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探讨了理学、汉学以及近现代史学三种社会文化思潮下书院志体例及其内涵、外延的变化。书院体例是深受不同学术形态和时代思潮影响甚或决定的。从时间上看，这三种学术形态和社会思潮伴随着书院的兴起、发展、变异和终结而发生变化，宋代以降尤其是明清到民国三百余年中书院志因之呈现出不同类型和风貌。
这三种学术形态分别展示了儒学的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所谓“体系”，是指它往往由概念、方法、心态等多个层面构成。信仰体系是理学建构起来的，充满着使命感和创造力，在书院和书院志最初产生的时代，将儒学与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呼唤着士人内心最底处的道德勇气和实践精神，书院志是一部传道书。价值体系是汉学之所依凭，汉学家以儒学经典文献的话语权为天然前提和准则，力图重构一切外在的典章制度和价值准则，书院不是其归宿、依托，而是一种凭借，书院志更多被赋予发表其学说、政见的任务和功能。知识体系是近现代史学将儒学作为研究对象时的产物，这时儒学的信仰、价值被剥离，只剩下纯粹的文献意义，书院志也褪去了光环，其编纂更多也只是为说明古代社会发展情形提供佐证，或资治于现代某问题。
当然，这三个体系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信仰体系处于最深的层次，价值体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最为紧密，离开了信仰和价值，书院志只能作为既定的史料被不断“翻炒”。知识体系只有在被研究和利用时才具有意义，但它同时又为信仰和价值体系提供养分。不同的学术形态同时具有这三个方向，只是深浅各异。笔者认为，狭义的书院志当以方志体的理学型书院志为标准，它比较完整地再现了书院的沿革、功能、制度及相关活动内容，逻辑性强，最深刻地表达了书院学人对儒学，尤其是对书院的关怀、构想和期许。其他如课艺集之类作为书院各种活动、各个侧面的直接文献也可以视作广义的书院志，该类文献与书院更多是形式上的关联，这种关联却仍然反映出书院学人的思想变迁，说明书院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弹性和活动。民国时期的书院志是儒学被批判之后，西方学术及其研究方法进入时的一种带有过渡色彩的形态，但它也从反面表明书院研究的深入、发展甚或可能，儒学乃是最重要的助力。(www.xing528.com)
知识体系之下的儒学和书院以学术研究的形式最早获得肯定，长期以来，在众多学人的努力下，书院学因之逐步走向深入、完备，并不断开拓出新的方向。近年来，儒学的价值体系在大陆新儒家的制度建构中被大力鼓吹和传播，波及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而在书院中，信仰体系这一方面却发展得最具活力，这说明，书院从本质上仍是儒者道德生命实践的道场，因为儒学需要自身的道场，需要给予信徒或研究者以更为崇高的寄托和安顿的现实空间。同时，书院的不断发展，其志书编纂必然提上日程，编纂体例的探讨、义例的思考、效果的判断，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书院学的发展，也有待于更多理论的探索，包括对书院文献整理和研究理论的探索。
原载《明清书院文献与书院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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