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明《东林点将录》中的浪子燕青

钱谦益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万历三十八年（1610），钱谦益以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的身份开始进入仕途。作为朝廷优养人才的惯例，进士一甲第三名将授翰林院修撰之职。正如之前反复提到，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多出自翰林院，因此翰林院官员既清且要，被视为“储相”。钱谦益官任翰林修撰，前途一片光明。然而为官不到两月，父亲钱世扬逝世，钱谦益便回乡丁忧守制。守制期间，朝廷上发生了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辛亥京察。京察是明代六年一次考察京官的制度，通常由吏部与都察院负责，言官们可以通过“拾遗”的方式参与其中，对考察结果进行干预，而最后由皇帝决策。这样的一次人事大考察，往往是派系之间博弈的关键时刻。辛亥京察，负责考察的官员吏部尚书孙丕扬、吏部侍郎萧云举、都察院副都御史许弘纲都是东林党人。但是，言官有不少人站在东林党人对面，有昆党、宣党，如御史徐兆魁、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姚宗文等人。最后，孙丕扬的考察之疏奏上，并在内阁大学士东林党人叶向高的主持下很快得到皇帝批复，宣党领袖汤宾尹等人被纠，而王绍徽等人由京官转外任，但东林党人之中的丁元荐，也去官归乡了。这次斗争激化了东林党人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东林党人的对立面，便将攻击矛头直指顾宪成与东林书院，指责他们遥执朝政。1612年，顾宪成逝世。但是，党争在万历朝后期日益激烈。丁忧结束后的钱谦益一直没有起复，而是乡居在家，正是受到这种党争的牵连。当然，除了党争，那位著名的懒惰的明代万历皇帝对朝政毫无兴趣，也可能是他没有丁忧起复的原因。万历皇帝既不愿上朝，也懒得理朝政，六部尚书、侍郎等官缺了都不愿意补，一个翰林院编修起复不起复，更无关紧要。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皇帝逝世。八月初一，东林党一直支持的太子朱常洛正式即位。投桃报李，朱常洛大量起复东林党人，钱谦益也获得了重新回朝任官的机会，还朝复任翰林院编修。同年八月底，朱常洛暴毙，他的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天启皇帝。天启初年延续了泰昌年间“众正盈朝”的局面，内阁大学士有韩爌、刘一燝、叶向高，高攀龙、邹元标、冯从吾、杨涟、左光斗等人也都占据了朝中重要位置。回朝任官的钱谦益，在天启初年展现了他的博学。天启皇帝御经筵，要与儒臣讲学论道。但是，由于之前神宗皇帝久不上朝，不接见大臣，更不要说御经筵了。因此，在朝大臣对于久已不行的经筵礼仪并不明白。鸿胪寺和内阁、吏部进呈的仪注，“皆乖舛不可行”。司礼监太监王安为此深感不安，四处命人打听外廷有没有博通礼仪的人。有人向王安推荐了钱谦益。钱谦益乃“具述故事、位次、仪式以进”，把天启初年的经筵仪式弄得完善而妥帖。钱谦益有诗《经筵记事十首》，其中有诗“袖中仪注中官讶，啧啧词垣尚有人”，自注云：“讲筵初启，中官聚语哗然，余讲论仪注，出之袖中，颇为敛容。”钱谦益的博学，为翰林院的词臣们赚了点面子。(www.xing528.com)

然而，随中宫中太监内斗中魏忠贤战胜王安并取得了左右皇帝的地位，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宣党、昆党为了与东林党进行政治较量，改投魏忠贤门下，结成阉党，专与东林党为敌。例如，王绍徽、姚宗文等人在天启年间都投奔到宦官魏忠贤门下。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辨，对异己分子排斥太广，也结下了太多的敌人。魏忠贤因遭到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的攻击，决心对反对自己的人以东林党的名目进行清洗，先后杀害杨涟、周顺昌等十几人。天启六年，高攀龙被逮系之前选择赴水自杀，以全名节。在这场阉党对东林党的杀戮中，钱谦益虽然因为为官时间短而没有受到重点的打击，但也正式成为东林党的一员。王绍徽为魏忠贤炮制的《东林点将录》中，将东林人士比之《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如当初东林顾宪成力荐入阁的李三才被喻为“托塔天王晁盖”，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被喻为“及时雨宋公明”，而钱谦益则是“浪子燕青”。甚至，一位名叫钱受益的官员差点受到牵连，只是因为他的名字跟钱谦益“沾亲带故”。不过，相对那些被下狱杀戮的东林党人来说，钱谦益在天启五年五月的除名为民，“破帽青衫出禁城”，而且可以“摊书舟中”，开始写自己一直准备要写的《开国功臣事略》，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