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中国号称民国，但是，并没有建成民主政治，“无限头颅无限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于是，人们进行反思，因而有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
陈独秀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70]陈独秀提出，要实现“国民政治”，必须基于多数国民的自觉与自动。他说：“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陈独秀认为，在有了这种自觉之后，才可以进一步“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71]
李大钊尖锐地批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要求建设“国民自主之政”。他积极提倡“唯民主义”，认为代议制乃是形式，而“唯民主义”才是精神。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鲜明地指出：“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72]李大钊特别指出，建设立宪政治，“扩张选举”，必须“开发农村”，“使一般农民有自由判别的知能”。他认为，只有农民能正确运用选举权，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和泉源。[73](www.xing528.com)
建设“国民国家”或“人民国家”，固然依赖于制度的改革，但是，也还依赖于国民民主精神的自觉与高扬。没有后一点，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不可能巩固，或者徒具形式，民主其外，而专制其内。陈独秀、李大钊看出了这一点，这是他们高出于前人的地方。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迅速表态，欢呼这一胜利。他认为俄国革命的特点是“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74]。李大钊的这一段话，表现出他对于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和民主形式的期待。此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转而向俄国寻求民主道路，他们逐渐不满意于建立旧式的“国民国家”，而力图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俄式“无产阶级专政”。[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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