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地强星锦毛虎燕顺与徐中舒

徐中舒（1898—1991），原名道威，字中舒，以字行；安徽怀宁（今安庆）人。

在民初学术史上，王国维藉古文字而治古史，异军突起，震动一世。当日亲炙教泽、各有所成者甚多，仅王氏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门下士，即有杨筠如、朱芳圃、刘盼遂、徐中舒、卫聚贤、高亨、刘节、姜亮夫、吴其昌、余永梁、戴家祥诸人，皆现代学林的生力军。其中最能得王氏气象者，其惟徐氏乎？[1]

徐氏家世贫寒，三岁时祖、父俱丧，赖寡母含辛茹苦，才得以在慈善性的育正小学、免学费的安庆第一师范先后就读；毕业后又任小学教师、家庭教师，待经济情况好转，始走马京华以求深造。他早年于桐城派古文浸淫甚深，也爱好古典文学，二十年代已发表《古诗十九首考》、《木兰歌再考》及《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作，但他自觉“一个人精力有限，要同时在两个方向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极小”，于是断然“放弃了对文学的爱好，将精力专注于中国古史上”。[2]自1929年入中研院史语所后，他正当少壮，精力鼎盛，力作迭出；至抗战爆发，流转西南，乃接受中英庚款委员会及四川大学合聘，任川大历史系教授，从此遂乐不出蜀矣。

徐氏所考所论，以先秦史为主体，而涉及方面甚广。于殷周史事，有《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3]于技术文明，有《耒耜考》、《弋射与弩之溯原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结绳遗俗考》、《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原》；于考古文化，有《再论小屯与仰韶》；于铜器，有《氏编钟图录附考释》、《古代狩猎图象考》、《金文嘏辞释例》、《陈侯四器考释》；[4]于经济制度，有《井田制度探原》、《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5]于政治与社会形态，有《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于文献，有《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历年讲义由弟子辑录为《先秦史论稿》，大致可代表其一生论说的纲要。此外，于明史、西南民族史亦有撰作，然仅属其次耳。[6]

大抵民国前后，为徐氏著述的高峰期。除授课讲义及主编著作之外，生平所刊几无专著，[7]而多为内容厚重的长篇论文，方法多端，材料坚实，结论新颖，可谓学界中坚的前沿之作。最精悍者汇编为《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约九十万字。

其治学作风，则多承观堂遗绪，不以单纯的文字考证取胜，必由史的背景以考字，由字的证明以释史，故始自古文字入手，而终以古史为归。他早期擅长通过字形、纹饰及图像的比勘分析，揭示其间的历史信息，由细节以见大势；[8]执教川大之后，复受友人冯汉骥的影响，[9]多取边疆民族的社会遗存作为先秦史的旁证。[10]如此，文字、历史与民族熔于一炉，固已突破观堂史学的樊篱矣。[11]

陈寅恪屡言“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不能读先秦之书”，颇不以当世的古史学家为然，[12]却于徐氏青眼有加。据说徐氏得入史语所，即因为陈氏读其《古诗十九首考》之后主动推荐；[13]四十年代徐氏兼职成都燕京大学，与陈氏共事，陈又称许他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好的学生”；[14]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邀陈氏北上主持历史研究所，陈更举徐氏以自代，其事虽不了了之，亦足见寒柳翁对徐氏的赏识。[15]

按：徐氏在史语所第一组（历史组）曾负责整理原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16]于行政事务方面亦多兼任，陈寅恪致傅斯年函谈及其人有谓：“第一组主任弟仅挂虚名，诸事悉托其辨理，故弟个人对之有特别感谢之必要。”[17]则陈于徐氏推许再三，虽出于学问之公，亦不无交谊之私也。

诗曰：衣钵最能传静庵，古文古史两相参。且蒙寅老勤推举，留与儒林作艳谈。

注　释：

[1]牟润孙尝谓：“王静安而后，循其途径以研究古史者，王氏弟子中以徐中舒、吴其昌二氏成绩为最著。徐氏所撰文字，方法与持论极似其师。”（《记所见之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下册，台湾华世出版社1976年版）按：王氏自沉后，徐有挽联：“独有门庭，旁人错比扬雄宅；再无别计，摇落深知宋玉悲。”（据徐亮工《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未定稿]》，《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版）又有回忆文字凡四篇（据《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附录《本书未收论文篇目》，中华书局1998年版）。

[2]徐氏《我的学习之路》（据《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

[3]在傅斯年的名作《夷夏东西说》之前，《殷周民族》、《殷人服象》两文已明确指出殷、周为异民族，于古史领域有重大启示（参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120-121）。

[4]张勋燎指出《氏编钟》、《狩猎图象》据器物形制、纹饰以断代，犹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初版）之先（《徐中舒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和学术特点述略》，《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又，傅斯年致当时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函提及：“徐中舒先生之著作近有极重之大发见，其所撰狩猎图考一文，论及古代文化之迁流，多人所未道。”（据《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www.xing528.com)

[5]《井田制度》一文，不仅藉文字分析为论据，更举岭南、西南、朝鲜等边裔民族乃至南美印加帝国的田制以作旁证，可代表他在古史方法上的进境（参马曜《井田制研究的卓越贡献——读徐中舒先生关于井田制的论述》，《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按：井田制的有无问题，亦近代学术史及思想史上的著名公案（参《井田制有无之研究》，台湾中国文献出版社1965年版；《胡适论争集》上册第三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徐氏引入民族学材料以资比较，遂使井田制研究更上层楼。以后齐思和以西欧中古庄园制为参照（《孟子井田说辨》，《中国史探研》），马曜、缪鸾和以云南傣族份地制为参照（《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日人佐竹靖彦以日本条理制为参照（《从井田制到商鞅田制》，《佐竹靖彦史学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皆与徐氏异曲同工。另，徐氏论井田问题，实与胡适立异，然民国时他仍称胡适的意见“极有理解”（《井田制度考原》），至五十年代举国批胡时则不免随波逐流，斥之为“毫无保留地否定客观存在的武断态度”矣（《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

[6]吴天墀将徐氏的成绩分作两大部分：一为史学，以先秦史、明清史、四川史为重点；二为古文字学（《徐中舒先生对学术、教育的贡献——为其九十诞辰而作》，《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7]所刊单行本仅得《氏编钟图录附考释》（1932）一种，《论巴蜀文化》（1982）实为论文集。另，所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字典》皆甚重要。

[8]此类文章有《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耒耜考》、《再论小屯与仰韶》、《古代狩猎图象考》、《弋射与弩之溯原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结绳遗俗考》、《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等。

[9]如《井田制度》之作，即多承冯氏提示，并附录冯氏提供的印加帝国田制概述。参何崝《徐中舒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0]此类文章有《井田制度考原》、《殷代兄终弟及为贵族选举制说》、《论殷代社会的氏族组织》、《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族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巴蜀文化续论》、《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等。按：徐氏以云南卡瓦族的口述历史习俗、宋明盲人说唱曲艺、古希腊《荷马史诗》传说为比照，印证中国上古的“瞽史”传统，为其晚年得意的创说，也是以民俗证古史的佳例（《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参缪文远《辛勤耕史苑　树蕙复滋兰——回忆徐中舒师》，《学林往事》中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赵俪生《从铮园到绿杨邨，再回到铮园——记我与徐中舒先生的几次接触》，《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1]徐氏晚年自述：“我研究古文字学和先秦史，常以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再参以边地后进民族的历史和现况进行互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前言》）

[12]《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陈垣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

[13]参《徐中舒传略》、《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

[14]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5]梁方仲致徐氏函有云：“三年前中国科学院邀请寅恪先生北上，主持史所研究事宜，寅恪先生举兄以自代，系由弟代函达陶孟和先生者，前辈盛意殊可感念，盼兄得便与寅恪先生偶通消息也。”此函或系于1956年（《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或系于1955年（梁承邺《从新发现史料看陈寅恪北上问题》，《南方周末》2006年3月23日），未能确定。或者因徐氏资望稍逊，陈氏复举荐思想趋新的陈垣以自代（《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1997年版，页158）。按：陈氏去世三年后，徐氏才通过陈氏长女陈流求得知消息（《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并曾向赵俪生转述其事（赵俪生《从铮园到绿杨邨，再回到铮园》）。

[16]傅斯年致蔡元培函称“中舒先生善于布置，有事务长才，故工作进行得以迅速，至可喜也”（据《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另，当时史语所第一组成立“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徐与傅斯年、陈寅恪皆为委员；此三人皆不以明清史为专业，而各有明史方面的撰述，盖由此也。

[17]《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页39。参《徐中舒先生生平编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