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公元742至756年）初年，由于南诏地方政权继吐蕃之后在我国西南的崛起，这就引起了原先大力扶植它以对付吐蕃的唐王朝的讳忌，一方是南诏统治者乌蛮蒙氏企图割据于一隅，另一方是唐王朝统治者积极进行抑制，终因双方矛盾日益尖锐而导致诉诸武力，爆发了从天宝九年到十三年数次的“天宝之战”。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以南诏归附吐蕃取得胜利，唐王朝丧失数10万军队战败而告终。
南诏企图据于一隅，当然是错误的，但唐王朝发兵镇压，也应当受到谴责。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目睹唐王朝杨国忠集团强征北方士卒出兵今云南，曾以《古风》诗体无情地谴责了这一暴行：
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
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
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
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
60多年后，著名诗人白居易在《新丰折臂翁》一诗中，借一位88岁的独臂老翁之口，对唐王朝发动的天宝战争亦作了严厉的鞭答：
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
点复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
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
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
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
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
然而，尽管“天宝之战”暴露了唐王朝与南诏之间的种种矛盾，南诏也利用了唐王朝与吐蕃之间的矛盾进行割据，但在各族人民要求安定统一的压力下，南诏不敢贸然反唐到底。(www.xing528.com)
天宝战争以后，云南各族人民曾参予了平定“安史之乱”，而当时南诏的第五任王阁罗凤，对在天宝战争中唐阵亡将士的尸体，曾派人“祭而葬之”，遗址在今大理市的下关。在阁罗凤的授意下，南诏群臣又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特地在当时王都太和城（今大理市旧县城南太和村西）竖了一尊称颂阁罗凤功绩的德化碑，即著名的汉文《南诏德化碑》，意在表明南诏是愿意“世世事唐”的，解释叛唐是出于不得已的苦衷，还说后代子孙如能归唐，唐朝使者来时可以指碑给他们看，以明白阁罗凤的本心。
几经沧桑，而今太和城只留下几截断墙颓垣，但《南诏德化碑》仍屹立在太和城遗址之上，为研究唐史和南诏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解放后它和太和城遗址一起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南诏归附吐蕃叛唐的 42年后，即在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使者和南诏代表在今大理市苍山会盟，唐王朝后又派使者去南诏王都羊苴城（羊苴咩城，今苍山坡上），册封南诏第六任王异牟寻，从此，南诏与唐王朝的关系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为什么南诏叛唐又归唐？这得从头说起。早在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还在天宝战争时，南诏投吐蕃后，吐蕃册封阁罗凤为“赞钟南国大诏”，“赞普”是吐蕃君长的称呼，“钟”意为弟，“赐以兄弟之国”。天宝战争后，南诏曾与吐蕃趁唐王朝内部发生安禄山叛乱之机，联合出兵占领了今四川西南部一些地区。后来南诏又趁唐王朝困于内乱，吐蕃又集中力量用兵于西北之际，统一了今云南地区，并开始建立制度、修筑道路、设置城邑、发展经济文化，其辖地最广时达云南、四川西南部及贵州西部等地。但南诏是依附于吐蕃的。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南诏王阁罗凤去世，其子凤伽异早亡，孙异牟寻继位，即为南诏第六任王。就在这年冬天，吐蕃命令南诏出兵，共同去攻唐王朝的成都，结果吐蕃与南诏大败，南诏元气大伤，而吐蕃又迁怒于南诏。异牟寻怕吐蕃前来问罪，将王都由太和城迁至羊苴城固守。这时，吐蕃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由原来的“兄弟之国”降为臣属关系。并对南诏加重赋税和劳役，夺取南诏的隘要设置城堡，每年要南诏派出数以千计的士兵为之镇防，战时这些士兵充当先驱。这样，南诏与吐蕃的矛盾日益加深。
异牟寻在南诏诸王中是比较明智的，现实促使他逐渐认识到叛唐投靠吐蕃的害处，有意重新归属于唐，而当时有影响的南诏清平官（相当于唐相）汉族郑回，也一再规劝异牟寻归唐。此时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相当紧张，采纳了大臣李泌结好南诏、断吐蕃右臂的建议。这些，都反映了南诏与唐王朝有重归于好的愿望。
贞元元年（公元785年），较有远见和智谋的韦皋为唐剑南西川节度使。自贞元三年起，韦皋秉承唐廷的旨意，连年主动给南诏王异牟寻写信，劝他脱离吐蕃归唐，异牟寻也通过嶲州（今四川冕宁县泸沽）与其同族的乌蛮部落，表示愿意归属于唐。贞元四年吐蕃再次进攻成都，又命南诏出兵，南诏虽发兵数万，但迟迟不向前推进，而韦皋亦有意通过嶲州乌蛮部落，把一封给南诏的信，故意误转给吐蕃，以离间他们的关系。果真吐蕃大为猜疑，分兵阻击南诏前进，南诏大怒，引兵自归。第二年进攻成都的吐蕃军队大败。不久吐蕃得知韦皋又写信给南诏，于是不仅强迫南诏大臣多送子弟去吐蕃作人质，还扶持原“六诏”中施浪诏的后代，企图夺取南诏王位。这样，更加坚定了异牟寻归唐的决心。
贞元九年异牟寻怕道路梗阻，联系困难，把决心归唐的信写成三份，分别遣三批使者，带着帛书、金子、丹砂去成都见韦皋，金子表示坚定，丹砂象征赤心；三批使者都先后安全到达成都。在信中，异牟寻诉说了吐蕃对南诏的欺凌，表示决心归属于唐。韦皋很快把南诏的使者送到京师长安，接旨后即刻着手双方和好的准备。
贞元十七年正月，韦皋派部属节度巡官崔佐时到羊苴城与南诏会盟。当时吐蕃的使者也在，异牟寻劝崔佐时换成少数民族的服装，崔佐时不同意说：“我是唐朝的使者，怎么能穿少数民族的衣服呢！”其实，就是要异牟寻公开与吐蕃决裂。异牟寻无法，只得晚上迎接唐使，并派其子寻阁劝（寻梦凑）和清平官与崔佐时会盟于王都所在的苍山之上，所以称之为“苍山会盟”；又因为在贞元年间，亦称“贞元会盟”。
盟辞的大意是：贞元十年正月初五，唐王朝与南诏双方在苍山会盟，敬请天、地、水、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为证。南诏王阁罗凤过去是一向忠于唐王朝的，只是由于云南郡太守张虔陀的挑拨离间，才于天宝年间叛唐归附吐蕃。到贞元初年，由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转达唐皇的旨意，经双方数次书信往来，南诏决心重新归属于唐。现在以苍山和洱海的南诏神庙为监督。南诏王异牟寻等“全部归附汉（唐）朝”，不再“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侵汉（唐）界内田地”，而唐王朝亦不能“窥图（异）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如果南诏有患难，王朝要给予救䘏。
这篇辞文一共书写四份，双方会盟后，一份请崔佐时带回成都，由韦皋进献唐皇；另外三份，一份藏于南诏神庙里，一份投入洱海中，一份放在王都羊苴城，经常告诫子孙后代。
就在这一年，异牟寻派兵杀了吐蕃在南诏的使者，同时又攻略了吐蕃的一些城邑，俘虏了在吐蕃庇护下原“六诏”残部的首领，巩固了南诏的西北边境。不久，异牟寻又派其弟和南诏的清平官，带上南诏的地图、土特产等去长安，要求唐廷恢复对他“南诏”的册封。
同年秋天，唐廷派祠部郎中袁滋等，去羊苴城册封异牟寻。当袁滋等途经石门（今云南盐津县豆沙关）时，曾在山崔上刻石留念，即《袁滋摩崖》，至今犹在。一路上袁滋等受到南诏极其盛大而隆重的欢迎；如10月15日到安宁时，南诏守城使段伽诺离城50里迎接，两旁是步兵200队、骑兵100队夹道欢迎，铠甲马60队在前面导引，步兵500队殿后。又如10月26日当袁滋一行经太和城快到羊苴城时，先是异牟寻的堂兄和南诏清平官、大军将率队伍，夹道列步骑兵20里欢迎；后是南诏王异牟寻出王都5里郊迎，欢迎队伍十分壮观，前面有12头披红挂彩的大象导引，后面依次是骑兵、歌舞队、贵族子弟的斧钺队伍，他们簇拥着身穿金甲、披虎皮、手执双剑的异牟寻，旁边还有太子寻阁劝。充分体现了南诏归唐的真情实意。
第二天，在羊苴城正式举行册封仪式，袁滋代表唐皇赐异牟寻银巢金印——“贞元册南诏印”。典礼后，南诏又举行了盛大歌舞宴会。席间，异牟寻指着乐队中一个吹笛老人和一个唱歌老妇，对袁滋说，这还是当年开元年间唐皇赏赐给南诏奏胡部乐和龟兹乐的乐队，现在只剩下这二位70岁的老人，其余都先后去世了。抚今思昔，感叹不已。
当袁滋一行在这年11月离开南诏时，异牟寻等不仅“奉表谢恩”，交出了吐蕃当年赐给南诏的赞普钟印一方，并献上许多方物，命令高级官员带领挑夫300人，提着食品、赶着牛羊，一直送到石门才算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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