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次回到西晋王朝灭亡这一严肃事实上来。它的灭亡意味着魏晋国家体制的崩溃。通过对魏、西晋王朝展开考察，可以发现西晋的灭亡与东汉的灭亡如出一辙。这一点，无论是从刘毅将晋武帝比作汉桓帝、灵帝，还是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与汉末的党锢之祸、黄巾之乱[1] 在内部构造上的类似，都能够看出来。以上事实，意味着导致东汉政权灭亡的要因仍存续于魏、西晋政权之中。其要因具体说来有如下两点：（1）国家权力私权化，尤其是在人才选拔方面的私权化。在这一点上，党锢之祸与八王之乱是共通的；（2）流民与内徙非汉民族所带来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这一点上，黄巾之乱与永嘉之乱是共通的。
接续东汉灭亡后诞生的魏晋王朝自有其使命。仅就上文的第（1）点而言，其使命在于重建公权化的国家。这里的公权，由两方面的要素组成：（ A）替代汉王朝的新权威；（ B）反对权力私人化的社会舆论。同时，这两种要素也会相互冲突。例如，以魏晋时代的朝廷为舞台，围绕着复活肉刑，当时人有过多次议论。所谓肉刑，即伤害身体的刑法。西汉文帝时，肉刑一度废除。但魏晋时期又出现思潮，认为应当恢复包括斩右趾在内的肉刑，以之作为死刑与笞刑之间的中间刑。陈群、钟繇等赞成派以为，恢复作为中间刑的肉刑，能够改正犯罪与刑法不相均衡的现象，维持法律的秩序与公正，乃至于能够提高国家威望。与之相对，王朗等反对派则认为，就具体情况而言，恢复肉刑为时尚早。他们担心恢复肉刑会造成为政残酷的印象，导致国家内外对现政权评价降低，尤其是在蜀汉、孙吴等敌国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尽管当时皇帝内心倾向于赞成派，在反对派占据多数的情况下，最终不了了之。如果将关于肉刑的议论与其他问题相互比较，加以图示化，可作如下表达：
川胜义雄曾经指出，魏晋贵族国家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两点，即皇帝（军队）与贵族（清流士大夫）。他们分别与以上图示中的（ A）、（ B）重合。在曹魏与西晋政权之间，曹魏相对更为倾向于（ A），西晋则更倾向于（ B）。
作为魏晋间政权更迭形式的禅让革命，虽然有着“禅让”的美名，但总而言之，不过是在王朝内部吃里扒外的利己行为，如同狮内之虫一般。[2] 若进一步深入论述，曹氏皇帝从自身的私心出发，实施营造宫殿等等（ A）系统的措施，使得人民疲敝。司马氏则承接了反对这些措施的舆论、人心。因此，对于通过禅让革命登基的晋武帝，人们期望他完成的使命在于重建（ B）系统，确立公权。晋武帝虽未能亲征，朝廷也有大量反对的声音，但始终推进伐吴大业。他将名望人才任命为武官，此外每年十一月都至宣武观、宣武场进行大规模的阅兵。晋武帝对军事的重视，颇有三国战乱群雄的遗风。尽管如此，由于上述原因，在另一方面，晋武帝也尊崇德高望重的名宿，且因出身于“诸生之家”，在其父司马昭、其母王太后去世之际（咸熙二年，265;泰始四年，266），晋武帝虽依照汉魏时代的皇帝制度，在葬礼结束后便重新理政，但在之后的生活中则通过撤减膳食等行为服丧三年（斩缞）。如前文所述，晋武帝还曾当众焚烧奢侈品。他利用种种行为进行表率，向天下示范孝顺、节俭之道。此外，晋武帝对批判曹魏政权的舆论、人心颇为关注，实行以“宽裕”为宗的各类政策，有意识地将政策向（ B）系统倾斜。
但即便如此，事实却如同逆流，或者甚至可以说如同悖论一般。正是在践行公权的场合，私权化的潮流不断涌来。晋武帝通过实行五等爵制大封爵位，虽然有笼络舆论的意图在内，但同时从中也可看到自我毁坏、自私自利的私权化萌芽。至孙吴平定，天下再度统一的阶段，西晋政权如同丧失了目标一样，流露出政治废弛、私权化全面展开的状态。此外，司马氏作为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家风严格、学问修明，心怀济世之志，在乡里受人仰望。因此，作为司马氏的子孙、被期望成为屏藩的宗室诸王，内里也拥有某种“公”的特征。与此相关联，他们自然也会有抑制私权化的相关动向。而设置“宗师”一职（咸宁三年，277）表明，从这一时间点开始，宗室诸王也在不断地私权化。
晋武帝本人的私权化可在立太子问题上见其端倪。对此问题，晋武帝不断犹豫，杨皇后（杨艳）则以“年长”这一“家”的伦理进行游说，而晋武帝也以此为原则驳回舆论的反对。在接下来的齐王司马攸归藩事件中，晋武帝更是以勿论“家事”的说法顽固地压制舆论，进一步地私权化。结果，舆论的闭塞使得外戚杨骏崛起，西晋王朝踏上了外戚专权的前车之辙。或者可以说，东汉王朝灭亡的事态在当时反复发生，更具悲剧性。“家事”的问题，最终成为国家大事中的问题。
不过，魏晋国家所衍生出的种种事物并未因西晋王朝的灭亡而消逝，而是在无形中为后世所继承、发展。例如，在上文第（2）点提及的民族问题上，西晋王朝并未采纳《徙戎论》的观点，直至胡人、汉人的主客身份完全颠倒的北朝时代，通过创设北魏汉化政策、西魏府兵制等等措施，才以“胡汉融合”的形态根本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缓解阶级矛盾的问题上，上承曹魏屯田制的西晋课田、占田制，在其后的北魏时代又进一步衍生出扶持自耕农的均田制。此外，为了解决上文第（1）点的私权化问题，魏晋时代出现了所谓的贵族制。之后，虽然存在着门阀主义与贤才主义的差别，但作为抑制私权化的一种制度，贵族制也在不断地持续、发展。此外，为了统合公权中的（ A）、（ B）两大系统，魏律、泰始律令得以编纂。之后的隋唐帝国的国家体制，也正是以这些律令为根基来构建的。
那么由此说来，晋武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皇帝？他有意识地试图阻挡时代的潮流，但最终为潮流所摆布。魏晋时代是一个复杂万分而又生机勃勃的时代，而晋武帝正是这样一位体现时代特征的皇帝。(www.xing528.com)
滔滔私权化的浪潮吞没了西晋王朝，也吞没了晋武帝，其究竟来源何处？本书的最后想对此问题稍作论述。在魏晋之前的汉代社会中，由“父老”—“子弟”这样的长幼秩序所构建的“里共同体”发生了新变化，衍生出“上家（豪族）”—“下户（贫农）”的关系，乡里社会走向分裂。在此状况下，随着饥荒等天灾以及各种人祸，“下户”沦落为流民。在离开故乡这一点上，流民与强行内徙的非汉民族、侨居都城的官僚们是共通的。这些从原来的共同体中脱离的个人乃至于家族，在被孤独疏远的状态下，或许是为了获得自我安慰的精神救济，于是便有了宗教方面的诉求。其结果是“宗教时代”出现了，人们热烈地信仰本土宗教道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个体的觉醒也孕育了充满人性的艺术创作及其背后的贵族文化。同时，赤裸裸的私欲也明白露骨地喷薄而出，淫虐、奢侈的浪潮四处蔓延，追求名誉、地位的权力欲、攀附欲也风靡一时。这些正是该时代私权化潮流在精神思想上的原动力。
与此相对，当时也存在着以对抗私权化、重建公权为基础的人心、舆论。身负舆望、名声的名望家，是该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与党锢之祸、八王之乱的抗争，催生了贵族制。然而，随着私权化的全面展开，人民，尤其是贫农、流民、内徙的非汉民族遭受压迫，生命受到威胁。当事态超出界限，便酿成了否定现政权的各类反乱，例如黄巾之乱、永嘉之乱。这一点，正如灭亡西晋的主角之一石勒对王衍所言：“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乍一看，两者立场似乎是完全逆转的。但这种逆转，恰恰是人们对于西晋王朝、西晋贵族的正当控诉：原本作为公权代表的西晋王朝理应养护天下苍生，但反而走向私权化，导致民众横死。原本作为王朝主体的贵族们，最终也反而走上自暴自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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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包括其所引起的凉州地区的非汉民族反乱。
[2] 狮内之虫，典出佛教《梵网经》，说的是狮子体内养活的虫子反而使狮子丧命，意指虽在内部却不断损害其所在组织的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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