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1866—1934）通过统览中国历史的全局、考察中国历史的潜运默移、疏理三千年来中国的纷繁史实，着重举出了唐代和宋代的显著差异，并强调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变，而唐宋之际正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内藤湖南将这一源自宏观视野的概括称作“唐宋时代观”[1]，而人们通常称之为“唐宋变革说”。“唐宋变革说作为假说或学说，经过时代的检验，具体的内容有所改动，一些史实的诠释得到订正，但是，作为一种范式，仍在持续为人们研究和阐释中国历史提供丰富的启示，推动学界进一步探讨唐宋变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元以后的历史变革。”[2]
随着“唐宋变革”说的论旨上升到思辨层次，它也带动了学者研究的课题意识。尽管有的学者着手的课题细腻具体，但思路反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更加开阔。如今变革观正在延展空间和时间双维，时间范围逐渐扩大考察宋元以后，空间范围逐渐扩大及于当时的中心之外的边远地区。近些年，在我国史学出版物中，探讨唐宋之际历史变革的文章和专著也显见地多了起来。其中对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等方面的长时段的研究，更加明显地表现出跨越唐宋朝代界限的趋势。[3]
内藤湖南之后，宫崎市定（1901—1995）对“唐宋变革”说展开充分的论证。在经济方面，内藤湖南认为，唐代货币使用量不多，纺织品和陶瓷等产量不多，主要供应上层社会；而宋代是货币经济、空前的铜钱经济，而纸钞和银的使用量也愈来愈大，纺织品和陶瓷等产量大增，流入百姓之家。1950年10月，宫崎市定刊布《东洋的近世》[4]，在此书中补充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论据之不足，相当全面地列举了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特征：倾向资本主义，如大土地经营，产品加速区域化、专门化和商业化（市场化），也更为普及，并走向近世资本主义的大企业经营；土地本身亦市场化，成为投资对象；商人阶层兴起；城市商业化，累积大量财富；坊市制消失，草市镇市等贸易点沿着水陆交通要道兴起；农村进入交换经济，与城市和商业密不可分；北宋的经济仍以运河为中心，南宋则同时以运河和海道（海外贸易）为中心；煤的大量使用，无疑是燃料革命；铁亦大量使用。[5]
如果说内藤湖南的“变革说”具有把握时代宏观的指导意义，那么宫崎市定的研究已经涉及了唐宋时期城市变革的社会特征及具体层面。
【注释】
[1]〔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黄约瑟译，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www.xing528.com)
[2]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2页。
[3]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第5—72页。
[4]〔日〕宫崎市定：《東洋の近世》，教育タイムス社，1950年。
[5]〔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黄约瑟译，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第153—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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