王勿患，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藉使之齐，齐楚之事已毕，因谓齐王：“王甚憎张仪，虽然，厚矣王之托仪于秦王也。”齐王曰：“寡人甚憎仪，仪之所在，必举兵伐之，何以托仪也？”对曰：“是乃王之托仪也，仪之出秦，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地，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举兵伐之，故仪愿乞不肖身而之梁，齐必举兵伐梁。梁、齐之兵连于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是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与革车三十乘，而纳仪于梁，而果伐之，是王内自罢而伐与国，广邻敌以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谓托仪也。”王曰：“善。”乃止。（《齐策二》第二章，《张仪列传》同，列于秦武王元年，“乃止”作“乃使解兵”。并云：“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张仪走之魏，魏将迎之。张丑谏于王欲勿内，不得于王。张丑退，复谏于王曰：“王亦闻老妾事其主妇者乎？子长色衰，重家而已（“家”当读作“嫁”，姚注“一本作嫁”，鲍本作“嫁”）。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妇者。”魏王因不纳张仪。（《魏策一》第十七章）　　案：以上五则，皆有关张仪为秦逐走之事。《魏策一》第十七章谓张丑以老妇再嫁自比而谏于魏王，魏王因不纳张仪。钟凤年《战国策勘研》云：“魏不纳仪事，恐不确。缘事若在秦惠文时，则据《策》、《史》，俱可证仪方贵重于秦，必不宜出亡。若在秦武之际，则《策》、《史》俱称仪相魏，此章所言不近事理，故不足信。”今案《史》称仪复相魏一年之说不确，所谓“魏王不因纳张仪”，乃谓未接纳以为相。《楚策三》谓“惠王死，武王逐张仪”，《樗里子列传》称“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本纪》亦谓“张仪、魏章东出之魏”，“出”即出亡也。《甘茂列传》亦云：“惠王卒，武王立，张仪、魏章去，东之魏。”“去”亦即出走也。秦惠王死，武王即位，武王不悦张仪，大臣甘茂、公孙郝、樗里疾皆与张仪不合，群臣恶之以为张仪“无信”。张仪因而被逐出走。《齐策二》谓张仪因秦之群臣恶之，齐让又至，乃请武王送入魏国，谓齐王甚憎仪，见仪入魏，必举兵伐之，秦即可以其间伐韩，入三川以临周，挟天子以成王业。武王乃具革车纳仪之魏，齐果举兵伐魏，张仪乃使其舍人游说齐王，使齐停止伐魏。《张仪列传》从之，并以为“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今案《齐策》所载，当为策士所臆造，用以见张仪之计谋成功者，并不足信。张仪前曾挟秦之威势，迫魏与秦连横而为魏相，又以秦、魏连横之势而伐齐，此时张仪见逐于秦而出走之魏，张仪已失去秦之威势，齐又何必因此而伐魏？魏又何必再任以为相？《魏世家》载是年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鱼恐田需死后，张仪、犀首（即公孙衍）、薛公（即田文）中有一人为魏相，盖此三人皆曾为魏相。《魏世家》谓是年“太子果相魏”，可知终于由太子为相。《张仪列传》所谓张仪复相一岁，盖出于策士之夸说，非其实也。

田需死，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则相者以谁而君便之也？”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见梁王，必相之矣。”昭鱼曰：“奈何？”代曰：

“君其为梁君，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代曰：“君何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忧也，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魏世家》“使相”作“便”）王曰：“然则寡人孰相？”（八字原脱，从《魏世家》补）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而欲丞相之玺，以魏之强，而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见梁王，以此语告之，太子果自相。（《魏策二》第十三章，《魏世家》大体相同，系于魏哀王九年，当即魏襄王九年）［魏哀王］（当作襄王）九年与秦王会临晋。张仪、魏章皆归于魏。

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谓苏代曰：……太子果相魏。（《魏世家》，“薛公”下当脱“有一人相魏”五字。“楚相昭鱼谓苏代曰”以下，与《魏策二》第十三章相同）　　案：所谓楚相昭鱼，盖昭鱼为楚令尹。昭鱼，《史记》又作“昭?”。《索隐》谓即昭奚恤，不确。昭奚恤为楚宣王之令尹。《索隐》又谓太子即襄王，亦不当，太子当即魏昭王。梁玉绳云：“薛公奔魏当魏昭王十一二年间……此叙在哀王九年，前乎薛公奔魏廿六七年，是时孟尝方相齐，何以居魏乎？”考田文于田需相魏前，尝一度相魏。

陈需，魏王之臣也，善于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陈需因请为魏王解之，因以荆势相魏。（《韩非子·内储说下》）

案：陈需即田需。田需死后，楚令尹昭鱼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对楚不利，则田需固亲楚者。

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子必危矣。”（《魏策二》第十三章，《韩非子·说林上》同，惟“田需”作“陈轸”）　　案：顾广圻谓《韩非子》陈轸当依《策》作需，是也。《太平御览》九百五十七引《春秋后语》，作“魏哀王以田需为相，甚贵信之，惠子谓田需曰：子必善左右”云云。陈轸游说于秦、楚两国，未尝贵于魏王。

公孙衍为魏将，与其相田需不善。季子为衍谓梁王曰：“王独不见夫服牛骖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为可使将，故用之也。而听相之计，是服牛骖骥也。牛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国必伤矣，愿王察之。”（《魏策一》第二十七章）　　案：于鬯以为季子即杨朱之友季梁，见其所著《战国策注》及《香草续校书》中的《庄子·则阳》篇。钱穆《季梁考》同。季梁与惠施、庄子同时。（《先秦诸子系年》第二四四至二四五页）陈需杀张寿而犀首走。（《韩非子·内储说下·经三》）犀首与张寿为怨，陈需新入，不善犀首，固使人微杀张寿，魏王以为犀首也，乃诛之。（《韩非子·内储说下·说三》，王先慎以为“诛之疑逐之之误”）　　案：顾广圻云：“张寿，张旄也。陈需，田需也，大致与《战国策·楚策》所云张旄果令要靳尚而刺之为一事，传之不同也。”王先慎曰：“上言犀首走，此诛之疑逐之之误。”是也。吕祖谦《大事记》据此谓“衍去秦后，终为魏所杀”，不确。

齐明说卓滑以伐秦，滑不听也。齐明谓卓滑曰：“明之来也，为樗里疾卜交也。明说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说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辞以报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楚策四》第五章）　　案：卓滑，《赵策三》作淖滑，楚尝使之赵请伐齐存燕。贾谊《新书》、《甘茂列传》作召滑，《韩非子·内储说下》作邵滑，“淖”“卓”“召”“邵”，实皆“昭”之假。此当秦惠王卒时，樗里疾等与张仪、魏章争权时事，樗里疾本秦惠王异母弟，与张仪不合，及秦惠王卒，群臣恶张仪，樗里子盖欲借楚以去之，故遣齐明说楚以伐秦乎？《秦策一》第八章云：“张仪之残樗里疾也，重而使之楚，因令楚王为之请相于秦。张子谓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将以为国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为请相于秦，臣闻其言曰：“王欲穷仪于秦乎？臣请助王。”楚王以为然，故为请相也。今王诚听之，彼必以国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张仪与樗里疾不合，当为事实，樗里疾以楚势谋相秦，亦当为事实，谓疾以张仪之忌，而逼使疾出走，虚妄也。樗里疾于惠王时连年将兵出战得胜，封为严君，武王时为右丞相。详《樗里子列传》，未见出走事。

秦武王令甘茂择所欲为于仆与行，孟卯曰：“公不如为仆，公所长者使也，公虽为仆，王犹使之于公也，公佩仆玺而为行事，是兼官也。”（《韩非子·说林上》）

　　案：此当为甘茂相秦武王前事。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

“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乎？”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

“子休矣！”久之，文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

“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当作“二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后宫蹈绮鄃，而士不得?褐（“?”，各本误作“短”，张文虎云：“据《索隐》短本作?，故音竖”，《史记会注考证》云：“枫山”、“三条本”作“?”。今从之）。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于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谥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案：封君养士之风，盖开创于靖郭君田婴。据《吕氏春秋·知士》、《齐策一》，靖郭君尝善齐貌辨而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朝暮进食，其后孟尝君养士，客有鱼客、车客之别，客舍有代舍、幸舍、传舍之分，皆承其父之遗风。观乎《吕氏春秋》等言靖郭君善齐貌辨而孟尝君谏，则靖郭君之养士，由来久矣。

　　又案：《史记》称婴卒谥靖郭君。《索隐》曰：“靖郭或封邑号，故汉齐王舅父驷钧封靖郭侯。”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以郭乃近誋邑名，靖谓安静之，是生时称号。然考田婴初封彭城，后封薛，《纪年》称之薛子，《韩非子》等书又称之薛公，未闻其封邑有郭，余疑靖郭君、孟尝君皆是封号，犹犀首、马服之类耳。

又案：田文于田需相魏前，尝一度相魏，而《魏策二》、《魏世家》称是年田需死时，楚昭鱼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张仪、犀首前尝相魏，此云薛公必指田文，盖恐其有一人复相也。

是则田文继田婴而封于薛，必在此年或稍前。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有问献遗其亲戚。（《孟尝君列传》）　　案：《孟尝君列传》云：“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不确。观冯K有幸舍、代舍之迁可知。《孟尝君列传》又云：“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而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亦为虚夸之辞。

赵武灵王十六年吴广入女生子何，立为惠文王后。（《六国表》）［赵武灵］王游大陵，他日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宠于王，是为惠后。（《赵世家》武灵王十六年下）　　案：《赵世家》云：“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帝告我：……今余思虞舜之勋。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即指武灵王纳孟姚事，盖附会之神话也。

　　又案：曾无我嬴，《集解》引綦毋邃曰：“言有命禄，生遇其时，人莫知己贵盛盈满也。”《正义》曰：“嬴，姓嬴也。言世众名其美好，曾无我好嬴也。”《列女传》卷七载此诗作“逢天时而生，曾莫我嬴嬴”。疑原作“嬴嬴”，“嬴”通“盈”，言有命禄，别人无有如我盈满也。吴广纳其女娃嬴于武灵王，则附会此诗，以嬴为姓。

《索隐》谓：“虞吴音相近，故舜后亦姓吴”，是也。

　　又案：《列女传》卷七谓：“孟姚甚有色焉，王爱幸之不能离，数年生子何，孟姚数微言后有淫意，太子无慈幸之行，王乃废后与太子，而立孟姚为惠后，以何为王，是为惠文王。”《赵世家》未见有废太子之事，此谓孟姚数微言而王乃废后与太子，盖出于《列女传》作者所诬加。

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水经·洛水注》引《纪年》）　　案：《水经·洛水注》于河南县下记周公作大邑成周，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引《竹书纪年》“晋定公二十年洛绝于周，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所谓周或成周，即指当时河南县（今洛阳迤西）一带洛水与郏山之间。

【附编】

秦惠王死，公孙衍欲穷张仪。李雠谓公孙衍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孙显于韩，起樗里子于国，三人者皆张仪之仇也。公用之，则诸侯必见张仪之无秦矣。”（《秦策一》第三章）　　案：此章与事实不合，是时公孙衍在魏，甘茂、公孙显正在秦。当出策士伪托。

郑强之走张仪于秦，曰：“仪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谓太宰曰：公留仪之使者，强请西图仪于秦，故因而请秦王曰：张仪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谒秦王。”秦王怒，张仪走。（《韩策一》第十三章）　　案：张仪出走，主要由于秦大臣之交恶与武王之不悦，此谓由于郑强游说而激怒秦王，盖出于游士之夸张，不足信。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三九年）

　秦武王二年，魏襄王十年，韩襄王三年，赵武灵王十七年，齐宣王十一年，楚怀王二十年，燕昭王三年。

［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D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秦本纪》，《六国表》作“初置丞相，樗里子、甘茂为丞相”）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樗里子列传》）秦使甘茂定蜀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以樗里子为右丞相。（《甘茂列传》，《新序·杂事二》第二章亦云：“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数有功，至武王，以为左丞相，樗里子为右丞相。”）　　案：秦原以爵位作为官职高低之称呼。以大良造庶长为最高爵位而执政，相当于别国之“相”。秦惠文王十年张仪为相，官名为“相邦”，开始效法东方国家之官制。是年又创置分设“左右丞相”之制，但此后“相邦”之官名仍沿用。秦兵器刻辞，有十四年、廿年、卅一年、相邦冉戈以及较多之相邦吕不韦戈。同时又用丞相官名，如丞相触戈、十七年丞相启状戈。《吕不韦列传》称“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武王］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戊”通“茂”）、内史偃，□□（两字有残缺）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道（“百”通“陌”），百亩为顷，一千道（“千”通“阡”）。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捋”通“埒”）。高尺，下厚二尺。

以秋八月，修封、捋（“捋”通“埒”）。正疆畔，及发千百之大草（“千百”通“阡陌”）。九月大除道及?险。十月为桥，修波盽，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相为之（“相”有残缺，或释为“辄”）。背面有关联之记述：“四年十二月不除道者：□二日，□一日，□一日，□九日，□一日，□一日，□一日，戌一日。”（一九八年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木牍，计一百二十一字，见《四川省青川县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案：“戊”古通“茂”，即甘茂。甘戊见于《韩策一》第十九章及《说苑·杂言》。秦武王二年十一月，按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确为己酉朔。青川地处甘肃、陕西、四川之间，属当时蜀境内。

上年蜀相陈庄反叛，秦遣甘茂、张仪、司马错伐蜀平定，甘茂因功是年升为左丞相，是年王又命甘茂及内史更修“为田律”。据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中出土竹简，有“卅步为则”之记载，可知“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共长二百四十步，正商鞅变法后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之制。余释“畛”为一亩田两端之小道（《释青川秦牍的田亩制度》，《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七期）。

罗开玉以为指一亩田两端开沟而筑畛（《青川秦牍为田律所规定的为田制》，《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八期）。

［赵武灵王］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赵世家》）

本有宫室而居，赵武灵王改为九门。（《赵世家·正义》引《战国策》）　　案：“九门”，《集解》徐广曰：“在常山”，《正义》云：“本战国时赵邑”。考汉常山郡有九门县，在今河北正定县东南。“野台”，《集解》徐广曰：“野一作望”。《正义》引《括地志》云：“野台一名义台，在定州新乐县西南六十三里。”在今河北新乐县北。若如其说，九门、野台皆在当时中山之境内，当赵未灭中山之前，武灵王不能到此登台，且不能由此望齐境。疑此“野台”乃“丛台”之误。赵都邯郸外郭有丛台，《汉书·高后纪》载高后元年“夏五月而申赵王宫丛台灾”，颜注：“连聚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在邯郸城中。”《水经·浊漳水注》云：“今遗基旧墉尚在。”今遗址在邯郸市东北部中华路南侧人民公园内，高达二十六米。一九六三年八月邯郸大雨，丛台东南面坍塌，从断面可看到内层是夯土，其筑法与战国城墙相同，在夯土中夹杂有战国陶片及瓦片。杨守敬《水经注疏》云：“《文选·魏都赋》‘赵建丛台于后’，薛琮注：‘《史记》曰赵武灵王起丛台’，坐实《史记》有丛台事，则所见本作丛台可知。”其说甚是。据《正义》引《战国策》云：“本有宫室而居，赵武灵王改为九门。”盖此地原为赵之宫室所在，赵之宫室原建于“大城”东北部，大城之建筑年代较早。邯郸原为晋大夫赵午封邑，当创建于春秋晚期，其宫室即建于今丛台遗址。当战国初期赵敬侯迁都邯郸时，当即沿用之。其后在“大城”西南建筑宫、城，即今所谓赵王城，于是此地之宫室不用，赵武灵王用以改建为苑囿，九门当即新建苑囿之名。丛台乃赵武灵王新建于苑囿中供游乐之台。如同魏都大梁之宫城，附近所设“梁囿”中之文台。赵武灵王可以由此登高望齐与中山之境。《赵世家》又载惠文王二十八年“罢城北九门大城”，盖是时赵王已于宫城附近新建有苑囿，于是废弃九门不用，因九门在大城之东北部，故云罢城北九门于大城也。是时大郭已成为商业与手工业发达之都市，已不便为赵王出入游乐之处。

魏襄王十年楚庶章率师来会我，次于襄丘。（《水经·济水注》引《纪年》）

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溢酸枣郛。（《水经·济水注》引《纪年》，《永乐大典》本、朱谋+本作“十年”，而赵一清、戴震校本作“九年”）

周赧王七年（公元前三八年）

　秦武王三年，魏襄王十一年，韩襄王四年，赵武灵王十八年，齐宣王十二年，楚怀王二十一年，燕昭王四年。

［魏哀王］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魏世家》，《六国表》作“与秦会应”）

［秦武王］三年与韩襄王会临晋外。南公揭卒。D里疾相韩（“相韩”二字疑误）。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秦本纪》，“封”当为“寿”之形误）　［韩］襄王四年与秦武王会临晋。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阳。

（《韩世家》，《六国表》作“与秦会临晋，秦击我宜阳”）　　案：《秦本纪》谓是年“?里疾相韩”，“相韩”二字疑误。若樗里疾以秦之重臣而相韩，韩必与秦相合，不可能秦有伐宜阳之事。梁玉绳《史记志疑》云：“疾无相韩事，时疾以右丞相出使于周，见本传，疑相韩二字是使周之误。”是时秦武王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故甘茂伐韩拔宜阳，樗里疾以车百乘访周。据《樗里子列传》，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秦武王时疾无相韩之事。

　　又案：《秦本纪》言“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庶长封不见其他记载。《秦策二》第六章、《甘茂列传》谓甘茂欲约魏共伐韩，武王令向寿辅行。《甘茂列传》、《韩策一》第十九章又记向寿守宜阳，将以伐韩，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禽困覆车，公破韩，辱公仲”，又云：“今公取宜阳以为功”，则向寿尝参与“破韩”、“取宜阳”之役，因而镇守宜阳。可知《秦本纪》“庶长封”必为“庶长寿”之形误。鲍彪注谓“宜阳盖寿议攻，而甘茂攻之”，犹为未达一间。《秦策二》第八章“甘茂攻宜阳，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将有尉对曰”云云，鲍彪《注》：“尉，军尉。”既称“右将”，不应又称“有尉”，“有尉”亦当为“向寿”之误，形似而讹。向寿为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外族，武王时已任职用事，官至庶长，昭王时向寿为相。

向寿者，宣太后外族也，而与昭王少相长，故任用。（《甘茂列传》）　　案：《甘茂列传》又载范?谓楚王曰：“夫向寿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以听事。”《楚策一》范环谓楚王，向寿又作公孙郝，《韩非子·内储说下》又作“共立”，旧注云“共立一作公子赫”，“共立”当为“赫”之字误，盖向寿、公孙赫皆与秦昭王“少相长”也。

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秦策二》第六章无“容”字。《新序·杂事二》第二章作“寡人欲容车至周室者”），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请之魏，约以伐韩。”（《秦策》无“以”字）而令向寿辅行。甘茂至（《秦策》“至”下有“魏”字），谓向寿曰：“子归言之于王曰（《秦策》“言之”作“告”）：‘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为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而攻之，难（《秦策》“难”下有“矣”字）。昔曾参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秦策》“鲁”作“贾”，“姓名”作“名族”），人告其母曰‘曾子杀人’（《秦策》作人告曾子之母，曾子之母曰：

“吾子不杀人”），其母织自若（《秦策》无“其母”二字）。顷之一人又告之曰（《秦策》作“有顷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秦策》作“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而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秦策》作“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秦策》“非特”作“不适”，“适”“啻”声同通用），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秦策》“昔曾参”一节在下节之后）。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秦策》“始”作“臣闻”），北开西河之外（《秦策》“开”作“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仪而贤先王。

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论功（《秦策》“返”作“反”，“论”作“语”），魏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二人者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秦策》“魏”下有“王”字，“侈”作“朋”）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卒使丞相甘茂伐宜阳（《秦策》作“于是与之盟于息壤，果攻宜阳”），五月而不拔（《秦策》“不”下有“能”字），樗里子、公孙果争之（《秦策》作“樗里疾、公孙二人在，争之王”）。武王召甘茂（《秦策》作“王将听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秦策》无“大”字），使甘茂击之（《秦策》“使”上有“复”字），斩首六万（《秦策》无此一句），遂拔宜阳。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与秦平。（《甘茂列传》，《秦策二》第六章大体相同。《新序·杂事二》第二章同于《秦策二》）　　案：《甘茂列传》公孙，《秦策二》误作“公孙衍”。《大事记》谓公孙郝、公孙显、公孙为一人，是也。、赫、郝、显，皆声近通用。公孙郝与樗里子皆为秦公子，其外家为韩，因与韩亲。

《楚策三》云：“今惠王死，武王立，仪走，公孙郝、甘茂贵，甘茂善魏，公孙郝善韩。”又《甘茂列传》公仲侈、《集解》徐广曰：“一作冯”。“侈”乃“?”之讹，“冯”“?”乃声之转。

樗里子及公孙子皆秦诸公子也，其外家韩也。（《新序·杂事二》第二章）

甘茂为秦约魏以攻韩宜阳，又北之赵。冷向谓强国曰：“不如令赵拘甘茂勿出，以与齐、韩、秦市，齐王欲求救宜阳，必效县狐氏；韩欲有宜阳，必以路涉端氏赂赵，秦王欲得宜阳，不爱名宝。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孙赫、樗里疾。”（《赵策一》第十三章）　　案：据此可知甘茂为秦约魏以攻韩之宜阳，又尝北至赵。冷向欲强国令赵拘甘茂，此谋当未成。

宜阳之役，冯章谓秦王曰：“不拔宜阳，韩、楚乘吾弊，国必危矣。

不如许楚汉中以欢之，楚欢而不进，韩必孤，无奈秦何矣。”王曰：

“善。”果使冯章许楚汉中而拔宜阳，楚王以其言责汉中于冯章，冯章谓秦王曰：“王遂亡臣。”因谓楚王曰：“寡人固无地而许楚王。”（《秦策二》第七章）　　案：据此秦攻取韩宜阳之前，秦尝使使者伪许楚归汉中。

宜阳之役，楚畔秦而合于韩，秦王惧。甘茂曰：“楚虽合韩，不为韩氏先战，韩亦恐战而楚有变其后，韩、楚必相御也。楚言与韩而不余怒于秦，臣是以知其御也。”（《秦策二》第十章）　　案：据此可知秦攻宜阳时，楚尝合于韩。

秦伐宜阳，楚王谓陈轸曰：“寡人闻韩侈（当作韩?）巧士也，习诸侯事，殆能自免也。为其必免，吾欲先据之以加德焉。”陈轸对曰：“舍之，王勿据也。以韩侈（当作韩?）之知，于此困矣。今山泽之兽无黠于麋，麋知猎者张罔前而驱己也，因还走而冒人至数，猎者因其诈，伪举罔而进之，麋因得矣。今诸侯明知此多诈，伪举罔而进者必众矣，舍之，王勿据也。韩侈（当作韩?）之知，于此困矣。”楚王听之，宜阳果拔。陈轸先知之也。（《楚策三》第九章）　　案：据此可知，当秦伐韩宜阳时，楚怀王尝欲援助韩相公仲，因谋士陈轸反对而舍之勿据。

秦攻宜阳，周君谓赵累曰：“子以为何如？”对曰：“宜阳必拔也。”君曰：“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公仲之军二十万，景翠以楚之众，临山而救之，秦必无功。”对曰：“甘茂羁旅也，攻宜阳而有功，则周公旦也。无功则削迹于秦。秦王不听群臣父兄之义而攻宜阳（鲍本“义”作“议”），宜阳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为寡人谋，且奈何？”对曰：“君谓景翠曰：‘公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加焉矣，不胜则死。不如胥秦拔宜阳（“胥”原作“背”，“拔”原作“援”，从吴师道、金正炜改正。胥，待也，言待秦既拔宜阳而后进兵）。

公进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宝事公。公仲慕公之为己乘秦也，亦必尽其宝。’”秦拔宜阳，景翠果进兵，秦惧，遽效煮枣，韩氏果亦效重宝。景翠得城于秦，受宝于韩，而德东周。（《东周策》第二章）　　案：据此可知，当秦攻韩宜阳时，楚柱国景翠正率大军前往救援。因估计秦攻宜阳势在必拔，欲待秦、韩激战，待秦拔宜阳之后再进兵，秦惧而以煮枣效楚。煮枣原为魏地，四年前曾为齐、宋合围，秦出兵救之，大败齐师于濮上，煮枣遂为秦所有。煮枣在今山东东明县南，不与秦相接，此时因楚将景翠进兵而与楚。

秦围宜阳，游腾谓公仲曰：“公何不与赵蔺、离石、祁，以质许地，则楼缓必败矣；收韩、赵之兵以临魏，楼鼻必败矣；韩、赵为一，魏必倍秦（“倍”通“背”），甘茂必败矣；以成阳资翟强于齐，楚必败之，须（“须”当读为句，须，即须臾，少待之意），秦必败。秦失魏，宜阳必不拔矣。”（《韩策一》第十五章）宜阳之役，杨达谓公孙显曰：“请为公以五万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抑”原作“?”，或作“市”，又作“印”，“印”“抑”古为一字）。秦攻西周，天下恶之，其救韩必疾，则茂事败矣。”（《韩策一》第十四章）甘茂攻宜阳，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将有尉（“有尉”当作“向寿”，形近而讹，见案语）对曰（即对甘茂言）：“公不论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羁旅而得相秦，我以宜阳饵王。今攻宜阳不拔，公孙衍、樗里疾挫我于内（公孙衍当作公孙显，显一作郝，又作，但作“衍”乃音近而讹），而公中以韩穷我于外（“公中”读作“公仲”），是无茂之日已（“茂”原作“伐”，吴师道云：“一本作茂，盖字讹”，今据改）。请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阳之郭为墓。”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赏。明日鼓之，宜阳拔。（《秦策二》第八章）宜阳未得，秦死伤者众，甘茂欲息兵。左成谓甘茂曰：“公内攻于樗里疾、公孙衍（当作公孙显），而外与韩侈为怨（当作“韩?”，“?”“侈”形近而误），今公用兵无功，公必穷矣。公不如进兵攻宜阳，宜阳拔则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孙衍无事也（“公孙衍”当作“公孙显”），秦众尽怨之深矣。”（《秦策二》第九章）　　案：宜阳大县，为韩之重镇，势在必守，因而甘茂伐宜阳五月而不拔，秦死伤者众，甘茂欲息兵，但甘茂为相，以宜阳饵武王，而为樗里疾、公孙显所反对，因而欲罢不能，必决死战，因而“以宜阳之郭为墓”，终于攻克，向寿于此役为右将而有大功。此后向寿即守宜阳，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禽困覆军，公破韩”，即指此而言。《秦策二》第八章之“右将有尉”，“有尉”必是“向寿”之形讹，鲍彪释“尉，军尉”，不确。既是右将，不得又为尉。

［周赧王］七年封公子恽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张本“船”作“舡”）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南入，折丹涪水（“折”，廖本作“析”，《太平寰宇记》引作“?”，他本多作“折”），本与楚商於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华阳记》曰：枳县在江州巴郡东四百里，治涪陵水会。……其水南导武陵郡。昔司马错拆舟此水，取楚黔中地。（《水经·江水注》）　　案：是年秦遣司马错率水师十万，乘船由巴伐楚，从枳南入，攻取楚商於之地，即楚黔中地，在今湖南省西部及贵州省东北部，枳在今四川涪陵，涪陵水即今乌江。所谓“其水南导武陵郡”，指其水东南流向湖南省西部。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谓：“商於地为楚盐商行盐所至之地，如镠与且兰、毋敛、平夷、朱提、道等民族部落之地”。皆为推测之辞，并无确据。镠在今贵州遵义，且兰在今贵州黄平附近，平夷在贵州西部毕节附近，朱提在今云南昭通，道在今四川宜宾，皆非此时楚之势力所能及。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爱之，而无适立也。司马翦谓楚王曰：

“何不封公子咎而为之请太子？”左成谓司马翦曰：“周君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绝于周也。不如谓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资之以地。’公若欲为太子，因令人谓相国御展子、辧夫空曰：‘王类欲令若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于相国。’”相国令之为太子。（《东周策》第二十四章，《周本纪》略同。）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适立。司马翦谓楚王曰：“不如以地资公子咎，为请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疏于周也。不如请周君孰欲立（“请”当据《东周策》改作“谓”），以微告翦，翦令楚资之以地。”（“资”原误作“贺”，从《东周策》改正）果立公子咎为太子。（《周本纪》列于周赧王八年前）　　案：《周本纪》列此事于周赧王八年前。《周本纪》作“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而《索隐》云：“按《战国策》作东周武公。”是今本《战国策》有脱文。《正义》谓司马翦为楚臣。鲍彪云：“司马，楚卿，疑即昭翦。楚王，怀王也。”左成游说于秦、楚两国，与甘茂同时。《秦策一》第六章载“张仪欲秦兵以救魏，左成谓甘茂”云云，《秦策二》第九章载“宜阳未得，秦死伤者众，甘茂欲息兵，左成谓甘茂”云云。于此左成又献策于楚司马翦。《周本纪》列在周赧王八年前，当有依据。

［秦悼武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始皇本纪》引《秦记》）　　案：又见《水经·渭水注》。《汉书·五行志》列在秦武王二年，《洪范五行传》亦作三年。

【附编】

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为东周谓韩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案兵而勿出，可以德东周，西周之宝，可尽矣。”（《东周策》第三章，《周本纪》系于王赧八年后）东周与西周争，西周欲和于楚、韩。齐明谓东周君曰：“臣恐西周之与楚、韩宝，令之为己求地于东周也。不如谓楚、韩曰：‘西周之欲入宝，持两端。今东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宝不入楚、韩。’楚、韩欲得宝，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宝出，是我为楚、韩取宝以德之也，西周弱矣。”（《东周策》第四章）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东周策》第五章）昭翦与东周恶，或谓昭翦曰：“为公画阴计。”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东周，尝欲东周与楚恶，西周必令贼贼公，因宣言东周也。以西周之于王也善。”（“善”字原在下文“昭翦曰”下，今从金正炜移至“昭翦曰”之上）昭翦曰：“吾又恐东周之贼己而以诬西周恶之于楚（“诬”原作“轻”，从王引之改正。王引之曰：“轻当为诬，谓恐东周杀翦，而因以杀翦之事诬西周，恶之于楚也”）。”遽和东周。（《东周策》第二十七章）宫他亡西周之东周（“宫”原误作“昌”，从鲍彪改正，下同），尽输西周之情于东周。东周大喜，西周大怒。冯旦曰：“臣能杀之。”君予金三十斤，冯旦使人操金与书间遗宫他，书：“告宫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来，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东周之侯曰：“今夕有奸人，当入者矣。”侯得而献东周，东周立杀宫他。（《东周策》第二十六章）司寇布为周>谓周君曰：“君使人告齐王以周>不肯为太子也，臣为君不取也。函冶氏为齐太公买良剑，公不知善，归其剑而责之金。越人请买之千金，折而不卖。将死而属其子曰：‘必无独知。’今君之使>为太子，独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齐王之为君实立果，而让之于>，以嫁之齐也。君为多巧，>为多诈，君何不买信货哉？奉养无有爱于>也，使天下见之。”（《西周策》第九章）谓齐王曰：“王何不以地赍周>以为太子也？”齐王令司马悍以赂进周>于周，左尚谓司马悍曰：“周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绝于周也。

公不如谓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请令王进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西周策》第十五章）

甘茂相秦惠王（“惠”当作“武”，《秦策二》第十三章无“惠王”二字），惠王爱公孙衍（“惠”当作“秦”，《秦策》作“秦”。“衍”当作“显”）。

与之间有言（《秦策》“言”误作“立”），曰（《秦策》“曰”上有“因自谓之”）：“寡人将相之。”甘茂之吏道穴闻之（《秦策》“穴”误作“而”），以告甘茂。甘茂入见王曰：“王得贤相，臣敢再拜贺。”王曰：“寡人托国于子，安更得贤相？”对曰：“将相犀首。”王曰：“子安闻之？”对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秦策二》第十三章同）

案：此章之“公孙衍”（即犀首）乃出于“公孙显”之误传。公孙显为秦之公子，因而为秦王所爱。公孙衍此时正为魏将，所谓“逐之”，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