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业的兴起与晚清大变局息息相关

不少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总是把本国报业史的源头远溯到唐代（甚至更早）的邸报，连传世之作《中国报学史》的作者戈公振也未能免俗。其实，古代邸报与近代意义上的新闻纸根本不是同一回事，硬扯在一起最多只能增加一点虚无缥缈的“民族自豪感”，骨子里不过是一种凡事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心态在作怪。

“自唐代起，中国就有了邸报。但邸报的作用仅限于传达朝政信息，所载内容无非皇帝诏令、诸臣奏议与宫廷动态而已，且只供官吏士大夫阅览。及至晚清，欧美传教士和商人来华办报，将西方报纸模式输入中土，开启中国近代报业之端绪。”^[1]

毋庸讳言，中国报业史的第一页是由外国人书写的，报纸是舶来品，不是中国文化中自我生长出来的。中国报业少年期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与整个晚清大变局休戚相关，报业的兴起与政治、社会和文化潮流的变动不可分割。

从外人在华办报开始，国人从译报到办报，从维新报业到革命报业，“以报业发展为经”，初生的报业经外国人之手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个新生事物在古老民族嫁接的艰难。从1815年第一种中文月刊在马六甲问世到1872年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申报》在上海诞生，再到王韬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其间经历了近一个甲子的漫长岁月。从1874年到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又是22年，而严格意义上的报、刊分家要等到1904年《时报》出世才算初步完成。

在中国报业的少年期，尽管清政府使用了各种手段，诸如制定《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在内的一系列旨在钳制舆论而不是保障舆论的报律，封杀报纸，逮捕、流放乃至杀害报人，通过租界拘禁章太炎、邹容等，但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国报人没有屈服，没有恐惧，没有停止对报业理想的追求。“苏报案”不仅轰动一时，而且永垂史册，章、邹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感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风吹枷锁满城香”，这样的故事远超出了善于虚构的小说家的想象。1907年4月，因言获罪的《京华日报》创办人彭翼仲离京流放之日，有数千读者自发为他送行，其中一位叫郭瑞的读者自愿万里相随、陪同他远赴新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很有点戏剧性的十分动人的一个场景”。年轻的陕西青年于右任，三落三起，先后手创《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关押、罚款、驱逐出租界等打击都没让他丧失信心，特别是最后的《民立报》时期，他和宋教仁等一起以热情的政论呼唤了一个伟大的社会转型的到来。

在中国报业的少年期，在投身这个事业的人身上，我们不仅能体会到他们对理想的矢志不渝，而且能体会到他们对这个民族的责任感，他们与读者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那种品质。由他们经办的报纸，虽然在印刷质量、技术硬件上或许都很粗糙，但从报业的精神内涵上，他们与西方近代报业几乎是相对接、相吻合的。(www.xing528.com)

不可忽略的是，离开了租界，包括《申报》、《时报》、《大公报》以及于右任办的三份“民”字报在内，能否诞生都还是未知数呢。

报业或者说整个新闻业追求的核心应该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而不是革命、维新，在动荡的晚清变局中，报业固然与维新、与革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报业仍有它自身的规律，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以《时报》为例，它有一定的康有为背景，但由梁启超手订的“发刊例”第一条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这不是说说而已，否则1907年9月康门弟子徐勤在写给康有为的报告中，就不会满纸都是对狄楚青的批评，以及对梁启超的抱怨。一百多年前，在中国报业史的少年时代，梁启超、狄楚青他们就懂得了报纸首先要守护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固然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

【注释】

[1]陈玉申：《晚清报业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