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义报》曾用大量篇幅揭露中国妇女在封建社会所受的种种压迫，而特别集矢于儒家。何震说：“儒家之学术，以重男轻女标其宗。”她认为，自孔丘开始，经过汉、宋儒者，形成了以“夫为妻纲”为核心的一整套压迫妇女的学说。她愤愤地喊道：“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又说：“前儒所言之礼，不啻残杀女子之具。”[223]这是戴震以来对儒家思想最强烈的控诉。
何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结婚、离婚自由，有和男子同受教育、同入交际场等权利，这些地方，较中国封建社会为胜。但是，妇女只获得了肉体上的解放，而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她举例说，资本主义的婚姻取决于金钱、门第等因素，“男子以多财相耀而诱女子，或女子挟家资之富而引男子爱慕之心”，名义上实行一夫一妻制，而实际上存在的是多妻制和多夫制。因此，“女子有自由之名，而无自由之实；有平等之名，而无平等之实”。[224]应该承认，何震的这些看法有一定见地。
何震呼吁人们实行“男女革命”，破除中国几千年来的重男轻女之风。她的具体主张一部分是合理的。如：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女并重，做父母的要“视女犹子，视女之所出如孙”；男女养育同等，教育同等，有担任同等职务的权利，社会性的一切事务都必须有妇女参加；夫妇感情不和，可以分离；废尽天下娼寮，去尽娼女等。[225]这些主张，反映了中国妇女摆脱男权和夫权压迫的愿望。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思想上的形而上学与绝对化，她的“男女革命”论又是被极大地吹胀了的。
何震声称：“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226]这样，“男女革命”就提到了一切革命的首位。与何震的观点类似，另有人则提倡毁家，认为有家而后有私，家为万恶之首，只有毁家，才能拉开社会革命的大幕[227]。她们不了解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的社会根源，不懂得妇女的解放决不能先他于社会的解放，把主次完全颠倒了。(www.xing528.com)
由于不了解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的社会根源，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分析并提示革命的对象。何震宣布所有的男子都是“大敌”，说是：“今男子之于女子也，既无一而非虐；而女子之于男子也，亦无一而非仇。”[228]她鼓吹“女子复仇论”，声言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不仅如此，她还表示，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229]。例如，女子“甘事多妻之夫”者，她们要“共起而诛之”！未婚之女嫁再婚之男者，她们也要“共起而诛之”[230]。这样，何震就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人们都列入了打击计划。按照她的理论去做，必将出现一个乱诛乱斗的局面。
参加公共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批妇女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这对于提高妇女的地位是有作用的。但是，刘师培等却对此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由“玩物”发展为“用物”，“既屈其身，兼竭其力”，地位更加低下[231]。同样，他们也不能正确地评价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认为只能造成一批“助上级男子之恶”[232]的女子贵族，徒然增加一重压迫。
稍后，在个别问题上，刘师培等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们从《共产党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二书中得到启示，《女子问题研究》一文说：“以上所言，均因氏（指恩格斯——笔者）所论财婚之弊也。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观于彼说，则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233]从“必自破男女阶级始”到“必自经济革命始”，认识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他们仍然不能找到一条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
何震说：“今日之女子，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234]把妇女解放和“无政府革命”联系在一起，当然只能是一条死胡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