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专业分流研究：系统自治迈向系统共治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题作了报告。如今，“治理”成为教育领域中的重要政策和管理话语。在教育实践中，教育治理带动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教育治理是高校专业分流的改革背景，也是改革方向。

在高校专业分流系统中，自治发生和表现在专业分流系统内部和外部，因此，自治具有相应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自治主要是指在高校专业分流系统内部学生个体的自主自治，即在高校专业分流中，学生个体依据自身兴趣和意愿选择专业。这种自主自治指向学生个体的行动自主性，学生个体根据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追求所设目标，并承担风险与责任。学生个体的自治需要受到来自其能力和所占资源的两方面限制。第二个层面的自治是一种集体行动的自治，表现为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自治，即作为一个高校人才培养子系统的自主自治。高校专业分流系统包括高校、教师、不同学生个体。集体行动虽然包含参与个体之间的利益计算，但这种自利区别于自私，是一种可以通过利他实现的自利。在改革中，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自治关注的是自身系统的完善。

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共治则是一种多元行动主体的合作共治。事实上，高校人才培养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往往需要多个行动主体的合作方能完成。自主自治的行动主体是构成共治系统的基础，各个行动主体在形式上相互独立，在处理事务时便由分散的多中心状态集合成多行动主体构成的网络共同体。同样，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共治也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高校专业分流系统内部，不同学生个体通过集体行动实现专业分流。这个过程难免充满争议与冲突，或者说这一共治本身便是冲突的产生与化解、冲突与共识之间循环递进的过程。第二个层面是指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环节之一的专业分流系统，需要相应的课程系统、高校管理系统、专业建设系统的相互配合以实现改革目标。在治理的多中心状态中，各个行动主体相互独立，自主追求自身利益，但必然受到特定规则的制约，通过相互调适从而实现不同行动主体间相互关系的整合。不同行动主体正是通过这种互动合作达成善治局面。

在治理的语境中，自治与共治联系紧密。自主自治是多元共治的逻辑起点，共治则是自治的逻辑演变[19]。以自治为起点，走向共治，以期达成教育治理的终极目标，即形成高效、公平、自由与有序的教育格局[20]。(www.xing528.com)

依据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理论，高校专业分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除了要在系统内部履行AGIL功能的子系统之间的交换外，它还需要与系统外部环境开展能源和信息的互动交换。一个行动系统是否具有存在并发展下去的可能性，不仅需要其内部子系统发挥AGIL功能，还需要与外界环境进行互动，提供外界环境所需，并从环境中汲取系统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能量与信息。其中，AGIL功能中的适应功能和达鹄功能作为系统对外功能，进行与系统外部环境的交换和互动。对于高校专业分流行动系统而言，系统的目标是与构成它的外部环境的其他系统进行互动，获取生存和发展的可能。这需要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目标与外部环境契合，进而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能量和信息支持。因此，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改革，不仅需要系统内部的协调，还需要与构成其外部影响因素的其他系统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在互动合作中达成高校人才培养目标。

深化高校专业分流改革，需要实现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合作共治，要点如下：其一，吸纳多元主体合作治理高校专业分流系统。教育治理发生在系统内部和外部，在高校专业分流系统的内部，高校、教师和学生都是利益相关者，需要参与高校专业分流的共同管理、合作治理；在高校专业分流系统外部，大类培养系统中的课程和管理子系统、高校专业建设系统构成了影响密切的环境系统，此系统应与高校专业分流系统保持充分的互动，共同促进高校人才培养。其二，高校应担负高校专业分流系统中的元治理职责。尽管我们倡导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但各自的地位与作用是有区别的，其中高校应在多元主体中作为治理的主导角色，担负元治理的职责。这种元治理类似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的角色，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定发展方向和目标，设立规范，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二是对多元主体的不同利益进行协调和整合，维护教育领域中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三是在宏观上统筹，避免治理活动碎片化，解决不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美国，共治模式被视为美国大学的核心图腾[21]。在这种共治模式中，“公共理性”即“价值理性”发挥了价值导向作用。价值理性使得不同利益群体能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对话和探讨。高校便需要发挥这种价值理性的导向作用，凝聚多方主体力量共同治理专业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