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林点将录：河北降将山士奇安特生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又译安特森；瑞典人。

论汉学传统的深厚，人员的齐整，成绩的丰富，举世皆推法国居首，为近代国际汉学的中心所在。然而瑞典僻处一隅，却产生高本汉（语言学）、安特生（考古学）二氏，对中国本土学界影响之深巨，实更在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诸人之上；加上斯文·赫定的西域探险，喜龙仁（Osvald Sirén，芬兰裔）的中国艺术史、建筑史研究，皆独当一面，瑞典遂能异军突起，以少敌多，乃至隐然与法国分庭抗礼。[1]

安氏以研治地质学出身，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曾两次参加南极考察，又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年应北洋政府之聘，任农商部矿政顾问，负责调查中国北方煤铁资源。当时地质学家多业余搜集古化石或古文物，安氏亦染此习；后因政局混乱，经费无着，遂径以余事为正业，专门蒐集古生物化石，稍后更专力于史前考古方面。[2]

安氏于1921年试掘辽宁沙锅屯遗址，是他在华的第一次田野作业，后有《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一文（袁复礼译）。同年年底，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大规模发掘，一举发现彩陶文化，首度确定东亚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为中国田野考古正式开端的标志，堪称现代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3]随后他写出《中华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节译），通过比较仰韶与中亚安诺及特里波列的器物纹饰，提出彩陶文化西来说。他为验证此假说，更赴甘青地区寻找彩陶传播的缺环，在不足两年间，接连考掘罗汉堂、朱家寨、卡约、辛店、半山、齐家坪、马家窑等十数遗址，并撰《甘肃考古记》（乐森璕译），将仰韶文化划分作六期，并进一步论证彩陶文化源于近东地区，经由新疆、甘肃传入中原。[4]另，他曾考察周口店鸡骨山，并确定其考研价值，对后来北京猿人的发现亦有力焉。

按：二十年代以前，在域内从事考古者多系域外人士，如鸟居龙藏（日）之于辽东、蒙古、台湾，斯文·赫定（瑞）、斯坦因（英）之于西域，桑志华、德日进（法）之于古生物及石器时代，步达生（加拿大）之于古人类，不仅安氏一人而已。[5]惟安氏中年转业，又不谙中文，竟探骊龙而先得其珠，成为高本汉所谓“中国考古学的创世纪的拓荒者”，[6]又何其幸也。[7]

安氏的直接贡献，在于一系列新石器考古文化的具体发现，但至少尚衍生两大意义：在考古学上，首先引入近代地层学方法发掘遗址，尤能应用类型学方法分析器物，由此区别考古文化的属性及源流；[8]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其仰韶六期、彩陶西来之说皆因后来地层上的新发现而被否定，但就世界历史大势而论，中国早期文明实多汲取外域文化因素，文化西来说的价值固未可全然抹杀。[9]

按：近代西方曾盛行文化传播论，而中国种族西来的臆说亦蔚为一时潮流；[10]清末西风初渐，趋新的学界胜流如梁启超、蒋智由、章太炎、刘师培、黄节、夏曾佑、丁谦，都曾认同其说。[11]民国以来，民族独立意识强化，种族外来说虽已消沉，但文化外来说仍有流传，显者如章鸿钊、屠孝实、卫聚贤、苏雪林、岑仲勉、凌纯声、杜而未，隐者如陈中凡、郭沫若、顾颉刚、丁山、刘盼遂、徐中舒、朱谦之、李济、戴裔煊、季羡林、杨希枚、林梅村，在实际论证上虽有合理推测与牵强附会之别，而在文化观念上皆不取深闭固拒的态度。[12]故安氏的见解既属“表面证据成立”，在当日实为顺理成章之说，而非故作惊人之论。至于大陆五六十年代后，囿于官方意识形态，文化的外部起源说渐成学术禁忌，噤不得发，至今余风未息，此较之清末的华夏民族西来说，可谓过犹不及矣。[13]

安氏在华的学术活动，皆承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Swedish China Research Committee）资助，他与中方议定，所发现文物将带回瑞典研讨，日后中瑞各得其半。至1925年，他与中方的工作合同到期，乃携数以万计的文物返国，瑞典政府为此专门设立远东文物博物馆，而馆长之职，自非安氏莫属。

其后他著有《黄土的儿女》（Children of Yellow Earth），回忆其寓华经历；又有《中国史前史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总结当时的中国史前考古成绩，并对彩陶西来说自作修正。另有考古报告《西宁朱家寨遗址》（刘竞文译）。此外，他根据大量馆藏研究鄂尔多斯青铜器，亦有开拓性，惟国人多未详耳。[14]

俄人瓦西里耶夫七十年代有《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则系文化西来说的卷土重来也。[15]

诗曰：文化西来论寂寥，个中胜义未应销。神州考古开生面，不在殷墟在仰韶。

注　释：

[1]但高本汉也曾师承沙畹，故德密维勒迟至三十年代仍表示：“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据杨堃《葛兰言研究导论》，《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2]骆克原本从事植物研究，因长期在云南丽江考察，转而专力于研治当地的纳西族文化，亦与安特生的转行相辉映。(www.xing528.com)

[3]胡适1923年致顾颉刚函有云：“发见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下册页1085；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此说虽误，然由此亦足见当时中国学人对其发现的重视。

[4]《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民国12年）；《中国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民国12年）；《甘肃考古记》，《地质专报》甲种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民国14年）。后二种声名遐迩，而至今传布稀罕，似仅《中华远古之文化》有台湾影印本（文海出版社1973年）。按：裴文中谓四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前研究有四大发现：仰韶文化、河套旧石器遗址、周口店中国猿人、周口店山顶洞（《中国史前学上之重要发见》，《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二期；《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第一章，商务印书馆民国37年版），其中自以安氏之功为首要。

[5]参李济《中国地质学对现代中国社会人类科学的影响》，《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李济《安阳》第三章；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二节，三联书店1997年版。

[6]据张静河《瑞典汉学史》第四章，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张静河《安特生在华北的考古活动》，《世界汉学》第一期。按：陈星灿称安氏“肯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术史上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贡献最大的外国专家”（《安特生在中国的命运：从学者到学者的回归》，《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7]在初步调查时，安氏尚不知彩陶的实际价值，对于彩陶与石器并存感到不可思议；及至他看到有关中亚安诺遗址的考察报告，才顿时明白彩陶的原始性，乃有其后的正式发掘（参李济《安阳》第三章）。

[8]参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二章第三、四节。按：对于安氏，李济在发掘和研究的具体方面有严厉批评，但在整体上仍相当推崇，并称他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在中国古文献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安阳》第三章；可参陈星灿《李济与安特生——从高本汉致李济的三封信谈起》，《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

[9]比如殷代马车（战车），中外学人多承认源自西方，实为对文化西来说的一大支持（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古今论衡》第三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版；[俄]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页308—313；[美]夏含夷《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夏含夷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商文化论集》上册，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黄时鉴、龚缨晏《马的骑乘与游牧文明的起源》，《暨南史学》第四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另，张光直曾表示：“不必一定不肯承认战车是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方传进来的。……这是向人借来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据许倬云《文化交流与比较文明——与李弘祺君谈话录》，《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许倬云也说：“中国自古便不能独立于世界以外，有两个发明的影响是绝对深远的。第一个是车子，战车本身是一种文化，车子的发明，应当是在亚洲的内陆，可能就在高加索山底下到黑海、里海这一带的地区……”（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70）有关研究概况可参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三联书店2000年版。

[10]参缪凤林《中国民族由来论》，《史学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贺昌群《瀛书脞语·欧洲人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贺昌群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吴主惠《汉民族的研究》第二章，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一章第一节。

[11]参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13—117。按：清末国粹派（革命派）虽张大西方式的民族意识，但其时仅以满清为敌，故撷取汉族西来话语，不无挟洋自重以贬抑满族之意；降至民国，时势丕变，西洋列强乃成大敌，对内的“排满”转为对外的“反帝”，当此际，种族西来说遂默尔而息矣。尽管如此，二三十年代于墨子（胡怀琛、卫聚贤）、李唐皇室（陈寅恪、刘盼遂）、李白家世（冯承钧、陈寅恪）、明成祖生母（傅斯年、李晋华），皆有血缘外来的推测，亦可视作人种西来说之回响乎？（参周勋初《李白族系之争的时代背景》，《古典文献研究》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2]章鸿钊《中国石器考》（《石雅》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屠孝实《汉族西来说考证》（《国故论丛》，商务印书馆民国15年版）；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集（商务印书馆民国23年版）；苏雪林《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屈骚新诂》、《屈赋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岑仲勉《两周文史论丛》（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突厥集史》附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凌纯声《中国的封禅与两河流域的昆仑文化》、《昆仑丘与西王母》（《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下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杜而未《中巴星象神话比较研究》（《凤麟龟龙考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文字学上之中国人种起源考》（《陈中凡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郭沫若《释支干》（《甲骨文字研究》）；《顾颉刚读书笔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2年版，第五卷上，页3744）；丁山《吴回考》（《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二期）；刘盼遂《中华人种西来新证》（《刘盼遂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徐中舒《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朱谦之《世界史上之文化区域》、《中国文化之本质、体系及其发展》第三章（《比较文化论集》，《朱谦之文集》第七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戴裔煊《中国民族文化由来的理论与实际》（《黄文山文集》附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杨希枚《苏雪林先生〈天问研究〉评介》（《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第一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第一编。

[13]中共方面对文化西来说的政治性批判，可追溯到延安时期，以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为代表（原载延安《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收入《尹达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光直将此类论说称为“民族主义考古学”（《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古今论衡》第一期，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版）。

[14]以上参裴文中《安特生（J.G.Andersson）先生年谱初稿》，《辽海引年集》，辽海引年集编纂委员会1947年印行；张静河《瑞典汉学史》第四章、《安特生在华北的考古活动》。

[15]中国学人对此书的批评见林寿晋《论“仰韶文化西来说”》，《先秦考古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译本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