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是能方便地从一个不同的方面接触到语言问题，然后再进入其他的文化问题。很久以前，澳门是在中国与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团的后勤基地。所有的传教士活动都以拉丁语言为媒介进行。他们基本上都是和平的促进者，不会导致像鸦片战争或19世纪末的中日冲突那样的大冲突。西班牙的修道士曾经真的抱有在日本与菲律宾的武士协助下用武力征服中国部分沿海地区的计划，但是，基于明显的原因，西班牙王室与澳葡当局都反对这些荒谬的东西，不允许任何西班牙的征服行动发生。总的来说，如果人们看到了诸如美士基打（Vicente Nicolau de Mesquita）的勇敢行为一类的情节，那么，澳门显然没有无用的历史沉淀物。这使得珍贵的拉丁文化的“过去”，能够用许多有利可图的方法进行“开采”。
鉴于许多关于这个专题的西方书籍与文章已经出版，在此，已无必要进一步的评论了。但是，为了澳门以过去为鉴而从中受益，中国为此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同情的态度。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与内地宗教自由问题缠绕在一起的观点。显然，北京的政治家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选择权。事实上，他们可能视拉丁文化为英美影响的替代品。
在过去，当我们回忆起那句“以夷制夷”（rule barbarians with barbarians）的老话时，中国政府的官员们通常试图挑起一群外国人去对付另外一群外国人。人们可以看到，在中世纪王国的当今“国界”里，相同机制仍然被采用。因此，我们的困难将在于如何使中国信服而更靠近一些拉丁阵营。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澳门政府继续执行一种不冒犯政策，与之对照的是前香港当局严峻的政治进程，以及在华盛顿与北京间的诸多问题。这或许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澳门当局圆滑的政治手腕与调和的信息，被在广州的省级政府与在北京的中央政府适当地认可了。(www.xing528.com)
调和的信息或许较少被珠海所接收，因为在过去几年里，珠海经历了一个与澳门争执的过程。这证明了经济合作并不是无条件的，一定程度的竞争存在于环珠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的城镇之间。这个城镇群是比较新的。在较早的日子里，澳门周围没有一个地方曾经比现代珠海在经济上更重要。珠海的案例是一个很特殊而复杂的案例，但是人们肯定能处理。我们将在下面作讨论。
在此，我们必须重返葡英问题和遥远的过去。19世纪初期，德路里海军上将（Admiral Drury）率军队在澳门的土地上登陆，雅廉访（Miguel de Arriaga）便开始了在两方——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其结果已为大众熟知：一枪不发，德路里撤走，葡萄牙人留下。以各种标准来衡量都是小型港口的澳门，成功地打出了极少数它所能打出的王牌。就像大卫智胜歌利亚，这很倒伦敦的胃口。[4]当今在澳门及其周围的政治——经济城镇群，当然已经与19世纪初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1999年回归之后；但是要说服中国通过澳门来提升其与非英语世界的联系，将有点儿像是对雅廉访的外交努力的致敬。中国能够重新考虑澳门在长期发展远景的角色，掂量其在文化领域里合作的利弊。无声的协调存在于雅廉访时代，相信它能重新被唤醒，以延迟一个英国的永久基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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