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与理路：古希腊和先秦的民族观念

作为民族观念史的研究，本书需对资料做出梳理和分析。它既包括传世的文献，也包括近现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传世文献的使用中，固然应注意将传说与较为可信的历史做出区分。不过，传说也并非全无意义，它本身虽未必是真实历史的记载，但对传说形成过程的分析却有助于了解历史。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西方学者，如豪尔等人对古希腊民族认同形成的分析中，也在中国古史辨派的研究中有所展示。此外，由于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期较为久远，故除了传世文献之外，也应注意考古材料的使用，但考古材料，特别是早期人类活动的考古资料，如果缺乏文字的佐证，在观念史的研究中又往往带有局限性，如何将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更好地结合，是本书研究中需要考虑的内容。

除文献的整理分析外，研究方法上，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进展同样值得吸收。受苏联影响，很长时间内，我们将民族视为均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然而，现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中，对人群的划分却存在其他认识，即较少强调民族划分中的“客观”标准，而日益重视主观认同在民族观念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不再将民族间的区分视为固定不变的，转而重视其变化过程及原因的分析。与“客观”的民族识别标准相比，主观认识更容易受到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以主观认同作为民族识别的标准，则民族之间的界限更容易发生变化。在本书研究中，不能不考虑这些趋势。

民族研究中重视主观认同被不少人类学家所认可。如人类学家巴斯提出，族群最重要的划分在于其边界，即限定自我的边界以区别其他族群，而不在于其客观的因素。⁵⁰本书则认为，民族识别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最容易识别的是不同人群间的外貌、语言等特征，这些特征较为明显，也不容易发生改变。其次，一些人群内会形成共有的名称，共有的祖先传说，共有的历史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自我认同。第三，在各自认同形成的同时，也会形成自我意识，从而产生对自我之外其他人群的认识，进而在观念中塑造其他人群的形象。其中，第一个层次的识别标准相对“客观”，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具有相当强的主观性。⁵¹本书研究中，应当承认与重视民族识别中主观因素的存在及影响。如在古代希腊，希腊人和蛮族的对立，首先有赖于希腊人的认同，由于在历史上并未形成统一的国家，“希腊人”共同体依赖希腊人自我认同的维系，而希腊人认同中，除了语言、血缘等标准外，是否遵守共同的宗教、祭祀以及是否有共同的性格特征也是其中的判断因素，这些因素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其次，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还涉及蛮族的认定，所谓的蛮族并非单一的共同体。蛮族之间不存在共有的祖先和历史记忆，也不存在共同的语言，甚至不同的蛮族外形都存在较大区别，其内部并无认同可言，他们只能是希腊人在自我认同基础上对异族的认识，这也决定了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中主观因素会施加影响。第三，希腊人对蛮族形象的塑造也会随着时间、地点乃至政治利益而改变，即使所谓的“客观标准”，如血缘、语言等，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⁵²希腊历史上曾出现过对人群的语言、血缘等特征认识相对模糊的情况，特别是在希腊人和蛮族的边缘地带尤为如此。如对马其顿人，特别是其王族属于希腊人抑或是蛮族，希腊人、马其顿人对此有不同认识，反映出民族识别具有一定主观性。中国古代华夏的自我认同以及华夏与夷狄的识别中，也同样有主观性的存在。

不过，注重民族识别中主观性存在的同时，也应关注其中的客观特征，这不仅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人种等“客观”因素的逐渐淡化，既与这些标准内部所具有的局限性有关，是人类学自身发展的产物，也与西方学术界在“二战”后对学术的反思有关，由于“二战”期间民族学特别是其中有关人种研究的一些成果被法西斯所利用，成为其发动反人类活动的工具，因此这些标准在战后也受到批判，但标准本身并非毫不可取，对其价值应当给予重视。其次，共有的祖先、语言等因素不完全是主观建构，也需要有一定的客观基础，如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曾将语言等视为客观的、可辨识的标准，这有一定道理，即使是学术界所不再重视的人种差异，也是古希腊人观念中区别自身和蛮族的标准。我们在研究中，应当承认这些标准在希腊历史上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客观性，是希腊人区分自我和蛮族的重要依据。先秦华夏在识别自身与夷狄的过程中，同样曾将语言等因素作为人群区分的标志。再次，即使一些“客观”标准，如语言等，在识别中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它并非全然是我们研究的障碍，其产生及其变化过程恰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古希腊蛮族观念、先秦的夷狄观念之复杂性提供了依据。如希腊人对马其顿人，特别是对其王室地位的判断曾有巨大分歧，这极大地影响了“希腊人—蛮族”对立的思想，这一点值得重视。在希腊人、华夏的异族观念研究中，承认其主观性的存在，也不忽视某些“客观”标准的作用，乃至正视“客观”标准中的某些主观性，肯定其对我们研究的价值，这正是本书所采取的研究策略。

与此相关的是，在民族起源问题上“根基论”与“工具论”的争论对我们的研究也有影响。“根基论”强调民族认同来源于根基性的情感联系；而“工具论”则注重民族认同过程中，政治、经济资源竞争中形成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⁵³这两种论点，各自有一定的道理，但如同民族认同中的主客观标准一样，二者也并非不能调和。“工具论”在希腊的蛮族观念、先秦的夷狄观念之发展史中有其合理性。仍以希腊为例，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别，特别是对蛮族的歧视，始终建立在与异族斗争的基础上：希腊人对东方的敌视最早可追溯到他们与特洛伊人的战争，而希波战争更是古典时代希腊人之蛮族观念发展的关键点。除了重大的斗争会刺激希腊人、华夏的异族观念发展外，政治、经济等现实利益也经常性地影响希腊人、华夏对自我与异族划分的认识，有时甚至会导致其内部产生截然不同的异族观念。在先秦华夏的自我认同以及夷狄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中，不乏人群之间争夺生存空间的情形。王明珂对先秦时期一些人群的民族（族群）观念研究，就运用了“工具论”的方法。但除了“工具论”之外，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以及他们对异族的认识并不仅仅是极端的功利主义，如希腊人一再提到自己和蛮族的血缘与文化差异，这不能完全看作是希腊人根据现实利益的虚构，其中也包含了希腊民族内部所固有的情感联系，这通过希腊人的血缘、文化传承下来。这种血缘、文化因素，被希腊人所认可。因此，如果仅重视“工具论”的合理性，而忽视了民族认同和民族区分中的真实情感，也是不完善的。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书在研究中，认可主观建构是古代希腊人、华夏产生异族意识的重要方式，重视考察希腊人蛮族观念以及华夏夷狄观念的发展过程；同时注意其建构过程中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客观因素。既注重研究血缘、文化等真实的情感联系，也注意不同民族的对立中，城邦、个体的现实利益所发挥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遵循以下的思路：

第一，重视民族关系史的梳理。对古希腊以及先秦时期的民族关系之梳理，是研究古希腊蛮族观念与先秦夷狄观念之基础性工作。本书在汲取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古代希腊与中国先秦时期的民族关系作概括性的介绍，并就重点问题做出研究。在研究中，一方面努力把握古代希腊人、先秦时期华夏与异族交往的历史，表现出古代不同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态势。另一方面，也注意重大历史事件对希腊人与蛮族关系、华夏与夷狄关系发展所具有的关键性作用。例如希波战争、春秋时期“四夷交侵”的局面对蛮族观念、夷狄观念的迅速发展的作用值得重视。通过对类似关键性事件前后民族关系转变的研究，探索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阶段性特征。

第二，由民族关系史进入民族观念史的研究。在梳理古代希腊、先秦民族关系史的基础上，进而研究民族关系史反映出的蛮族观念、夷狄观念。此项研究是对蛮族观念、夷狄观念从萌芽到发展之过程作整体研究，既涉及古希腊人、华夏的自我认同，更注重他们对异族的认识；同时兼顾周边其他民族对自身以及对古希腊人、华夏的认识。在对异族观念作较全面研究的同时，也突出其中的重点问题，一是希腊人、华夏观念中的异族形象；二是其背后所反映的希腊人、华夏对自我与他者区分的认识，特别关注血缘、文化、政治等因素在不同时代自我与异族区别中的作用及相互影响，并结合时代背景探索其变化特征。这些特征既包括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研究对象所表现出的各自特征，也包括不同的异族观念在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前后扬弃的特点。

第三，在对两种异族观念分别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以下若干重要问题做出比较研究，如古代希腊、先秦中国的民族关系之异同；血缘、文化、政治与民族识别问题等等；民族观念在古代希腊、中国由邦国到地域性大国进而向帝国过渡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等。

此外，书中涉及几个重要概念的使用，在此做简单的说明。

（1）“民族”与“族群”(www.xing528.com)

国内学者在讨论古代中国不同人群的关系时，以往习惯使用“民族”一词。“族”字本意应为箭头之意，⁵⁴ 引申有聚集之意。⁵⁵ 而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原有族属意识上创造出来的。⁵⁶它与近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概念相联系。从此意义而言，用近代的“民族”概念指称古代的希腊人、华夏有一定时代差异。另一方面，西方历史学家在研究希腊史时，更习惯使用“ethnic group”等词汇指称希腊人，国内一般将其译为“族群”。对“族群”概念，学术界有较为明晰的定义，它是建立在共同的祖先、历史记忆、文化要素、乡土情结等联系上的人群共同体。⁵⁷因此，用“族群”来指称希腊人，表明希腊人是建立在认同基础之上的共同体，从历史上看，希腊人内部确实存在共同祖先观念、历史记忆等因素，将其称之为“族群”似乎并无问题。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华夷关系时，也逐渐倾向于使用“族群”概念。⁵⁸不过，将这一概念运用于先秦华夏和夷狄关系的研究似乎有一定的困难。从先秦文献中可以看到，华夏最初并不存在共有祖先观念，严格来说春秋之前包括春秋时期的华夏并不能算作是“族群”。而将夷狄、蛮族称为“族群”则有更大困难。正如前文所述，如蛮族本是希腊人观念的产物，是将自身之外所有人群视为同一类人群。而从现实看，希腊人外部的不同人群不可能属于同一族群，希腊人在使用“蛮族”这一称呼时，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真会忽略异族内部的差异，希腊人也并未将所有蛮族视为具有共同祖先和历史记忆的集合体；异族人内部更不可能产生认同。华夏观念中的夷狄同样有这一特点。这都构成了以“族群”称呼本书研究中所涉及的几类重要人群的困难。

这里，将目光重新转向“民族”。“民族”的近代含义可能是由日本传入，但学者们注意到古汉语也有“民族”一词，⁵⁹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中提到：

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云于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国有旧风，法不可变。⁶⁰

此段文字出自南北朝时期顾欢的《夷夏论》，强调华夏在“民族”未曾改变的前提下，“滥用夷礼”。此处的“民族”应是强调华夏与夷狄。可见，中国的“民族”很早就用于华夷关系之中，而这又恰与古希腊与蛮族的关系有近似之处。且“名无固宜”，为行文方便，在本书中仍用“民族”一词称呼希腊人、华夏以及蛮族、夷狄等，只是在使用时应该清楚其含义与近现代以来的“民族”有所不同，而是特指古希腊、先秦的希腊人、华夏及其之外的所有人群。

（2）华夏与夷狄、蛮族

尽管古希腊文献中，用于表示“希腊人”的Ἕλληνες（Hellenes）之含义在历史上曾发生变化，但希腊人的内涵在很长时间内是大体确定的。不过，本书涉及的其他几个重要概念则略有不同，其含义在历史上不断发生变化。

如何使用“华夏”及相关的词汇是一个问题。“华夏”等称呼主要见于春秋之后的文献，故有学者认为其观念出现较晚。不过，从更早的时代观察华夏和夷狄也有一定合理性。在文献材料中，三代占统治地位的人群——夏人、商人、周人是后世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先秦时期华夏对自身起源的认识；而考古发现也证明，在三代时期，夏、商、周的文明存在着相互影响，密切联系，说明三代的人群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化联系，这对形成后世的“中国文化圈”有重要影响，它也是构成华夏认同的重要基础。此外，从西周初年《尚书》的“八诰”等材料中，已经能够发现周人自认为与夏人、商人之间存在着历史文化认同，不应将此类认识单纯视为周人的宣传性言论，而应看到此历史记忆是形成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华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华夏自我认同以及他们与异族关系的研究，似可以从更早的时代着手，这为本书中称呼之统一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从整书的行文便利考虑，故将夏、商、西周时代与后来春秋时期的华夏民族有明确联系的人群（具体而言，即夏、商、周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群，以及与其存在盟友或者联姻关系以致被视为共同体的人群）统称为华夏（当然人群的关系也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这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而在研究这些时代的华夏内部关系之时，为了区分，以“*姓”称呼华夏内部的不同部族，如姒姓、子姓、姬姓等人群。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则依照习惯仍称之为华夏。

同样为行文便利，本书将不同时代中国和希腊的异族统称为夷狄或蛮族。所谓的“夷狄”等连称，也主要出现在春秋之后的文献中，不过，本书中所讨论的夷狄，主要是指华夏之外的人群，既然华夏共同体在春秋甚至西周之前，能够找到其雏形，其外部必然存在与其不同的人群，这些人群无论在分布上还是人群组成上，都与后世的夷狄有一定联系。因此，行文中将“夷狄”一词用于指代华夏共同体的人群。而在希腊历史中，用于表示“蛮族”的βάρβαρος则出现较早，不过其在古典时代前后含义也有所不同，后世意义上的带有明确歧视性的统一的“蛮族”出现较晚，但此前希腊人已经出现了自我认同以及对异族的认识乃至歧视等，这一点并无疑问。因此，本书也将“蛮族”概念用于全书的研究之中。

（3）异族观念的代表性

在古代希腊以及先秦时期，不乏记载异族的资料。但是从现有的材料看，相关的文献，无论是出土文献抑或是传世文献，主要反映知识阶层的思想。尽管某些文献，如希腊的铭文资料等，能够反映出社会下层的某些思想，但比较有限，这就导致了本书所研究的异族观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面对这样的困难，有些学者试图从小历史的角度展现出更大的历史视野，即利用有限的资料，展现出历史的一个片段，并试图通过历史的片段展现出历史的全貌，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⁶¹不过，古代希腊，贵族对国家的内政发挥着重要影响，即使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如雅典，其贵族也保留了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⁶²而城邦的对外事务，如与波斯等国的关系，也主要由贵族掌握。在中国古代，尽管诸侯国内部的人群与诸侯国君主等贵族有可能并非同一姓氏，但是按照传统，国君与国家常常被视为一体。因此无论古代希腊抑或中国，贵族的观念更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主流的思想。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有限的文字资料以及考古材料（尽管它们也有其局限性）尽可能地反映普通民众的思想。不过，除此之外，对此问题不妨正视，这一困难并非本书的研究所独有，由于史料的限制，在研究古代希腊、中国的早期历史的多数领域都将会遇到这一障碍，这是由我们现存的史料特性所决定的，本书的研究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