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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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常常有一些重大的转折关头。这时，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异常尖锐，局势瞬息万变。胜利和失败，失望和追求，苦闷和奋起，以快得令人目眩的速度交替出现，留下了发人深思的丰富的历史遗产。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便是这样的历史时刻。

近代以来，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五四运动前，中国人民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前仆后继，英勇反抗，都没有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义和团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一度迸射出耀眼的火花，最后留下的仍然是一片令人难熬的黑暗。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实环境迫使人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长期统治中国的封建传统势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使人们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的解放。许多人重新观察着，思考着，探索着，寻求新的救国真理。在这个旅程的尽头，人们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革命就有了正确的方向。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它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这次革命发展得极其迅猛。武昌楚望台的枪声一响，革命的烽火很快燃遍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

新生的共和国，在许多人眼前矗立起一幅虚构的壮丽前景。他们早就梦想着：一旦“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1]他们深信：过去，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就是那个腐败、卖国、拒绝一切改革的清朝政府；现在，这个障碍既已从前进的道路上扫除掉，一切根本改革当然将次第推行，诸如民主政治的实施、工业交通的建设、国家的富强等，都指日可待。人们沉醉在兴高采烈的狂欢中。

可是，透过表面上那派热烈景象，冷静地观察一下，不难看到：它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革命才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

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是十分软弱的。他们有革命的要求，但并没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决心和勇气。不少人头脑中只有“排满”二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2]。他们对胜利的迅速到来，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黄兴在武昌起义前不到半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3]。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民国的迅速成立，对他们说来，实在是喜出望外。廉价的胜利，冲昏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头脑。新得的权益，更使不少人感到心满意足。为了尽快享尝到手的果实，许多人急于结束这场革命。内部的争权夺利开始了。连军队中也出现了难以收拾的“纷无纪律”的状况。

原来在革命中充当冲击主力的下层群众，这时早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抛弃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本来是由于下层群众也积极参加而获得推翻清朝政府的巨大力量的。抛弃了下层群众，自然也就失去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继续相抗衡的力量。于是，在他们取得政权后，处处遇到的仿佛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黄兴在一封信中甚至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4]

革命的精神废弛了，妥协的声浪压倒一切，成为南方政府不和谐的合奏中的基调。而当帝国主义直接出面干预、开始所谓南北议和后，他们就争先恐后地主张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妥协。有的说：“我们此时没有真实的力量，所以对北方政府以及对于各国外交，不得不容忍迁就。”[5]有的说：只要“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6]。章太炎甚至主张“无故无新，唯善是与”[7]，公然与旧官僚、立宪派合流。革命派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陷入一片混乱。

上层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一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过去主张立宪，敌视革命，生怕革命会触怒帝国主义，会倾覆整个封建秩序，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8]。只是在革命的风暴迅速卷遍全国、清朝覆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他们才被迫承认共和。张謇说道：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想保持君主制度，结果将“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9]。这话说得十分明白：他们承认共和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实行共和制度，恰恰相反，只是要借此来结束革命，阻止革命的深入发展。因此，当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出山，清朝政府将大权交给袁世凯时，他们就暗中同袁世凯勾结，穿针引线，以清朝退位、建立民国为条件，从内部施加压力，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政权交给袁世凯。

孙中山是比较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尽管他对帝国主义也存在着幻想，对袁世凯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的本质同样认识不清，并且因脱离下层群众而缺乏足够的力量；但在当时革命形势的鼓舞下，他曾要求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反对向袁世凯妥协。可是，这种微弱的呼声很快便为巨大的妥协声浪所淹没。孙中山在以后回顾道：“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10]这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样，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终于将政权移交给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轰轰烈烈的一场大革命，虽然赶走了皇帝，挂起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但年代久远的、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军阀官僚政治机构，除换个名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更没有受到丝毫的触动。

革命，以实际上的失败告终。

可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迷梦并没有随着革命的失败立刻在人民心目中破产。

历史的现象常常充满着矛盾：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在表面上的一片胜利中到来的。袁世凯在取得政权后，还需要争取一些时间来整顿自己的力量，稳定被革命强烈震撼过的旧秩序。因此，他在表面上仍然口口声声要“矢忠共和”，表示要尊重议会的“神圣权利”。这就更使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

他们继续做着“议会政治”的美梦，认为只要通过选举，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可以按照“法律”的手续，实现他们的全部政治打算。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宋教仁极力鼓吹：“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11]，从而实行责任内阁制，以保证他们各项政策的次第施行。他天真地认为：这样做后，“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奠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12]。因此，他把全部注意力用在扩大政党基础和进行国会竞选上。宋教仁原来在同盟会内并不居于最高地位，这时却青云直上，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总揽了党的大权。他的政治主张在党内也确能风靡一时，取得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革命党人信奉和追求的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除了这种欧美式的代议制度外，他们确实也提不出其他更好的政治方案来。同时，还可以注意到有两个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一个是，同盟会会员中很大一部分原是留日的学生，其中最多的又是法政学生，他们学习了一脑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洋教条，迷信这就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万灵良药”；另一个，更重要的是，许多同盟会的活动分子这时已当上了议员，他们享受着袁世凯赏与的每年五千元的高额薪金[13]，一面在议会中高谈阔论，一面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宋教仁“议会政治”的主张也反映着这一批人的利益和要求，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这就是这种主张能够在同盟会内取得支配地位的秘密所在。在宋教仁的策划和主持下，同盟会和四个小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大量旧官僚旧政客入党。这不只是同盟会和几个小党合并的问题，而是政党性质的改变——放弃了革命，由革命党变为一般议会中的在野党了。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逐步堕落的产物。

正在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经济地位和实际兴趣也在起着变化。他们中许多人汲汲地利用既得的社会地位，从事私人投资实业的活动。黄兴、宋教仁等人投资于银行、矿业、汽船、纺织等事业。各省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纷纷效尤。例如在云南，蔡锷、罗佩金、李根源、谢汝翼等都参加了东川矿业有限公司的投资活动。这种狂热的投资场面，并不仅仅限于这些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而是当时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缩影。辛亥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渴望得到一个“宁静”的政治环境，来保障他们既得的政治权益，保障他们自由地从事实业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不惜作出一切让步来求得妥协。黄兴在当时曾一度宣称的“欲专力实业，休养民力”[14]，正是最好不过地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为了获得并保持这种“统一”的、“宁静”的发展实业的环境，生怕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同时，他们也很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目中成为“不安宁状态”的罪人。于是，他们就积极地支持袁世凯这个独裁头子，尽力鼓吹“南北统一”和“新旧调和”。同盟会重要分子魏宸组（原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次长）在北京宣称：“国事如何紧急，中央应急宜统一”，“各党派不宜争持意见，国且不保，政见何有，政策何有”？[15]另一个重要分子景耀月（原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次长）说：“总以国家为前提，不以意见为竞争，方可以救国。”[16]当时，国家政权已落在袁世凯手中。他们左一声“国家”，右一声“统一”。这种“统一”，只能是统一于袁世凯之手。这种“以国家为前提”，只能是以袁世凯的意旨为前提。

不仅如此。为了表示“和平建设”的诚意，他们还说服内部，解散大批革命军队。黄兴在袁世凯严令南方裁兵时，“当即通令南方各省革命军严加裁汰”。这种态度，在他自请卸除南京留守职务的通告中说得十分清楚：“起义光复之人断无拥兵自卫之举。嗣因北方言论猜忌环生，不审内容，每多臆测，以为南方存此机关，势同树敌”，“兴睹此情形，殊非国福，窃恐内讧叠起，外祸丛生”，“不如将留守机关早日取消，可使南北嫌隙尽泯，庶几行政统一，民国基础自趋巩固”。[17]他们希冀用放下武器来换得袁世凯的谅解和信任。而结果适得其反，换来的只是鼓励并便利了袁世凯进一步扑灭南方残留的革命力量。

他们这种迷梦，到1913年正式国会召开的前夜，可说是达到了顶峰。那时候，国会选举的结果业已揭晓：“众议院中国民党议员占半数以上，参议院中则占十分之七。”[18]议会中的多数，果然被国民党夺得了。一切似乎都将如愿以偿。宋教仁兴高采烈地说：“国会初开，第一件事则为宪法。宪法者，共和政体之保障也。”[19]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共和国仿佛已是近在眼前的、可以闻到香味的果子，只要一伸手便可以摘到了。

但是，历史无情地讽刺和嘲弄了他们。沉重的打击，恰恰在国民党人沉醉于欢乐的顶峰时突然到来。袁世凯的刀磨好了。于是，像晴天霹雳一样，发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

原来毫无思想准备的国民党人在突然到来的袭击下立刻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孙中山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抛弃了一度产生过的对袁世凯的幻想，匆匆地中断了对日本的访问，赶回上海，召开军事会议，力主讨袁。但是另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如黄兴等却竭力反对，主张“稍缓用兵”，“不如以法律解决之为愈。证据确凿，俟国民大会发表后，可组织特别法庭缺席裁判，何患效力不生”。[20]蔡元培、汪精卫等也奔走南北，竭力谋求在妥协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至于各省都督和国会议员，由于对既得利益的恋栈，响应孙中山主张的更是寥若晨星。从辛亥革命到这时，时间刚过去一年。但是，金钱和地位对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说，是最有力的腐蚀剂。他们失去了原先的革命意志，为了力求保持自己都督、议员、官员的位置，不惜作出一切妥协。孙中山的战斗号召，不仅不能召唤他们参加到战斗的行列中来，反而换来了一片“孙大炮”的讥刺声。

阶级，此刻也暂时抛弃了自己的政党。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后曾经有过天真的幻想，以为这是他们发展实业的大好机会。他们生怕对袁世凯的反抗会破坏他们发展实业的这个大好机会，因而对孙中山的起义普遍抱着反对的态度。当时，有人在报纸上透露过他们的这种心情：“商界何以反对南方兵事？盖兵事一起，商人之损失无限。此不独中国之商人然也，即外国商人亦甚望贸易之国处于平静之地位，安居乐业，勿复惊扰。且商业凋零，则人民均受其影响，故彼等之反对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也。”[21]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产生自己的“狄克推多”，就把希望转向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祈求在他的庇护下，得以平静地发展自己经营的实业。这种希望最后注定是要落空的。

广大下层群众，在辛亥革命后早已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一脚踢开了。即使在国民党员担任都督的南方各省，下层群众同样也不曾得到多少实际利益，有的只是残酷的镇压和日益增长的苛捐杂税。因此，在他们看来，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群官僚政客与另一群官僚政客之间的争权夺利，跟他们并不相干，自然不可能再有多少热情起来给国民党以有力的支持。

一年多前曾经鼓动起全国规模的革命大风暴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几何时，已处于分崩离析和完全孤立的境地。环顾四周，找不到多少支持和援救的力量。

于是，在袁世凯的诸路进军和对南方军人的暗中收买下，南方各省一度进行的独立和抵抗很快就烟消云散。这个失败，严格地讲，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战争，而是在国民党内部自行瓦解中崩溃下去的。江苏、安徽、江西、广东的失败首先都由于内部的叛变，广东第二师师长苏慎初、混成旅旅长张我权武力逐走了都督陈炯明，安徽第一师师长胡万泰也强行胁迫都督柏文蔚下台。湖南和福建原来态度就并不坚决，一直抱着首鼠两端的观望心理，等到前述几省失败后，就自己取消了独立。湖南都督谭延闿在取消独立的通电中，厚颜无耻地说：“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22]国民党的议员们，不敢再妄想凭着“议会中的多数”来约束袁世凯的行动了，只是一心恋栈自己的地位。他们竭力向袁世凯献媚，甚至由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吴景濂出面，宣布削除黄兴等党籍，表示自己和这个事件无关。[23]但是，南方军事行动一结束，袁世凯对他们就不用再讲什么客气了，回过头来，立刻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解散国会。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就这样昙花一现，烟消云散。

这一次起事的失败是必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腐烂得这样快，怎么还能指望由他们来领导革命前进呢？他们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等待着他们的只是失败。这以后，孙中山继续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可是，这条路越来越窄了。他为了推翻清朝政府而迁就过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过西南军阀，往后又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过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一连串的失败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根本没有能力来领导中国革命。许多人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2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还在无产阶级对它从理论上进行批判以前，已经由实践对它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中国人民付出了痛苦的代价，才从连续不断的失败中取得教训，逐步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政治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虽然失败了，可是烈士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这次革命给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怎么也消除不了的。就在表面上令人难忍的暂时沉寂背后，它所引起的一系列深刻的连锁反应，却在继续向前推进。

首先，辛亥革命促成了民主精神在中国的空前高涨。这次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并且一举结束了支配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历来被看作“天的儿子”“神的替身”的皇帝，居然被打倒了。“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被毫不容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孙中山在制定《临时约法》时，坚持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一切，不能不在人们的思想上激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影响只要读一读陈独秀在1918年所写的《偶像破坏论》，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25]既然君主这尊从来被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一旦被看穿后，可以打倒，那么人们合乎逻辑地会联想到：其他种种迷信和偶像，不是同样也可以破坏，也可以打倒吗？这是一个巨大的思想解放。辛亥革命的这个历史功绩，应该受到足够的评价。亲身经历过这次革命的林伯渠同志，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议论。他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26]

其次，人们对这次革命曾抱有如此热切的期待，并且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最后却仍然以失败告终，并且失败得这么快、这么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这些活剧一幕接着一幕上演。中国的现状没有得到一点改善，国家的处境反而一天天坏下去。“充塞社会之空气”，依然“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27]这一切，迫使许多爱国者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求新的出路。林伯渠同志在回顾自己当时的思想历程时，这样写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28]

就这样，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不会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头几年，那是一个青黄不接、令人特别难熬的日子。革命正处在退潮中。旧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需要寻求新的出路，可是，新的出路是什么？一时又没有立刻找到答案。

在那些日子里，很多人陷于消沉、悲观以至绝望的境地。有的人对现状充满了愤慨，牢骚满腹，使酒骂座，结果却仍然一筹莫展。有的人退入书斋，终日在故纸堆里爬梳，聊以排遣自己的烦闷。有的人竟削发为僧，遁迹山林。“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29]

可是，现实生活不容许人们长期消沉下去。革命虽然失败了，原先导致革命发生的那些矛盾却连一个也没有消除，相反倒更加激化了。历史不可能长期地踏步不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条件更不容许它这样。

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一时还不够成熟，暂时填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留下的空缺、站在当时历史潮流前列的，只能是一批小资产阶级中的急进民主派。

这些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政治思想，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低，对现实的不满更加强烈，并且不像资产阶级有那么多实际利益得失的顾虑，从而有可能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推进到比较彻底的地步。

这场斗争的帷幕，是由1915年9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首先揭开的。它以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出发点，响亮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民主”和“科学”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的对立物，就是专制和愚昧。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野蛮统治遗留的恶果。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从西方搬来一整套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但是，他们当时把重点放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体这个目标上，对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纲常礼教，并没有进行有力的批判和扫荡。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在革命宣传中更加突出了“反满”这个口号。章太炎等在《民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竭力推崇所谓“国粹”，以为只要提倡“国粹”，人们“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30]这就更模糊了人们同封建主义传统意识的界限。这确是辛亥革命中一个薄弱环节。

既然问题在客观上并没有得到解决，专制和愚昧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是突出的现象，它们自然要一次又一次地被重新提出来。辛亥革命失败后，许多人痛切地认为，共和之所以有名无实，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国民的思想仍然被专制和愚昧牢牢地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而这一切又同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那一套的影响太大太深有关，从而感到大力破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必要。他们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往往把问题的症结归结到这里。

同时，民国以来，北洋军阀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又竭力提倡尊孔读经，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倒退逆流。袁世凯当国时，通令全国要“尊崇孔圣”。他的忠实爪牙、安徽都督倪嗣冲在呈文中坦率地说出了袁世凯的心里话。他说：“十岁至十五岁时尝欲未盛，灵性初开，教之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听自由平等之演说印入脑筋，故虽杀身破家，趋之若鹜；闻事亲敬长之正论深入心理，亦必守死善道，甘之如饴”，“果能改良以读经为本，以余力习有用之科学，即戡乱之上策，治病之良方也”。[31]与此相呼应，一群封建余孽也发起组织孔教会、孔道会，发刊《孔教会杂志》，呈请以孔教为国教。袁世凯死后，康有为又电请政府“拜孔尊教”。北洋政府的宪法草案竟公然揭载：“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社会上下充塞着一派尊孔读经的恶浊空气。这也更激起了人们的愤慨，将批判的矛头集中地指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粗略地说，大体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青年杂志》发刊的头半年，宣传还比较平和，着重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宣扬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和权利，声称“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32]，从而反对封建礼教鼓吹的“忠孝节义”这些“奴隶之道德”。另一方面，宣称“奋斗乃人生之职”，“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33]，鼓舞人们进取奋斗，反对消极悲观和苟且自了的思想。

第二阶段，从1916年2月发表易白沙的《孔子平议》起，《新青年》等刊物上接连刊载了一系列更富有战斗性的论文（如李大钊的《孔子与宪法》，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集中火力，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特别是三纲五常等学说，发动了猛烈的抨击。

第三阶段，1917年，从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倡白话文开始，《新青年》批判的面更广了：“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34]钱玄同甚至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35]

这一次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36]“其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可怪者。”[37]“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38]吴虞更加直截了当地写道：儒家提倡的那种“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并且指名痛斥孔子“盗丘之遗祸及万世”。[39]这在当时的确是石破天惊之论。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这里有他那段用血泪写下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40]它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篇，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是无与伦比的。

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声势浩大，威力猛烈，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帮助了许多人从原来麻木不仁的沉睡状态下惊醒过来。于是，过去被当作神物一样、从来不敢怀疑的问题，现在敢于大胆怀疑了。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也敢于去设想了。这就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它清扫了地基，为人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重要的准备。

《新青年》还特别重视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力求改变过去那种“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争，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的状况，要求“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41]在《新青年》的有力推动和影响下，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更使这个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时更为广泛，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思想洪流。

这些，都正是辛亥革命所缺少或不足的。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但是，也要看到：当时站在运动前列的，毕竟还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派。这个运动，初期仍然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也可以说，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内的继续和深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曾明白声言：“愚固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42]他之所以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正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巩固共和制度。他说：“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43]因而，尽管这些急进民主派在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愚昧上是勇敢的，但这本身并没有给中国人民指明新的出路。

他们用来反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也是资产阶级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的学说。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甚至公然鼓吹利己主义，写道：“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国家为达小己之蕲响而设”。“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44]他们激烈地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的奴隶道德，着眼点也在于它妨碍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1916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45]自然，在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不可能有别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这种“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的学说来反对封建的传统意识，反对专制和愚昧，他们在这个历史的转折期中仍然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的着眼点终究还是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而，从根本上说，仍然不可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常常不是采取分析的态度，而是什么都不加批判地拜倒。《新青年》上有的文章写道：“既在20世纪建立民国，便该把法国美国做榜样。”“适用现在世界的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就是西洋人发明的。我们该虚心去学他，才是正办。”[46]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巴黎和会的准备召开，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欣喜若狂，把这看作“公理战胜强权”的象征。他们十分起劲于抽象地大谈什么“正义”“和平”“人道”。在《新潮》上，有的文章写道：“政治的‘德莫克拉西’者，以法国巴黎为中心”，“经济的‘德莫克拉西’者，当以英国本邦最具有此特色”，“精神的‘德莫克拉西’者，今日当以美国现任大总统威尔逊氏所高唱之人道主义为代表”。[47]陈独秀为《每周评论》所写的《发刊词》中甚至把威尔逊捧为“现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好人”。他还鼓吹：东洋各国可以在巴黎和会上联合提出一个“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说是“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48]

这是一个过渡。

站在当时潮流前列的急进民主派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的阶级地位是不稳定的：一部分可能向资产阶级转化，另一部分则可能向无产阶级转化。新文化运动发展演进的历史事实，正是这样。

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李大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这种矛盾的生活，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安慰吾人的性灵。”[49]

这种“新生活”是什么？人们正在探索和追求。就在这个时刻，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引人注目地发生了。那便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成熟。

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给予中国人民以特别深刻的印象。本来，社会主义在许多人看来，只是一种书本上的学说。《新青年》上，直到1917年初还这样写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行也。”[50]十月革命却使社会主义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从而给正在苦闷和探索中的中国先进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尽管许多人最初还是从旧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观点去理解它，只把它看作平民的胜利、自由平等的胜利、人道主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当二月革命发生时，陈独秀曾写道：“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而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吾料世界民主国将群起而助之”。[51]但是，不少先进分子很快就认识到了：列宁领导下的十月革命是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不相同的不平常的革命，是一场崭新的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革命。

李大钊在1918年10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是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反映。他在文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52]，并且庄严地宣布：“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53]这种响亮的声音，表明中国人民的新的觉悟，开始把希望转向社会主义。中国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中新的因素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了。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正在日趋壮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资本主义列强忙于战争，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好机会。纺织、面粉、缫丝、造纸、印刷、火柴和运输业都有巨大的进展。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到两百多万人。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工人所受压迫的加深，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加强了，并且出现了不少政治性的罢工。1915年，“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上海的搬运工人和日本企业中的职工就宣布罢工。1916年，法人在天津企图强租老西开地区，法租界工人又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新青年》上报道说：“灿烂繁华之法国租界，以我民一怒之故，几化鬼市废墟。”[54]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的，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俄国十月无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更使得中国工人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就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职工运动开始它的黎明期了”[55]。

一些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也从这些新的事实中逐渐认识到：不能只着眼于个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不能只是追求个人的解放；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同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的民主；只有广大劳动人民都得到解放，才是人类的真正的最后解放。李大钊在五四前所写的《劳动教育问题》《青年与农村》《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论文，就是中国先进分子这种新的觉悟的表现。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五四运动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这以前和这以后，是一个根本的历史性的转变。五四运动，直接的导因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巴黎和会，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政策，捍卫民族的生存。可是，这只是一个“引子”。运动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巴黎和会作出的使中国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的决定，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以暴凌弱的凶恶面目，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这一课上得实在好！李大钊同志1919年5月在《每周评论》上尖锐地指出：“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做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到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彩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和会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的人道、正义、平和、文明的样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个大强盗国的牺牲。”[56]在《国民》《星期评论》等刊物上也都可以看到有着类似内容的文章。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原来那么起劲地欢呼过的“公理战胜强权”，像肥皂泡一样彻底破灭了。他们原来津津乐道的那些“人权”“正义”“公理”等抽象的空话，同样也经不起现实生活的检验，证明它们根本不能解决中国面对的严峻的实际问题。对帝国主义幻想的破灭，不仅使人们更加感到民族危机的深重，而且也带来对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破灭。再一次痛苦的失望，驱使更多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狭隘圈子里解放出来，寻求新的理想。

这时，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工人运动的兴起，自然对人们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吸引力量。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国民日报》上都连续刊载《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的长文。陈独秀也从小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开始转变到宣传社会主义的方面来。他在1919年4月20日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这篇文章中写道：“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57]

“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惊醒了。这对推动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1920年，瞿秋白在一篇文章中，对五四运动中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曾作过如此的描述：“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问题。”[58]这段描述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

紧接着发生的“六三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跃进成为运动的主力。(www.xing528.com)

以五四运动为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以波澜壮阔的规模广泛传播，成为气势磅礴的思想主流。这才是同一切愚昧和空谈截然对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五四运动又加速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步伐。吴玉章在回忆中写道：“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样猥琐渺小，摇摇欲坠。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59]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积极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去，谋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际斗争中逐步成长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导人。

伟大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列宁在1920年曾经生动地描述过十月革命前俄国人寻找革命真理的经过。他写道：“在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这大约半个世纪期间，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雄气概、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经过检验，参照欧洲经验，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60]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相隔只有短短的七年多。可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历了一段失望、怀疑、寻求和学习的漫长旅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它、接受它。这不仅因为十月革命胜利的实践证实了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因为中国先进分子在自身长期的摸索、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指引中国取得胜利。这便是历史所作的结论。

[*]原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1]孙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3页。

[2]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61页。

[3]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4]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61页。

[5]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6]胡汉民：《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3辑，第64页。

[7]章炳麟：《致袁项城商榷官制电二》，《太炎最近文录》，第72页。

[8]《暴动与外国干涉》，《新民丛报》第4年第10号。

[9]张謇：《辛亥九月致内阁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10]孙文：《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04页。

[11]宋教仁：《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宋渔父》前编，《政见》，第5页。

[12]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宋渔父》前编，《政见》，第21页。

[13]顾敦：《中国议会史》，第188页。

[14]《黄克强先生荣哀录》，第4页。

[15]黄远庸：《政界内形记》，《远生遗著》卷1，第8—9页。

[16]黄远庸：《北京黄花岗纪念会》，《远生遗著》卷1，第16页。

[17]黄兴：《致中央及各省通告解职》，《黄留守书牍》下卷，第18页。

[18]邹鲁：《少年的回顾》，第52页。

[19]宋教仁：《国民党欢迎会演说辞》，《宋渔父》后编，演说辞，第2页。

[20]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4期。

[21]《癸丑战事汇录》时评，第15页。

[22]《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23]谢彬：《增补订正民国政党史》，第56页。

[24]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回忆录》，第109、110页。

[25]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5卷2号。

[26]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27]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

[28]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29]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第160页。

[30]章炳麟：《演说录》，《民报》第6期。

[31]《生活日报》1914年5月17日。

[32]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

[33]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1卷3号。

[34]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6卷1号。

[35]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4卷4号。

[36]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

[37]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3卷6号。

[38]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6号。

[39]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2卷6号。

[40]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4卷5号。

[41]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

[42]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3卷4号。

[43]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3卷3号。

[44]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1卷2号。

[45]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

[46]钱玄同：《随感录》，《新青年》5卷3号。

[47]《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新潮》1卷5号。

[48]陈独秀：《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第2号。

[49]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4卷5号。

[50]《通信》，《新青年》2卷5号。

[51]陈独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新青年》3卷2号。

[52]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

[53]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

[54]国内大事记，《老西开事件》，《新青年》2卷4号。

[55]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页。

[56]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

[57]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

[58]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卷1。

[59]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吴玉章回忆录》，第111、112页。

[60]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