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变迁：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政区滥置

西晋末永嘉丧乱以后的二百多年，是后人常说的“五胡乱华”的时期。这时候的中国北方一直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最初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十六个国家，这些国家设置的政区都相当紊乱。各国务广虚名，通常在各自统治的较小区域内随意分置了许多州，比如汉刘渊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置雍州，又在离石（今县）置幽州，两地之间仅隔180公里左右，它们最初都属于同一个州。刘渊可能是有感于吕梁山地的阻隔而作划分的，不过这已是相当于郡一级的政区了，是不能称作州的。前赵刘聪以洛阳为荆州；而北燕疆土仅有西晋平州的一半和幽州的一小部分，却置了5个州。北凉仅有今天的甘肃张掖、民勤、山丹数县之地，也先后设置了3个州。

等到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之后，经过一番省并，初年有10—20州。到孝文帝太和十年（486）有38州，在当时黄河以南的有青、南青、兖、齐、济、光、豫、洛、徐、东徐、雍、秦、南秦、梁、益、荆、凉、河、沙、华、陕、夏、岐、班、郢，一共25州；在当时黄河以北的有司、并、肆、定、相、冀、幽、燕、营、平、安、瀛、汾，一共13州（从《资治通鉴》卷136《齐纪》二，胡注之说）。其后又滥置无度，末年竟达到80余州（其间旋置旋废的又不在此数）。东、西魏分立后，更是滥置州郡，东魏一共有80州，西魏有33州，通计为113州（据《魏书·地形志》），519郡，1352县（据《通典·州郡》一）。北齐代东魏而兴，占有北中国的东半部地，经过大刀阔斧地省并之后，到天保（550—559）末年，仍然有97州，160郡，365县（《隋志》），正所谓是“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北齐书·文宣帝纪》）。

至于南方，也是如此。东晋大概有10州左右。据《宋书·州郡志》说：

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江左又分荆为湘，或离或合，凡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其徐州则有过半，豫州惟得谯城而已。

南朝刘宋的时候，大约有20余州。在旧州的基础上，又分扬州置南徐州，分徐州置南兖州，分扬州的长江以西部分地并入豫州，又分荆州置雍州，分荆、湘二州置郢州，分荆州置司州，分广州置越州，分青州置冀州，分梁州置南、北二秦州（据《宋书·州郡志》。所记以464年，即大明八年为断），有郡270。

南朝萧齐政权基本上因承了刘宋的格局，有州23，郡370余。所不同的是，这时淮北领土已陷于北魏，所以当时有的州虽然还套用原来的名称，但已经失去了故土。象这时的徐、兖二州就分别迁到淮南，改名为北徐、北兖。

梁天监十年（511）有23州，350郡，1222县。以后收复两淮，增置州郡，再加上内地诸州一再析置，仅隔二、三十年，到大同中（535—545），竟达到107州（《隋志》）。南方建置州郡之多，至此达到顶峰。

回头再看北方的一个政权。北周在取代了西魏以后，已经兼有中国南方的部分州郡，又往东吞并了北齐，往南夺取了南方政权陈的淮河以南之地，到大象二年（580），有211州，508郡，1124县（《隋志》）。

和北周同时的一个南方政权陈，疆土缩狭，西亡蜀、汉，北丧淮、淝，威力所加，不出荆扬之域，有州42，郡189，县438。以后国土益蹙，到隋开皇九年（589）平陈时，仅得州30，郡100，县400。这数据和北周大象二年的相叠加，则有州241，郡608，县1524，州、郡二级滥置已到了极点。(www.xing528.com)

政区增置的一般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疆域扩大，户口滋殖，蛮夷向化，统治空白消失，地方分权加强，行政管理需要，经济开发加深等等。至于分裂时期，又主要是受以下因素影响：体制紊乱，彼此相高，抚绥迁流，位置官吏，控制要地。用当时人的一个说法，州郡滥置是出于“昧利纳财，启立州郡”（《北齐书·文宣帝纪》）的缘故。当时南、北两方的政区都没有很好地规划，以至于畸型发展，或割裂，或侨立，或析置，听任政区越划越多，越划越细。东汉末年初行州郡县三级制的时候，一州通常辖有十来个或七八个郡，每郡领十几个县不等。到了南北朝后期，不少的州只辖一二个郡，一郡只辖一至三个县。有的州竟无县可领，或者甚至仅存名目。南朝齐在汉中地区的梁州所统65郡当中就有45郡是“荒无民户”的。有的两个州、郡合治一地，一人兼两刺史或太守，这在政区史上叫作“双头州郡”。这样一来，在南北朝时期，实际上只是州直接统县而已，郡一级政区就形同虚设了。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所谓的“侨州郡县”。西晋末永嘉之乱以后，在当时中国北方各地掀起了一个移民高潮，中原人民纷纷流徙，大部分渡淮南迁，也有一小部分迁往辽东和河西地区。当地政府为了招抚流民，安置世家大族，就地按照这些移民原来籍贯的州郡县名设置政区，给予不税不役的待遇，称为侨州郡县。这在当时的中国南、北方都是如此。比如北方的前燕慕容氏就将中原地区迁居辽河流域的流人设置侨郡，以冀州人置冀阳郡，以豫州人置成周郡，以青州人置营丘郡，以并州人置唐国郡。河西的前凉政权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后的北朝也有侨州，六镇起义后，北魏、东魏就曾经侨置恒、云、朔、燕、蔚、显六州于并、肆、汾州界内；西魏、北周也侨置这六州于秦陇地区。不过，当时以南迁到长江流域的人口最多，所以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也就最具有代表性。在中国南方所设置的侨州郡县的规模，以东晋最盛，刘宋时渐微，齐、梁、陈时大规模设置的已属少见。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大都集中在“两点三线”上。“两点”是长江中游的政治中心荆州（今湖北江陵）和下游的政治中心扬州（今南京）附近。“三线”是三条交通线：长江上游的汉中到成都、重庆，中游的襄阳到江陵、武昌，下游的今天当涂、扬州、镇江到常州以及沿运河的淮阳、扬州一线。

下面就将东晋南朝曾设置过的侨州郡县的数量和当时的正式州郡县作一个比较，以便于对这一时期的政区滥置情况有更深的了解。列表如下：

因为设置侨州郡县本身就存在着一个无法避免的地方豪族势力对辖域内的土地和人民进行分割的问题，州郡虽多而中央版籍内的户口日耗，从而引起政府的财政危机。为了克服这个问题，从东晋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开始，到陈天嘉元年（560）为止，一共实行了九次较大规模的土断。所谓“土断”，也就是以土为断，将侨州郡县经过一番整理，予以实土，正其封疆，领有其民。不过，在乱世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困难，沈约说：“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宋书》诸志总序）。这种情况要到隋朝才得以克服。

南北朝的侨州郡县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很大，给后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后世象唐代，在今天的甘肃、宁夏、陕西西、北部，河北、内蒙古东南境，也还侨治过一些州县，有时规模还不小。不过，这只是权宜之策罢了，唐代所侨置的边地州县大都是旋侨旋废的，因为当政者明白如果仅仅是为了保存一个虚名而自乱局部地区的政区格局，是不值得的。后来象南宋靖康南渡后，也只是称临安（今浙江杭州市）为行在所，而不将故都汴京的旧名移来，这是值得赞许的。

南北朝政区最紊乱的区域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两点三线”。象在淮河一线则因为这里是战事区，在这一区域内所设的政区，通常极不稳定，朝夕易主，而当时又通行加“南”、加“北”字来区别，更是自乱其例了。通常南朝的一个政区落到北朝手中，北朝则沿用南朝的旧名，而这所谓的旧名，由于南朝命名的紊乱，重名极多，所以在北朝和南朝的外事文书上就发生过相互讥讽政区名称紊乱无稽的事。在淮河一线的战事区，通常出于防卫的目的，有意识地将政区一再划小，或更动封疆，比如南朝宋分长江以西地属豫州即为此例。这样就导致了州不可能恢复成为原来的“万里之州”（甚至千里、八百里也达不到），郡也是如此，反而县是较稳定的，因为它的本来疆域就狭小。

这不是说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是无可称道的。有一个疆界处理的方式极好，那就是南朝刘宋的时候考虑到荆州辖域太大，方镇过重，就在孝建元年（454）分荆、湘、江、豫四州置郢州，治所在汝南（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辖境相当今天湖北钟祥以下的汉水流域，监利、阳新间的长江流域和湖南沅江流域以北地区。郢州其实就起到“犬牙”的作用，基本上用汉水将荆州腰斩了。这个位于汉水下游的郢州起到了预防长江中游割据的作用，又成为沿襄阳南下的北方军队的第二道屏障，这是极可取的。当然，任何一个县级以上政区的划分，由于它要跨几个县以上的区域，或多或少都要对其他既成政区的实有领域内的经济、地理状况产生影响，削割其他政区的部分地理资源和政治实力，因此，相对于国家全局而言，局部地区的弊处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针对郢州是否有必要设置一事，时人何尚之就以为“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州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他上书建议罢去郢州，还荆、扬二州的本来面目，但并不被采纳（《宋书·何尚之传》）。何尚之的立论是建立在局部利益上面的，自然是要被否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