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城市社会变革及城市生态环境与灾害研究

环境和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突出问题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史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国际史学界最引人关注的新领域之一。至20世纪末，环境史在西方已颇具气候，而中国与环境有关的历史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方面，史念海先后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及《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107]，以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的生态变迁为切入点，探讨了生态变迁与汉唐长安繁荣发展的关系。这是在城市生态环境研究方面较早且有较大影响的重要成果。

程遂营则对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氏著《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108]选取唐宋开封的生态环境作为探讨对象，力求从气候、水文、地形地貌与土壤、植被、城市建设与规划、城市的公共环境等方面，展现当时开封管辖范围内生态环境的整体面貌，进而考察生态环境与开封社会发展的某种内在联系。目前，我国史学界对于古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探讨，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气候、水文、地形与土壤、生物资源。它们包括了未经人类改造过的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自然河流与湖泊、地形与土壤条件，也有经过人类改造的社会环境因素，如人工运河、人工植被等。除了上述四个方面，作者认为，在古代，随着大规模、大范围城墙建设的出现，它的作用已不仅限于安全防卫，也划定了城市的地理空间和居住区域，散布于城内的官署、仓场、军营、行市、宫观、寺庙及一些重要娱乐场所等的位置，也会大大影响城市的环境状况，因而应该成为城市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在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尤其是都城，它的公共环境因子如木材与燃料供应、火灾及其防护、供排水系统、垃圾处理和污水排放、重大疾疫及其防治等，都是与城市居民生存、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内容。作者既考虑自然因素对古代城市生态状况的影响，又对社会与人为因素加以关注。通过探讨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作者强调在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诸因素中，生态环境变化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陈涛从环境史视角对唐宋史学者所熟稔的“马行街无蚊”这则史料进行了重新解读。氏著《论“马行街无蚊”——从环境史角度的诠释》^[109]提出，城市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的最大特点是人口高度集中，马行街作为都城夜市、酒楼极繁盛处，在城市生态系统中，这里人口流、物质流、能流、信息流最大、最集中。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随着人类活动强度和频率的加大，从而盲目加快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改变了城市地区的地形、地貌，造成大气和水体污染、温度和湿度的改变，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使人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失调，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和生态平衡，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压力。“马行街无蚊”，即是从一个侧面对此做出的反映。作者认为，“马行街无蚊”，体现了宋人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即环境意识）；折射出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的繁荣、城市空间的扩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自然环境和人化环境在不断地发生消长变化；实质上反映了人类活动空间的拓展，侵夺、破坏了“蚊”（或其他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而破坏生物的生境是最致命的；警示人们应该科学、正确地处理好社会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和谐发展。

从环境史的视野探讨生态环境与城市社会发展的关系，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开阔我们的研究思路。

中国文献史料中关于各类灾害的记载颇多，然而灾害与生态环境之间往往有着内在联系。在城市环境的研究过程中，近些年，关于城市灾害的研究也逐渐为学者们所关注。

方湖生较早地分析了开封历史上的主要灾害类型及特点，并指出宋代开封处于灾害的群发期。^[110]程遂营专门探讨了唐宋时期开封的气候与自然灾害间的关系，认为唐宋开封的自然灾害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一时期开封的气候状况，但是在从隋唐到北宋初年的400多年时间里，开封基本上维持了温湿的气候特征，只有公元1000年以后的100多年间，开封的气温才开始明显地转向寒冷和干燥。综合而言，唐宋开封的气候还是以温湿为主的。与气候的前后变化相伴随，唐宋开封的水、旱、蝗、风沙等自然灾害也不断出现，但这些灾害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温湿气候的总体特征。^[111]

张全明则重新考察了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提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绝大部分时间表现为继唐代以来我国气候变迁史上第三个温暖期的延续。其转变为第三个寒冷期的时间不是如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承竺可桢所说的北宋前期，而是在北宋后期的徽宗初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前后，开封地区气候突然发生明显变化而进入了新的寒冷期。其间尽管这里的气候在徽宗、钦宗年间曾出现过由温暖期向寒冷期的突变，但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在当时每一段温暖期与另一段寒冷期气候交替变化的周期中，每一个较长时间的气候变化周期内都有若干个气候暖、冷交替变化的短周期，甚至在每一个短的气候暖、冷变化的周期内还有一些特别偏寒冷或偏温暖的年份。^[112](www.xing528.com)

气象灾害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威胁之一，既有其特殊的孕灾环境，又有重大的社会政治影响。程民生《靖康年间开封的异常天气述略》^[113]指出，靖康年间，开封在面临宋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的同时，也经历着宋代以来最复杂恶劣的气象变异。多大风、大雾以及罕见的冬季冰雹，尤其是冰雪严寒，为金兵攻城提供了帮助，但后来极端的寒冷连生长于东北的金兵也难以忍受。作者认为，靖康年间的社会历史巨变，伴随着气象的极端和异常。开封的陷落与北宋的灭亡，当然是政治、军事腐败的结果，但极其恶劣的气象条件起到了助纣为虐的加剧作用。“靖康之难”不仅是政治灾难，也是气象灾难。氏著《北宋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影响》^[114]提出，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使宋人对开封气象极为敏感，开封气象已然从关乎本地的自然问题，上升为事关国家大计方针的大问题。突出表现在迫使皇帝广开言路、自省悔过，改换年号及改变政局、调整政府人事，改善民生及赦免囚犯等。作者强调，开封气象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牵动着全国的敏感神经，也牵动着北宋的历史变化。氏著《北宋开封气象灾害的政府应对》揭示了北宋中央政府对开封气象灾害的应对举措。作者认为，北宋政府在开封气象灾害面前，既无临危不惧，也无惊慌失措，能够积极应对，采取多种措施控制、减轻和消除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气象灾害虽多有突发紧急特点，但政府应对多数都已法典化，也即有着成熟的应急预案，包括政治应对、政策应对、人事应对、经济应对、人道应对、治安应对、司法应对、人力应对、工程应对等方面，多数情况下都是综合应对。这些应对大多积极有效，从而减轻了灾害的损失，维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稳定了首都的社会秩序和统治者的安全。统治集团勇于承担责任，降低姿态接受批评以缓解民怨，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和谐等，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115]

柴国生则探讨了雪灾对北宋开封城市社会的影响。氏著《北宋开封雪灾与社会应对》^[116]指出，北宋时期都城开封雪灾频仍，数次致人畜大量冻死。其原因是频发的雪灾造成城市生活物资需求激增，但供应受阻，供需平衡被打破，雪灾加剧了较低的交通运输水平造成的城市物资巨大需求与供应能力不足间的常态性矛盾，对居民生活、城市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作者认为，为应对雪灾、保障开封供应，北宋引洛入汴、优化燃料结构、鼓励贩运贸易，以缓解供需矛盾，提升城市供应能力；完善粮食仓储系统、设立燃料常平仓、广植草木，以增加物资储备，增强抵御雪灾能力；采取弥灾、减灾等针对性措施，减轻雪灾影响。这些应对措施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开封及古代都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常态性供需矛盾。靖康年间极端大雪严寒天气及其严重影响，成为加剧宋金战争中开封陷落、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旱灾和水灾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王化昆统计了唐代洛阳的水灾情况，并总结了洛阳水灾特点及政府的防治措施。^[117]殷淑燕等通过对历史时期关中平原旱灾、水灾发生频率的统计与分析，揭示了水旱灾害与城市发展的联系。作者提出，水旱灾害的发生一方面与关中平原气候变化、中心城市的建设发展与衰落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与人口数量的增长密切相关。其根本原因在于城市建设和人口增加，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消耗大幅度增长，对城市周边山地和丘陵地区环境的压力剧增，造成环境的迅速恶化，导致平原地区水旱灾害频繁发生。^[118]此外，殷淑燕等通过对唐代长安、洛阳水旱灾害发生频率的统计，进而从气候因素、地理位置及地形水系、都城建设等方面作了对比研究。作者认为，从气候方面来看，唐代长安和洛阳都表现出水灾发生频率中间多、两头少；旱灾发生频率两头多、中间少的特征。说明唐代中期气候更为湿润，唐前期与后期气候则相对偏干。从地理位置与地形、水系的关系方面来看，正是地理位置及地形与水系特点，导致了唐代长安地区的水旱灾害以旱灾为主，而洛阳地区以水灾为主。在气候较为湿润的唐代，洛阳比长安更易受到洪水的侵袭，且水灾危害程度远超过长安地区。此外，都城建设也与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有一定关系。大量的宫殿建设及人口增长，导致生态环境恶化，使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增大。因此，从整个唐代发生的水旱灾害总量来看，长安地区的灾害频率比洛阳地区要高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代都城建设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119]

张剑光考察了唐五代江南城市灾害的特点、原因及影响。氏著《唐五代江南的城市灾害与社会应对》^[120]指出，唐五代是江南城市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此间曾经遭到过各种各样灾害的侵袭，水灾、火灾和疫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灾害。城市灾害不断，为害程度严重，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作者认为，随着江南地位的日益重要，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灾害。在整个唐五代的历史上，江南灾害的发生在时间上呈越往后越频繁的特点。固然这些有资料记录上的原因，但城市发展的迅速、经济活动的频繁，与自然灾害成正比关系还是比较明显的。江南城市灾害的多发，除了自然原因外，与江南城市的选址、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员流动性增大、城市建设上的缺陷等因素也有一定关联。唐五代江南城市灾害的发生并不局限于几个大城市，中小城市也会遭受灾害的侵袭，灾害的出现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城市灾害发生后，江南城市进行了积极的救助，在城市建设上也有一定的预防意识和措施。

徐吉军分析了南宋都城临安的火灾及其消防与社会影响等问题。氏著《南宋都城临安的火灾及其消防》认为，南宋都城临安庞大的城市人口、高密度的住居以及竹木类建筑，给城市的安全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城市的消防上。南宋临安历年火灾状况表明，火灾是临安最为严重的城市灾害，而火灾频发的原因不外乎战争、放火、雷击和用火不慎等四类。作者认为，尽管南宋临安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防火救火制度，但是频繁的火灾，仍对杭州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负面影响。^[121]

“灾害产生于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经济系统之中，从根本上而言，灾害就是一种生态经济现象，具有生态经济性质。”^[122]因此，关注城市灾害的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深入探讨城市社会变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